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7年前的河北“陈国清案”，是中国最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2021年3月3日，该案四名被告人之一、终审被判死缓的何国强，经过七次减刑，在失去自由27年之后，终于出狱。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另外三名被告也将陆续出狱。因被告在服刑期间不间断地申诉，此案很可能已超过陈满案（陈满狱中申诉23年，已于2016年无罪释放），打破近年媒体报道的“服刑犯申诉喊冤时间最长”的纪录。

从1994年案发（与聂树斌案几乎同时），到2004年终审，承德中院曾四次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判处被告人死刑，但河北省高院三次驳回。最后一次，河北高院直接改判，作出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让四个人活命至今。终审后，四名被告人仍持续喊冤申诉。

“陈国清案”曾被媒体广泛报道，成为中国法学界研究刑事疑案的一个样本。而与此对应的，是在27年时间里，四个被彻底改变了命运的青年，以及他们身后的家庭。

早晨8点50分，监狱的大铁门打开了一道小缝。48岁的何国强身着黑衣黑帽，戴着黑口罩，被工作人员从门缝里推了出来。

门外，何的母亲付玉茹第一个反应过来，直直地扑倒在儿子身上，情绪瞬间失控，大哭着喊：“冤了27年，我的儿啊，终于熬到天亮了”。一旁的亲友围上来，欲将母子二人拉开。付玉茹哭昏了过去。

这是2021年3月3日，承德市的河北省第五监狱门口。从21岁到47岁，在失去自由近27年之后，曾经轰动全国、由河北省高院四次撤销死刑判决的“承德陈国清案”的当事人之一何国强，于当日刑满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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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强从狱中出来，母亲紧紧抱住他痛哭。视频由作者拍摄

1994年，家住承德市庄头营村的何国强刚21岁。这一年夏天，承德接连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警方侦查三个月无果。同年11月2日，办案人员发现，庄头营村的村民陈国清“近来情绪反常、郁闷不乐，经常跑至无人处偷偷抹眼泪”，遂对其做“思想工作”，陈国清“先后供出本村的十多个青年”，最终，何国强以及同村另两名青年被指控为陈国清同伙，抢劫杀害了两名出租车司机。

当年从快了结的这桩刑案，在之后却遭遇了巨大波折：四名被告始终拒不认罪，坚持不懈喊冤；历经十年的法院审理，四上四下，承德中院四次判决死刑，均被河北高院以证据不足等理由发回重审。

一直到2004年，河北高院直接改判：三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死缓、一人（朱彦强）无期徒刑。这个“留有余地的判决”，终于让四人都活了下来。

在中国法学界，“陈国清案”因证据模糊、集体翻供、疑似真凶线索出现等问题，被视为经典疑案，在法律界和媒体圈激起广泛而持续的讨论。

而在被告人及家属马拉松式的漫长申诉中，四个青年，如今都已步入了中老年。3月3日，经过七次减刑后，被判处死缓的何国强，成为四人中最先获得自由的人。

在这个寒冷的早春，走出监狱，他抱紧母亲，泪流不断。全现在目击了何国强出狱回家的整个过程，“我没干这事儿，‘替罪羊’一当就是27年。人生能有几个27年？”这是他从出狱的第一刻起，就反复说的一句话。

27年牢狱回家 “变得像七八岁的小孩”

出生于1973年的何国强，身高170公分左右，浓眉，高鼻梁，或许是多年监狱生活的习惯，总是站得笔直。除了脑袋中间锃亮已长不出头发外，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当亲友们围上来说“还是原来那样”时，何国强抹抹泪，摆着手：“进去时我20岁出头，现在都成小老头了。”

为“去除晦气”，他出狱头一件事，是由家人带着直奔澡堂子洗澡。在澡堂里，妹夫看到他刻在手臂上的刺青：“1994.11.17”。何国强说，这是他1996年在看守所里，用钉书针扎出来的，1994年11月17日，是他失去自由的那天。

回家的车慢慢开着，前几天刚下过的雪还星星点点积在路的两旁。何国强愣愣地打量着眼前的城市街道，阔别二十多年，几乎没有一处能认出来。高楼、高铁、高架桥，这些年只在电视节目和想象里出现的影像，一下子全都扑面而来，令他恍惚。他好奇地向旁人问这问那，妹妹何国军开玩笑说，哥哥现在就像个七八岁的孩子。

