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至1935年9月，中央特科以其独特方式，在血雨腥风、纸醉金迷的上海，潜伏了八年，奋斗了八年。八年潜伏，八年奋斗，凝聚了多少智慧、果敢、英勇、坚毅。

——叶孝慎

1925年国共合作开始出现摩擦，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然而中国共产党此时只能雾里看花，掌握不到任何信息。

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意识到，建立一套自己的情侦保卫系统势在必行。

9月周恩来从工人纠察队里抽调了一批靠谱的同志送往苏联远东接受培训，其中就包括陈赓。

以上过程都处于构思和准备阶段。

中共在建党之初没有建立起自身的武装组织，也没有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暗杀破坏的机构；

结果在1927年4·12政变爆发时，中共损失惨重；痛定思痛，5月周恩来在军事部设立“特务工作处”，这是近代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集情侦和保卫的机构；

3个月后其成效就让人刮目相看，同年7月

15日武汉国民党宣布“清党”的时候，收到情报的武昌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早就做好了隐藏，中央机关也迁往了汉口的法租界，让国民党有力无处使，影响甚微；

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血雨腥风、秋风悲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

第二次从武汉迁回上海时，此刻的上海已是军警宪特、租界巡捕、帮会势力和地痞流氓云集，地下斗争日益激烈。

作为对应和防范于未然，1927年11月，周恩来筹建并领导了党历史上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此后中央特科在短短八年时间，创下了十个“第一”：

中央特科组建了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秘密工作小组，就是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编制了第一份密电码“豪密”（由周恩来亲自编制，以周恩来党内化名“伍豪”命名，“豪密”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简单好记，却难以破译）；

发展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开辟了第一条地下交通线；

研制了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设置了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中央文库）；

第一次公开镇压大叛徒；

1928年4月15日上午，在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共中央机关处，英租界巡捕突然而至逮捕了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被捕，而就在一分钟前邓小平刚刚前脚离开；

这是中共中央自武汉迁回上海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随即制订了严密的营救计划：中央特科队员装成出殡的样子，在棺材里暗藏枪支，待囚车经过，便取枪上前，一起开火，拼死救出引渡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罗亦农。

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准确掌握囚车的经过路线及时间，而这恰因为贺治华的干扰而功亏一篑，罗亦农最终壮烈牺牲。

查出内鬼后，李维汉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下令锄奸。陈赓亲率中央特科“红队”冲进了何家兴、贺治华夫妇的藏身之处，当场打得一对狗男女一死一伤，血肉模糊。

第一次协同保卫重要峰会；第一次成功转移中央机关。

1927年至1935年的八年时间，中央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在上海滩寂静战场上硬刚中统和军统，凶险程度丝毫不逊正面战场；

组建特科

1927年秋，周恩来成立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周恩来把中央特科设为四个科，分别是总务、情报、保卫、通讯。

总务科成立于1927年11月，历任科长洪扬生、欧阳钦，主要负责设立机关、营救安抚、善后等工作；通讯科科长为李强，主要是负责无线通讯；

情报科成立于1928年4月，历任科长陈赓、潘汉年、王世英，主要负责在国民党、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等敌对机关内发展内线，获取信息；搜集情报、刺探与反谍等；

保卫科历任科长顾顺章、谭忠余、康生、邝惠安、王世英，主要负责武装保卫、镇压叛徒工作；曾多次实施劫囚等行动，该科也被叫作“红队”、“打狗队”。

其中情报科人才济济，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等；

电讯科科长李强、张沈川等，主要负责与各苏区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更使得红军在战场上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红军反围剿时，无论装备、人员皆逊于国军，能逆转胜，其中固然有军事指挥的决定成分，但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也起到关键作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以说历次反围剿，红军是把国军"扒光了"的情况下打“黑拳”，具体我们后面会讲。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中央特科存在时间是从1927年开始至1935年结束，8年期间，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从未对国民党的领袖官员和特务头子实施过暗杀。

能力不够？

要知道1928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组成3人特别党小组，就已经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统，组成铁三角。

