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8月26日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新法规定，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假药论处，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称，《药品管理法》的修订是社会的进步，更是司法的进步。

新修订的法律：

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假药论处

《我不是药神》海报

据新华社报道，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重新界定了假药、劣药，并对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进行了单独规定。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明确假药包括：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药品；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变质的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过规定范围的药品。劣药包括：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药品；被污染的药品；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擅自添加防腐剂和辅料的药品；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的药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表示，这次对假劣药的范围进行修改，没有再把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列为假药，是回应了老百姓的关切。不过袁杰同时表示，从境外进口药品，必须要经过批准，这是法律所作出的规定，是一个原则。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袁杰表示，这次把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从假药里面拿出来单独规定，不等于降低了处罚力度，而是从严设定了法律责任。同时，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生产、进口、销售假劣药品的，仍然按生产、进口、销售假劣药进行处罚。

“这种行为仍然是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所以这次把假劣药回归到按药品的功效来设计假劣药的内容，违反规定的仍然也要处罚，在法律责任中对违反管理秩序的作了专门的规定。”袁杰说。

据了解，《药品管理法》是我国药品监管的基本法律。现行《药品管理法》于1984年制定，2001年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这是《药品管理法》自1984年颁布以来的第二次系统性、结构性的重大修订，将药品领域改革成果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为公众健康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药神”原型陆勇：

法律的修订是社会的进步，更是司法的进步

陆勇在电影首映式上

翟一平目前被取保候审

8月26日下午，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陆勇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药品管理法》的相关新闻当日上午他已关注。此次《药品管理法》的修订，从法律上对“假药”做了重新认定——以前的“假药”不是按照药效来认定，而是从药品是否经过审批来认定。这样定性，会给普通大众带来理解上的偏差。因为普通大众判断药品的真假，往往看能否治病救人，是否有效果。有效果，就是真药，没效果，就是假药。

陆勇称，正基于此，很多普通群众对司法定义的“假药”难以理解：自己吃的药效果挺好，怎么成了假药？“也正是因为假药定性问题，导致了我的案子和全国其他‘药神’案的发生。结果往往是，公安调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决，群众困惑。”陆勇称，正是由于法定“假药”和大众理解的“假药”定义不同，导致各地出现“我不是药神案”，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陆勇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药品管理法》，将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假药论处，是司法的进步，也是顺应民意的体现。他认为，新法将普通大众对“假药”的理解与司法对“假药”的定义无缝对接，这样修订，类似“我不是药神”的很多案件将不需要刑事立案，不需要司法审判，从而节约了司法资源和司法成本。

陆勇最后说，2015年获释以来，他的病情比较稳定，但每天仍需要坚持吃药。这几年，因为血液病的药物大幅降价，而且很多已经进入医保，患者的负担大大减轻，找他代购的血液病人已经很少。“如果《药品管理法》早修订几年，我的案子也就不会发生，电影《我不是药神》也就不会上映了。”陆勇笑着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药品管理法》是社会的进步，更是司法的进步，他代表周边的患者及家属对此表示感谢。

身患肝病、因代购国外抗癌药被取保候审的江苏南通人翟一平2018年7月被上海警方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刑拘，之后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捕，同年11月底被取保候审，目前仍等待法院消息。2019年8月26日下午，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翟一平称，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药品管理法》的相关新闻及草案全文他都已经看到，并和律师做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按照新法，我的案子够不上刑事案件。”翟一平称，和律师进一步沟通后，他将和法院、检察院沟通，看能否申请检察院撤诉。“毕竟我为病友们购买的是德国上市的正规药品，这一点上海市食药监局有鉴定报告。”翟一平说。

曾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的律师：

修法是善意的回应，修法之后将无“药神”

2018年8月，就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我不是药神》（代购救命药被刑拘甚至判刑）现象，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律师徐昕，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律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生产、销售假药罪”法律规定作出补充和修改以及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审查。

建议信中，两律师指出，将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的进口真药、好药甚至是救命药作为《刑法》上的“假药”定罪处罚，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严重超出一般国民对“假药”文义范围的理解，将本应行政处理或不违法的行为作为刑事犯罪，将误人害人的假药与治病救人的真药同等处罚，甚至轻重颠倒，不利于保障国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建议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作出补充或修改，并对两高关于假药司法解释中，严重不合理部分，提出审查意见。

8月26日，谈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药品管理法》时，徐昕教授指出，《药品管理法》的修改，主要源于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影响，同时这几年不断出现的“药神案”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徐昕介绍，“深圳鹦鹉案”后，他承办了“苏州假药案”，之后和斯伟江律师承办了“上海药神翟一平案”“上海疫苗（孙勇平）案”。2018年，他和斯伟江律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建议修改“生产、销售假药罪”，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药品管理法》修订后，希望有关方面尽快为孙勇平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斯伟江律师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药品管理法》是“善意的回应，修法之后将无‘药神’”。斯伟江称，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对“药神案”的实质性处罚规定在第124条——该条规定了对未经批准生产进口药品的行为，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其中包括没收原料、生产设备，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或者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处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的罚款……

斯伟江说，新修订的法律对“假药”主要通过行政处罚来进行，这符合社会各界对各地“药神案”所提出的建议。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施行后，各地目前在案的类似“药神案”，根据我国《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该予以撤案或改判无罪，改由行政机关依法处理。

斯伟江介绍，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距施行还有几个月时间，据他了解，因为类似“药神案”被羁押的被告人不在少数，根据新法只能是行政处罚，他希望办案机关能迅速变更强制措施，将涉案被告人变更为取保候审，待新法施行之后，案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

斯伟江说，社会在不断改变，法律也需与时俱进。《我不是药神》电影引发的社会问题令人深思。“如同我们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信中提到的，良法才能带来良治，从枪支标准，到野生动物保护，到最近的《药品管理法》的修订，都是社会各界与司法机关互动的良好结果，希望这样的修法越来越多。”

第三方律师：

被取保候审的“药神”，应尽快申请检方撤诉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施行前，类似陆勇、翟一平这类被拘捕甚至被判刑的“药神”能否要求重新审理或申请国家赔偿？广强律师事务所网络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周筱赟认为，根据未修订前的《药品管理法》，在国外合法上市的药物，只要没有经过国内药监部门批准，在国内销售的行为都以“销售假药罪”论处。由于许多抗癌药物在国内批准的过程非常漫长，这一规定对于众多癌症患者，就是生与死的区别。这次《药品管理法》的修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修订一部法律，这是司法和舆论的良性互动。

周筱赟称，刑法对于溯及力，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一般情况下，新法不溯及既往。但是，当新法旧法规定不同时，且新法所处刑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犯罪，就适用新法。也就是说，当被告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颁布之前，那么通常情况下是适用旧法的。但是，如果适用新法对被告人更有利（如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就适用新法。当然，也可能存在相反情况，旧法认为是无罪的或处罚较轻，新法认为是犯罪或处罚较重，则适用旧法。但是，刑法溯及力的适用对象，只能是未决犯，不能适用于已决犯。这是《刑法》第12条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对于新法实施前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件，不会被认定为错案，不会改判无罪，所以也无法申请国家赔偿。

周筱赟指出，判决生效后已经服刑的人员，按照刑法对于溯及力的规定，是无法申请改判的。但是，如果判决尚未生效，应当尽快提起上诉，就可以根据新法改判无罪。对于取保候审的当事人，案件尚未审理，应当尽快要求检察院根据新法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如果是已经一审判决，但判决尚未生效的被告人，则应当尽快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上诉，二审就会根据新法改判无罪。

华商报记者 陈有谋 编辑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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