何国强在回家的车上 摄影：朱玲玉

他的家乡——承德大石庙镇庄头营村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整村拆迁了，山头推平，矗立起大片新楼盘，紧挨着新建的高铁站。一路上，何国强试图寻找一座老铁路桥——他的记忆里，穿过那座铁路桥的桥洞，就是庄头营村，那是一条被两排绵延大山夹着的山沟，老家就长在沟里。

他年轻时最惬意的时光，是和发小朱彦强一起坐在沟口这座铁路桥下喝啤酒。朱彦强，后来也成为判决书上的“同案犯”，至今仍在狱里。

铁路桥寻不见了。村里老房也拆了，何国强70岁的父母如今住在一座山上的临时板房里，帮助亲戚看守工地库房。何国强回来这天，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宴席设了四桌。席间，亲友们大多喜气洋洋，绕开过去不提，只是使劲握住何国强的手，重复着说：“强，回来了就好。没事了。”

来的很多亲戚，何国强都叫不上来名字。当年刚会跑的小孩，转眼都已生儿育女，变成了中年人。何国强看着他们，觉得自己错过了整整一代人。“如果生孩子早的话，我这年纪，是不是也该当爷爷了？”他说。何国强有两个妹妹，出事那年都只有十几岁。后来，小妹远嫁外省，大妹一直在本地工作生活。时过境迁，现在大妹生了三个孩子，儿子已经准备上大学，小女儿也六岁。初次见面，六岁的外甥女害羞而警惕地盯着眼前的这个光头男人。旁人一再指着“叫大舅啊”，她没叫出口。

何家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何父何母早在一个月前就杀鸡宰羊，全是儿子爱吃的，切好炖好，码在仓库里。

何国强刚回到家中，被亲戚包围着。摄影：朱玲玉

疫情以来，监狱不让探视，等待的日子更显波折。付玉茹说，这一天盼了又盼，算了又算，一开始儿子搞错了，算成一月底，本以为能一起过春节，落了空。后来，村里司法所通知又弄错一次，以为是3月1日。一家人去了监狱门口接人，又扑了一次空。3月2日，儿子真回来的前一晚，付玉茹最紧张。她吃了好几颗“睡觉药”都难睡着，好不容易眯着，在梦里又和法官打架打醒了。她坐起来，往窗外看，发现天还是没亮。黑夜太漫长了。

父亲：“早知道有去无回，我怎么能亲手给他塞进去呢？”

迎接儿子的饭桌上，一贯沉默寡言的何占一喝了不少酒。他说，这些年来，他几乎每天喝酒，味道一直都是苦的、涩的，今天终于尝到了甜，高兴。饭后，送走亲朋好友，何占一若有所思地坐了许久，突然站起身，拍了拍何国强的肩膀，流着泪攥住他的手：“老爸对不起你，给你送进去。待了27年！”

话音未落，父子俩都红了眼。何国强仰起头、皱着眉，断断续续地说：“哎呀，老爸。我命硬，没事儿……你别说了。”

何占一攥住儿子的手哭着向他道歉。图片由作者拍摄

27年前，儿子是何占一亲自送去公安局的。何占一一直忘不掉——那天早上8点多，他和儿子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去承德市双桥区公安局。回来时，只剩他一人两车，“一手骑一辆，一手扶一辆”。“早知道有去无回，我怎么能亲手给他塞进去呢？”

何国强回忆，那一年他先后“进去了”两次。第一次是十月底的一天，他去村里小卖部买烟，被几个便衣警察带走了。在大石庙镇派出所里，他被铐起来，踢了几脚，挨了几个耳光。警察问他认不认识同村的陈国清，怀疑他们合伙盗窃了村里的小卖部。何国强当即否认。夜色深后，趁着手铐没锁紧，他偷偷跑回了家。

何国强告诉父母，自己没有犯事，却在派出所挨了顿揍。何占一信儿子，找来钢锯帮他把手铐锯断，然后把他送去了辽宁朝阳的亲戚家避风头。十几天后，见事情似乎过去了，何国强返回村里，住在姑姑家。没几天，又有警察找到何占一要人，父子俩猜，大概是因为带走了铐子，摊上事儿了。

