作者：雨田笠翁

疫情不稳定，不能随意出行，唉，回趟老家的愿望都难实现了。最近，在网上偶然发现一张旧的《巢县城区详图》，不由得一阵惊喜。这虽是张解放前的老地图，细看图上的老街老巷，却和我童年时代（1958年之前）的布局几乎一样。盯着地图看了半晌，那平面的街巷线条渐渐地立体化了起来，街上的老房子在眼前浮现出来了，似乎有人走动了，耳边也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了。这张图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回不去的老家和回不去的童年。我可以凭着这图，足不出户去逛老城了，去追忆童年了！

△巢县老城区图

逛老城，第一站自然要去我家所在的东门外大街（在地图的右下角）。这是城墙外的一条大街。地图绝大部分版面是城墙内的街巷，东门外大街却不容忽略。因为这是当年一条重要的商业街，西起东门城门口，东至河下线。据我判断，这是民国时期形成的一条商业街，街上的居民大约是从农村或外地来巢县做生意的人家。我家祖父是从肥东六家畈老家迁居巢县。从一家姓陈的烟店买下旧宅，改建之后开始开店，时间大约是1921年。我家门牌号码16号，离城门很近。

城市源于商业，城市的“市”意思是做买卖。过去人在城市生存大都靠做生意。东外大街的大多数人家依此营生。在公私合营之前，基本上是个体经营。街道两边大大小小的店铺，林林总总：有关衣食住行的店铺都有，有布店、杂货店、广货店、米店、柴禾店、木炭店、酱坊、糕饼店、旅社、茶馆酒楼、开水炉、油条锅（店）、洗澡堂子、剃头铺子，石灰行、铁匠店、木匠店、弹棉花店。还有中药店、西医门诊所等等。东外大街很长，有些店不止一家，光开水炉就有四五家。此外，街边还有一些小摊子，水果摊，香烟摊。我记得，在李家西医门诊所隔壁还有一个穿（做）牙刷的摊子。

说起牙刷，那时很稀罕，大多数人家没有。记得邻居家大人早晨起来，就用块布裹在食指上，沾点盐，伸进嘴巴，在牙齿上擦一擦、搅一搅。小孩子基本不刷牙。我家条件算好的，牙刷也只是大人有，小孩子不作数。洗脸毛巾也是奢侈品，大多数人家用的是洗脸布，即一块土布。用土布洗脸，布在脸上发滞，抹不动。我家倒是有毛巾，但是做不到每人一条。毛巾高高地挂在木柱的铁钉上，只有父母够得着。冬天很冷，毛巾冻得像棍子，筋硬。每次洗脸都是父亲取下毛巾帮我洗。硬邦邦的毛巾往脸盆的热水里一放，就像融化的雪人一样瘫了下来。父亲拧干毛巾，把我的后背贴在他身上，在我脸上猛地一擦。有时父亲下手重了，把我弄得东倒西歪，脸也擦疼了，他却不知道。不过，洗过之后，脸上红通通的，热乎乎的，很舒服。

五十年代初期穷人多，有饭吃有衣穿就很不错了。生活用具极其简单，像时钟这样的东西，一般人家没有。我家倒是有只挂钟，在墙上挂着，很好看。可这钟是个“老牙货”，每天要上发条，伺候它，走得不准不讲，还经常“罢工”。没有钟的人家，凭经验，看太阳估算煮饭时间。我母亲在店里忙活，总是看钟点做饭。有时候“倚着大鼻子误了事”，钟走慢了，或是停摆了，就误了煮饭时间。幸好，我家斜对门，钟家巷口有一家“花纱布公司”，是公家店，卖时兴的苏联大花布。那店里有一个大钟挂在店堂里。每次我家钟慢了，或是停了，母亲就差我跑腿，去那店里看时间，回家对钟。我那时才四五岁吧，不识钟，但我认得数字，母亲就叫我看长针在几子，短针在几子。看了一段时间，我学会了。回家不再说长针短针的位置，直接报时间。有一次我说是十点，母亲不相信，还要问我长针和短针的位置。我说，长针过了11，短针快到10了。母亲说那也不是十点，长针到了12才能说十点。我说，我从那回来，走路也要化时间啊。母亲一听，夸我讲的在理。