杨登瀛更是潜伏国民党成为中统驻上海最高官员，上海国民党高官的行踪可以说在他们面前是一览无余。

中央特科最震撼的一战，1929年中央特科在上海霞飞路国民党大员范争波公馆前，在对方严密保卫的情况下击毙出卖彭湃、杨殷等的叛徒白鑫后，全身而退；

当时完全能够把国民党要员范争波一同送往西天，但特科队员并没有这么做，只打成重伤。

真正原因是周恩来明令禁止！

在创办中央特科之初，周恩来就亲自制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的原则。"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办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后来又颁布了三条禁令，第一是不许搞绑票之类的；第二是不许乱打没有什么危害的叛徒；第三是不搞暗杀活动。

中央特科对于叛徒，如果这人在叛变之后出卖组织并招来巨大灾难，那必须要除掉；如果这人叛变招供了，但对组织没什么实际的危害，就不用杀他。

周恩来之所以下死命令禁止收买、绑票、暗杀、色诱之类的活动，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操作适得其反，成了“七伤拳”，一练七伤，七者皆伤，先伤己，再伤人；

毕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腐化了自己队伍的人心，后来顾顺章吃喝嫖赌，最终腐化叛敌就是活生生的反面例子。

中央特科成立后，周总理为其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原则。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也优先考虑以合法方式进行保释，万不得已之时再考虑劫狱。

任弼时和关向应在上海被捕因敌人不知晓其真实身份都是以合法方式保释；

1930年秋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抓获，中央特科陈赓通过杨登瀛与兰普逊的关系，将任弼时保释出狱。任弼时前后有两次入狱经历均成功被保释。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自己的寓所被捕，中央特科通过老共产党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专皋出面将关向应保了出来。

至于劫狱，难度就会大很多，因为后期蒋介石是避免夜长梦多，从被抓捕到处决这个时间非常短，留给中央特科行动时间也非常仓促，无法组织有效行动；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后，4月21日就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等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8月30日就在上海龙华被处决；

被捕到枪决前后也就六天，这期间中央特科组织了拦截囚车的行动，因事出仓促，队员手枪无法击发，只能放弃；

那时手枪对特科人员而言都算是奢侈品，特科一开始总共只有四只手枪，锄奸才能用。

1931年4月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顾顺章叛变，随后中央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原四科的工作交给中央。聂荣臻、旷继勋、柯麟等人也参加过中央特科的工作。

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在红军反围剿中

中央特科对国民党持续的潜伏和渗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形成不对称作战，帮助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屡创奇迹；

中央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除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战术运用成功，中央特科功不可没。

在国民党进攻之前，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就已经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这份情报是时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传递出来的。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了敌人“一部半”电台：从国民党军谭道源师缴获了一部15瓦的电台，从张辉瓒部缴获了半部，因发报机被砸坏，只有收报机能够使用，所以称半部；

加上俘获的10名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红军从“一部半电台”起家，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力量。

当时国军认为一穷二白的红军不具备电台，“嚣张至极”地用明码发报，结果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国军几乎是"裸奔"面对红军，处处被掣肘，被揍得找不到北；红军连打五个胜仗，酣畅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发现红军有了电台，开始编制密码。红军利用缴获的密码本和中央特科传递回来的消息进行对照、破译，再一次成功把国军“扒光”的底裤不剩，结果不用多说了。

第四次围剿，中央特科战士、谍界女杰李云（原名：祝修贞）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官——惠东升；

通过惠东升获取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后，她连夜用药水将情报抄在一本线装的古籍书背后，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和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放在一条棉被絮里，交给一位同样潜伏在河南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文书的老傅同志，急送到了上海的党组织手中……

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亲自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制定了《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

参加会议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获得了全部资料，莫雄深知事关重大，一旦泄露必死无疑，依然义无反顾地让在他司令部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项与年把计划交给中共中央。

要知道莫雄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位居国民党高官，因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倒向共产党。对此，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啊。

项与年看完这批文件，事关重大，立即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起程。

为了安全，他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冒充乞丐，历尽艰辛，从德安跑到瑞金的红军司令部，把计划交给了周恩来。

中共中央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最终跳出了包围圈，保留了有生力量。

1935年，各部红军在陕甘宁会师，以延安为中心，此刻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因受到破坏而撤离转移；

自此中央特科也撤出上海，在中国革命党历史使命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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