何占一说，当时他被告知带儿子来公安局，赔了铐子钱，按个指纹就行。于是有了何占一亲自送儿子去公安局的场景。那一天，就是儿子失去自由的1994年11月17日。

何国强手臂上刻着的字。图片由作者拍摄

付玉茹记得，儿子走的那会儿天气已经冷了，当时他穿着西装大衣和小皮靴，是一身体面的打扮。后来她从判决书中读到——何国强被认定制造了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的两起出租车抢劫案，第一次是伙同陈国清，第二次还加上了杨士亮和朱彦强。两起案子中的司机都是被刀刺身亡，被抢走的财物分别为“三百多元、BP机等”和“四百多元、BP机等”。

何家夫妇觉得不可能。付玉茹说，九十年代初，何家在村里还算富裕，何国强的爷爷在外做厨师，他们夫妇种大棚卖菜，整体收入不错，是村里最早一波买上电视机的家庭。

何国强出生于1973年，大他一岁的哥哥出生后不幸夭折，他上了哥哥1972年的户口。作为家中独子，备受宠爱。1994年，21岁的何国强正在承德市里做木匠，每个月赚三四百块钱。家中刚盖好几间房准备给他娶妻。何占一和妻子坚信，儿子“绝不会为了几百块钱杀人”。

案发后，何家夫妇曾处找人问，努力寻找案发时儿子的生活轨迹，越发确信儿子没有作案时间：第一次在帮家里卖菜。第二次是在朋友家打麻将。为了还儿子清白，何占一说，他亲自去请相关村民出面为儿子作证。

但后来，何占一的名字也出现在了该案二审及之后的所有起诉和判决书里。他被认定犯了“包庇罪”。

何占一提起当年送走儿子的细节，眼里含着泪。图片由作者拍摄

案件几次开审，何占一也站在被告席上，先后被判了两年和一年有期徒刑。他不服，和儿子一样次次上诉。不过，据何占一回忆，他每次都是开庭前进看守所，开庭后几个月就被取保，从没真正服过刑。如今，提到二十多年前在看守所的细节，何占一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他说，和儿子比起来，自己哪谈得上受过罪？

多年来，何占一不喝酒就睡不着觉。他很少去探监，自责，愧疚，觉得没脸见儿子。他后来才知道，村里当时有很多青年被传唤去公安局，有一家姓杨的父亲为了保护儿子，拒不配合，把儿子藏进了水缸里。何占一觉得是自己把儿子害了。他总是忍不住去假设：如果时光倒流，那天再重来一次，命运会不一样吗？

当庭验伤时 母亲的心“像针扎一样疼”

回家的头两天，何国强吃不下饭，掉了2公斤，晚上头疼，整夜没法睡。第三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去医院做全身体检。付玉茹特地嘱咐，要加上脑部CT和肌肉检查等项目。

1996年该案在承德中院一审时，付玉茹在庭审现场目睹了儿子和其他三个被告集体翻供，称此前的认罪系刑讯逼供下的屈打成招。2003年，她也旁听了该案的终审，河北省高院的法官同意为四名被告当庭验伤。她回忆，当时远远看到儿子脱掉衣服指自己的伤，虽然看不清，但“心像针扎一样疼”。

儿子回家前，付玉茹在准备他爱吃的食物。图片由作者拍摄

出狱后的何国强回忆说，他被转去滦平县派出所之前，曾在一辆警车里见到了陈国清，两人被单独关在了一起。当时，陈国清问，“你咬谁了？要不你把BP机的事情扛了吧？”何国强想，自己大概是“被陈国清咬进来的”。

在何国强、陈国清等人的上诉书中，均提到自己曾经受过刑罚。3月4日，在山上的家中，何国强第一次回忆了当年被审理和审判的过程。他伸出双手，指着大拇指上若隐若现的白色斑点，称这就是当时留下的印记。