小时候的世界很小，我平时就在家门口玩耍。城里的其他街道最早熟悉的是城河街（在地图的东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城河街很长，但没有一家商店，两边是一些大户人家的高高的院墙，隔了老远才见到一个大门，大都是高门搭子。记得电影院后门的台阶最高，不知道解放前是哪个大户人家。街对面也是一个大户，门很大，是民国风格的双扇门，一直关着。透过门缝，看到里面宽大的院子，院子最东，靠城墙临河边，有一栋带栏杆的漂亮的小楼，人称“小姐楼”。据说这家有个漂亮的小姐，很受父母宠爱，专门给她造了这栋楼。可这小姐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后来竟与相爱之人私奔了，事情大约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此后，“佳人已随郎君去，此地空余小姐楼”。这座楼一直到六十年代还在，成为东边护城河边一道独特的风景。

沿着城河街一直向北走，过了大阳沟，再过天主堂巷口，上个小坡，就到了小东门（地图右上角）。当年我堂姐家住在那里。这堂姐是我家在巢城的近亲，逢年过节都要走动，我总是跟着大人去她家。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堂哥（堂姐的三弟）从芜湖来巢县，先到我家看叔婶（我父母），饭后要去小东门看姐姐，他不认得路。父母那天很忙，没空送他去，我便自报奋勇，带着堂哥去。母亲很惊讶，说我太小，不识路。我把路线描述了一遍，还说堂姐家大门对面是一大片菜园子。母亲听了，放心让我带路去了。

△巢县老照片——天河、文昌阁

这件事对母亲有些触动，她觉得我长大了，该送去读书了。那是1956年，我5岁，还没到上小学的年龄，就去上了幼儿园。幼儿园也在城河街，离电影院后门不远（后来是庐剧团宿舍）。母亲知道我认得路，上学不用她送，也放心。隔壁邻居药店家听说我上幼儿园了，也把大女儿送去，上学好有个伴。我们上学自己走去，放学有老师把我们送到城河街南口（东风路位置）自己回家。那年代虽说有拐子拐小孩，但不敢明目张胆硬抢。我们不傻，不会听信拐子跟着乱跑，家里大人也放心。可是有一天上学，城河街口一个大男孩“野毛山秋”的，拦着我们不让走，还挥拳威胁我们。回家后，告诉了家长。邻家女孩的母亲担心了，不让女儿再去幼儿园，改在家门口上私塾。私塾就在她家对面，在铁匠店的一间屋子里，有个老先生带了几个孩子读《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古书。邻家女孩的母亲问我愿不愿也上私塾，我跑到铁匠店门口张望了一眼，不愿意。那铁匠店黑黢黢的，哪能比得上幼儿园明亮的教室，宽敞的院子，青青的草地？再说，幼儿园小朋友每人还有一个漂亮的白围兜穿着，多神气！

我父母也觉得幼儿园是正规的新式教育，不该上私塾。可是到了上中学，在课本上读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社戏》，文中讲到读私塾的故事，我觉得有点遗憾了，要是当年去读私塾，说不定也能学到点儿“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打点古文的底子。

幼儿园入学考试，老师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家住在很么地方？门牌号码？”就这么简单。上课就是听老师讲故事、学唱歌，在院子里做游戏，没有认字、写字、做算术、背古诗一类的教学，但数数是教的，也像唱歌一样，跟着老师数，习惯成自然。我很快就能从一数到一百了。对于礼貌、个人卫生、安全教育很重视。老师经常叮嘱学生要做个好孩子。

幼儿园老师很和蔼，我记得当年的校长叫葛兰英。她是高启沃教授的夫人，高老师当年在巢县高中任教。葛校长风琴弹得好，教我们唱过好多歌。后来高老师调到合肥当大学教授了，葛校长大概也一同调走了。过了十几年，1967年，有次我陪同学去合肥找他姐姐，没想到竟找到了葛校长的家，她一眼就认出了我，高兴地拉着我进了屋，还说起我小时候在幼儿园的事。葛校长如果还在世，也该100多岁了。

在幼儿园的第二年，学校搬到北大街（天主堂巷北边），校长换成李佐贞老师，我的幼儿园毕业证书上的校长名就盖的“李佐贞”的印章。当年的李校长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很适合这个校长的职位。李校长今年已经95岁高龄，身体仍然不错，这可能与她当年在幼儿园付出的爱心有关吧。

60多年前的葛校长是什么模样？我已经记不清了。今年四月，我偶然得到一张她和幼儿园孩子们在一起的合影，喜出望外。这张68年前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幼儿园当年的美好景象。照片中的葛校长蹲在一群孩子身边，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脸上充满慈爱。这群孩子身穿海军服，展现了那个年代孩子的天真烂漫。他们是巢县幼儿园首届毕业生。照片的提供者正是那个小女孩，她是李佐贞老师的大女儿陶珊珊。据说，这张照片是她们舞蹈表演之后留下的。

1958年夏天我从幼儿园毕业，秋季该上小学了，我的童年时代就此结束。

2021年11月28日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