2004年4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对此案的报道《律师：“刀下留人”案定性模糊 疑点达20多处》中，就曾写道，“在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当中，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占据了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每当庭审期间，陈国清等人都会翻供，否认自己实施了抢劫杀人行为，并称警方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报道还称，据陈国清的一份上诉材料，“（11月3日下午）我转押到平泉县看守所……当我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七手八脚把我捆上了，用大背剑、塞瓶子、蹲马步等手段又逼我承认7月30日抢劫的事。”不过，警方对陈所叙述的问题予以了坚决否认。承德公安机关出具了多份办案说明，证明自己在审案期间没有实施刑讯逼供。

到2016年，媒体仍不断报道此案的“刑讯逼供”疑点。当年6月29日财新网《河北高院建议承德陈国清案被告家属向最高法申诉》报道称，此案申诉律师之一、山东天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袭祥栋介绍被告遭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

袭祥栋还介绍，辩护人走访时曾获取大量证人证言，证实四人根本没有作案时间，但连同陈国清的书证考勤表、朱彦强的输液病历单等，均未被法院采信。事实上，河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也最终没有认可四名被告关于刑讯逼供的控诉。

2021年3月，出狱后的何国强，向全现在展示了二十多年前留在身上的伤痕。年岁久远，疤已经淡了。其中大腿内外较为明显的几块棕色印记，也已很难印证他诉说的血肉横飞的细节。2004年庭审时，四被告集体展示伤口时，公诉机关称，这极有可能是蚊虫叮咬留下的痕迹。

何国强在家中观看当年“陈国清案”的新闻报道。图片由作者拍摄

“女法官回了一句：你好好活着吧”

何国强说，收到一审判决后，他的脑子“轰”的一下，懵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盯着低矮的天花板流眼泪，问自己：我才23岁，这辈子就这么结束了吗？

他和其他三人都选择向河北省高院提起上诉。

何国强记得，一审判决后不久，河北省高院一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法官来看守所一个个提审，找他们核实案情。当着这名法官，何国强把事实经过原原本本地陈述了一遍。听完后，女法官看着他，回了一句：你好好活着吧。

这句话让他看到了一丝光。他细细揣摩，暗自鼓励自己：还没到尽头，还有转机。

1996年10月6日，河北省高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楚”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承德中院重审。

该案的辩护律师吕宝祥曾在案卷中找到一份河北高院当时写给承德中院的《发还提纲》。“提纲”点明，要承德中院进一步查证“被告称无作案时间“、以及“刑讯逼供指控是否属实”等五个问题。

那一年，一则关于该案的“疑似真凶”线索也曾让何国强等人振奋——一名因盗窃获罪的在押嫌犯刘成金举报称， 劫杀出租车司机的“真凶”另有他人。二审前，何国强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觉得光似乎越来越亮了。

然而，1997年8月，承德中院将何国强等四人再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98年2月，河北省高院再次将该案发回重审。10月，承德中院第三次判决，依然是四人死刑，立即执行。12月，河北省高院第三次将该案发回重审。

河北省高院三次打回重审时都曾附上《发还提纲》，并先后明确点出还有“赃物下落”、“被告人供述问题”、“在押犯刘成金揭发的疑似作案凶手”等15个问题需要查证。最后一次的“提纲”，末尾提到：“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地判处”。

当年的何国强人在看守所里，对两级法院间的来回和各种被争论的证据细节一无所知。

再回忆起那几年，他只记得，每一次开庭时他们都翻供，紧接着，就是漫长而忐忑地等待宣判，等来的是一张又一张的死刑判决。申诉，开庭，死刑，再申诉，再开庭，再死刑，“希望，绝望，希望，绝望……”如此往复，像掉进了一个圈里，爬不出来。

2000年10月，承德中院第四次以抢劫罪判处陈国清、杨士亮死刑立即执行，但何国强的立即执行死刑被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朱彦强改为无期徒刑。四人依然不服，继续向河北高院上诉。

2003年7月，河北省高院直接公开审理该案，舆论影响空前。开庭期间，一家媒体的记者隔着车窗，拍到一张被押解时何国强回头张望的人物肖像。照片里，何国强的眼神空洞而绝望，后来登上了媒体报道的封面。

付玉茹始终珍藏着2003年记者在法庭外拍下的儿子的照片。图片由作者拍摄

法庭上，律师的辩论十分犀利，四名被告和家属们觉得，案子能翻了。但当2004年3月，何国强等来的终审判决破碎了他最后的幻想：陈国清、杨士亮二人原死刑立即执行判决被撤销，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何国强依然是死缓，朱彦强则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判决。

十年的拉锯式审判告一段落。不过，四名被告暂时都留住了性命，这被当时的媒体报道为一次“从轻发落”的判决。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永生曾经多次撰文，认为此案如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否则，就宣告无罪，而不是给出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作为法学教师，他也曾感叹，自己当学生时，老师在讲这个案例。如今他教授法学，还在给学生讲这个案例。

终审判决生效后，2004年，何国强等四人离开了被超期羁押近10年的看守所，被送进了河北省第五监狱。看守所不允许除律师之外的人探视。而入监，意味着终于可以和家人会见了。

阔别近十年后，何国强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和母亲。隔着监狱玻璃，他哭到喘不过气，告诉父母自己“冤枉”。母亲付玉茹也哭成了泪人，叮嘱他“儿子你要好好活着，我们继续申诉。”

高墙外 奔波申诉的四个家庭

出狱后，何国强第一次看到了曾报道他们案子的连篇的新闻。看的时候，他总是眉头紧锁，表情凝重，只有当几家父母出现在镜头里、撕心裂肺地为孩子喊冤时，他才悄悄抹眼泪。

父母是他的软肋。回家后，他当着亲友的面给父母磕头，感谢他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知道，这些年，自己困在高墙里，高墙外的父母一刻也没停。

案发时，付玉茹43岁，在四家父母里最年轻。早些年跑申诉的合影里，她留着黑色的短发，眼神犀利。今年，她70岁了，记忆力极速衰减。总是记不起家里的菜搁在哪，但提起儿子案子里的诸多细节，具体到哪年哪月哪日哪个人，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付玉茹回忆，早先，她和陈国清母亲王秀芹、朱彦强母亲杨淑霞、杨士亮父亲杨万英等人跑上访，后来陈国清和杨士亮的儿子成年，接过了爷爷奶奶的申诉接力棒。他们相信人多力量大，四家人每次都是一起去，一起回，长年奔走于石家庄、北京等地，到处申诉、找律师。希望的灯屡屡亮起又次次熄灭。1999年，四家人在北京找到了京都事务所律师吕宝祥，吕律师接手，将该案告诉了媒体的朋友。2000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以《三次死刑三次刀下留人》长篇详细报道了此案，激起巨大反响，国内的多家重要媒体也随之跟进。

陈国清母亲王秀芹还在等待儿子归来。摄影：朱玲玉

四次审理和终审都没有赢回清白。2016年，河北高院派员以口头通知的形式再一次宣布了驳回申诉的决定，并建议他们向最高法院申诉或向河北省检察院申请抗诉。

“告状太难了”，付玉茹说，那些年往返的火车票垒成了小山，日子过得比乞讨要饭更狼狈：她总是找亲戚凑钱上北京。为了节省开支，她在北京捡过垃圾、睡过公园、一个馒头就能顶一整天。很多时候没有具体的目的地，感觉哪里能告就往哪跑，一坐就是一天。

何国强的妹妹何国军也记得，哥哥出事后，爷爷没几年就气死了，父亲总是喝酒，母亲则把所有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了告状上。她和妹妹上学的钱总是靠借，有几次母亲临走前还来找她筹路费。

每次去监狱会见，儿子第一句话总会问案子的进展。付玉茹觉得，心里总有一股气在撑着。她记得，十几年前，见过很多喊冤的人，有一个女人听完她家的故事，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你家儿子已经算幸运，至少还活着，我们家儿子都没了，还要告，要争个理。

为了说理，付玉茹常年申诉。有时候会被人接待、收下材料，有时候则被拒绝甚至赶走，她总是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横冲直撞，屡屡失控。有一次她被保安拽住，大喊，结果心脏病发、晕倒在地上，被送进了医院。

2017年，听说在网上发文章效果好，付玉茹还学着开过微博。她和朱彦强的母亲杨淑霞，一人一个账号，分别起名“承德特大冤案”和“承德特大冤案朱彦强母亲”。微博头像上，她穿着写着“冤”字的衣服，直直地站着。

付玉茹展示她的微博，内容都是为儿子申诉的文字、视频与图片。图片由作者拍摄

2016年，她和其他三家家属专程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举办的蓟门决策论坛“陈国清案专题研讨会”。长期关注此案的知名法学界专家陈永生、易延友、徐昕等律师和各路媒体记者悉数到场，表达了对此案的极大关切和期待。

讨论持续了很久，付玉茹很多都听不懂。这些年来，代理的律师换了一波又一波，包括田文昌等国内著名律师。她只知道，这么多厉害的人，非亲非故，都在帮儿子说理。

日子久了，四家老人年岁渐高。除了何国强的双亲都还健全外，另外三家都只剩下一个老人。2019年，朱彦强的父亲因终日酗酒患上肝癌去世时，其母亲杨淑霞在微博里说：“现在我有病了，不会写微博了。我很着急，我老伴儿走啦！我着急得病啦！”

后来，付玉茹也“发不动”微博了，“眼睛总是迷迷糊糊，看不清”。她想着，好在儿子也快出来了。但还是觉得愧疚，恨自己没用，“折腾了这么些年。一场空，没有为儿子跑出什么结果”。

见到儿子后的付玉茹，脸上常挂着笑容。图片由作者拍摄

监狱里 那一方狭窄的四方形天空

回家后第四天，何国强去给爷爷上坟，他一边烧纸一边呜咽：爷爷，听说您临走前眼睛都没合上。我出来了，没做这事儿！您安心闭眼吧。

冬天还没走远，山上刮起干燥的风，枯硬的树叶哗哗作响。临走前，他反反复复用脚在灰烬上踩，确认烧纸的火星是否熄灭。他总是有点心慌，刚出来，可不要惹出事儿了。

那一天，他还去探望了朱彦强的母亲杨淑霞。杨淑霞70多岁，老伴去世后，她的头脑、腿脚越发不灵。一见到何国强，她便跌靠在他的胳膊上，哭唤：“强啊，你受苦了，孩子”。何国强和朱彦强同岁，名字里都有个“强”，从小一起“光着屁股玩”，他们的家在沟里深处，前后院。

朱彦强的母亲杨淑霞与何国强见面后，查看何国强的伤口。图片由作者拍摄

陈国清和杨士亮则住在山沟口，何国强说，陈、杨二人稍长几岁，案发前都已经结婚生子，和他们“只能说认识，但是不熟，并不一起玩”。

他的印象里，陈国清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总是闷头干活，话不多。头几年他想不通，为什么陈国清要把自己拉下水，恨他恨得牙痒痒。他觉得，即使是被“打迷糊了乱咬”，也不能原谅。

一次开庭前，何国强和杨士亮、朱彦强有机会说上了话，三人越想越气不过，甚至商量着索性把陈国清从楼上推下去“报仇”。他记得，陈国清当时也听到了，表情蔫蔫的，不敢吭声，也不敢看他们。

多年后，何国强说，对陈国清的那股恨意已经随时间消散，“恨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判决书里，这四人是“同伙”关系，生活中，几家人和父母一路结伴上诉，同病相怜。何国强知道，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命运从1994年起，就被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焦虑无处消解时，何国强靠锻炼身体发泄力气，俯卧撑、仰卧起坐，一百个一百个地做。身体里的力量多起来，硬邦邦的，他才感到安全。

监狱的天空是长条状的四方形，里头的生活比天更狭窄。何国强说，他花了很长时间调整自己，才逐渐适应。为了减刑，他积极改造，在狱里的车间中织过衣服、做过鞋子，是后勤组里的开饭员，还当过小组长。减刑通知书上记录着：服刑期间，何国强受过监狱表扬奖励6次，年度狱级改造积极分子2次，前后总共被减刑过七次。

空闲时候，何国强喜欢看法律的书籍，也爱看狱里播放的反腐电视剧。最让他兴奋的，还是看到一些冤案平反新闻：聂树斌、呼格吉勒图、金哲宏、张玉环……他如数家珍。他总是忍不住想：也快轮到我们了吧？

他关心外界的变化，人缘也不错，爱和新来的狱友聊天问外面的情况，他想知道现在外面的人爱玩些什么、用什么样子的电话、开什么样子的车，害怕今后出去被时代甩开得太远太远。

真的回到外面的世界时，何国强却有些战战兢兢。家人想保护他，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上手扶电梯时，他手和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一个不小心踩空了，身边的妹妹紧紧拽住他；体检医生叫到他的名字，门外的他突然立定站好，大声应了一句“到！”然后笔直走了进去……后来反应过来，不好意思地挠头笑。

一旁的家人感到心疼：这么些年，监狱的日子化作了一种身体记忆，刻在了他的骨子里。

何国强回家后和父母、亲戚吃饭，他端起酒杯感谢大家。图片由作者拍摄

在服刑的最后两年 意外地收获爱情

2019年的一天，离刑满的日子只剩两年时，何国强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

信的主人是一个承德女人，她自述在网上了解到这一承德特大冤案，看到了新闻里何国强的照片。她说，相信他们四个是冤的，希望案子能早日昭雪。

女人名叫吴丽美，那一年37岁。她几年前离婚，儿子判给了男方，一直单身。她告诉全现在，是新闻里的描述和照片点燃了她的兴趣。碰巧，她的高中同学犯事后也进了监狱，与何国强一个监区，她找机会与同学联系，问起此案，对方告诉他“是冤的”，而且何国强“人还不赖”。

吴丽美和何国强开始通信。后来，吴丽美频繁去监狱探视，还参加了一次监狱组织的帮教活动。二人生出情愫。何国强觉得，自己的生活从无色无味的白开水里生长出了不一样的东西，多出了新的盼头。他既感动又觉得不可思议：是出去的时间越来越近，命运开始垂怜我了？

吴丽美回忆，即使只是会见和电话，也感受到了何国强的温和、幽默和体贴。很快，她决定等何国强出狱后就嫁给他。

一开始，这个想法遭到了吴家父母的坚决反对，父亲把洗脸盆怒摔在她身上：“老吴家世世代代没有过嫁这样人（犯人）的”。吴丽美打开报道此案的新闻页面据理力争：你看嘛，这都说了是冤的嘛。付玉茹也一度不同意，担心这个陌生女人动机不纯。儿子在里头那么久，什么都不懂，会不会上当受骗？另一方面，何家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十年前拆迁，何家老宅占地面积大，如今还分得了五套回迁房作为补偿。她忍不住猜，她会不会是看上了我们家的房子？

但吴丽美坚持说是因为纯粹的缘分和爱情。为了证明真心，两人都很努力。吴丽美把母亲带到监狱会见，何国强特地给父母寄信劝说。吴丽美还主动按时看望何家父母。双方家长的思想，终于慢慢松动了。

何国强出狱那天，吴丽美跟着回了何家。亲戚们都知道何国强“搞对象”了，纷纷祝福，家里挂起了大红灯笼，连亮三天，祈愿未来红火吉利。付玉茹感慨地说，二十多年了，就连春节都没这么热闹。有人打趣，你们这就像是新婚宴席。吴丽美大笑着说，还期待一个隆重的婚礼呢。

何国强由女友陪着在医院等待体检 摄影：朱玲玉

何占一在一旁看着，笑眯眯地问旁人：你看这姑娘成不？毕竟我们做父母的年岁大了，不能陪他一辈子。但他仍然担心，如果以后有孙子了，父亲是死刑犯的名声会不会一直跟着孩子长大？出狱时，何国强带出来了薄薄的几张纸，其中一张是一个月前寄到他手上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里面通报了由最高检交办河北省检对此案立案复查的结果。通知书短短三页，末尾写着：本案不符合抗诉条件，本院决定不予抗诉。

河北省检察院不予抗诉的决定，如同一座山一样，压在何国强和一家人心上，多少有些冲淡他终于回家的喜悦。

3月6日这天，出狱第四天。何国强坐车去老家附近的山上给爷爷扫墓，又去看望了同案的“发小”朱彦强的妈妈。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几天前的承德刚刚下了一场雪，大片的薄冰漂在滦河的河面上，泛着白光，好些天了，都没有融化。何国强坐在车里，车子沿着发光的滦河蜿蜒而行，旁边是不断后退的高楼大厦。他盯着窗外，恍惚中，不知前路是哪，回家的路也有些迷茫了。

为了迎接儿子，何家亮起了大红灯笼。摄影：朱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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