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律师公会17日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一个月内香港有两个法院分别收到粉末恐吓信件的事件。

这条新闻不禁让乌鸦想起一桩旧事。2019年12月8日，香港反对派挟区议会选举大胜之余威，卷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一众暴徒气焰嚣张，向高级法院投掷燃烧瓶，惹得舆论震动。

当时大律师公会面对如此明目张胆攻击司法机构的举动，却是安静如鸡，别说谴责声明，连句话都没说。

前倨后恭，令人发笑。

当然，如今已经是香港国安法时代，大律师公会在官媒和政府几次敲打之后，也准备绣起红旗，和光同尘。帮法院出出声，是他们必然要做的事，就是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了。

乍一看香港大律师公会这几个字，大家可能真没什么好感，恶心的事情，他们可真是干了太多了。

2019年7月1日暴徒围攻立法会，开启黑暴序幕。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却将黑暴横行归咎为特区政府没有答应暴徒的无理要求，暗示“造反有理”。大律师公会的暧昧态度，加上不少公会成员公开支持黑暴，是导致暴力迅速恶化的一大原因。

当出现“火烧活人”、“飞砖杀人”、疯狂破坏公私财物等暴力事件后，大律师公会继续保持“可耻的沉默”，变相怂恿。

而当建制派对法院的个别离谱判决稍有微词，大律师公会却煞有介事，又是发声明，又是开记者发布会，还派出要职登上电视节目，抨击建制派此举破坏法治，遗患无穷，好似香港法治马上要到世界末日一样。

这双标狗的嘴脸真是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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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师公会如此顽劣，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港英殖民统治时期，英国给香港司法界留下的两项传统，沉疴延续至今：

第一，是大律师与事务律师分离；

第二，是大律师公会对执业大律师拥有很强的约束能力。

先从这第一项传统说起。说了半天大律师，咱现在说说什么叫大律师。英文中大律师是Barrister，也就是辩护律师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要戴假发上法庭打官司的律师，执业十年且表现优异的话，可以申请成为御用大律师，英文原意为“女王（国王）陛下”的资深法律顾问。香港回归后，改称为资深大律师。

而事务律师原文为Solicitor，他们一般为当事人提供法庭诉讼以外的法律服务，例如草拟文件，审核合同之类的工作。

大律师必须是自雇的，须在远离当事人利益下独立运作，相信可为当事人提供更加客观的专业意见，并受“不可拒聘原则”约束，不可无合理原因拒绝委聘。

在香港，事务律师和大律师身份依照英国传统是分离的，拥有其中一种执照则不能从事另一项工作。

其实这么一看，大律师三个字中的这个大字来得并不准确，大律师和事务律师都是律师，只是分工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是，这个大字却又无比的准确和形象，因为对于香港人来说，大律师真的是一种不一样的身份。

大律师在香港被俗称为“大状”，一旦被人这样称呼，立刻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出席各种场合时，大律师们都非常愿意戴上这个头衔，甚至遇到警察亮出大状身份，级别再高的督察警官也会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大状，客客气气地处理问题。

再加上大律师是抛头露面的工种，他们也很容易吸引公众的目光。电视台播放的各种律政大戏，更是加深了民众心目中大状们维护法治的固定印象。

尤其是那条帅气的“不可拒聘原则”，更为大律师戴上了光环。这条原则又叫“出租车原则”，是指只要当事人能够支付报酬，大律师不可以拒绝为当事人辩护。

这条原则来自于1792年的英国，当时著名政治活动家、哲学家托马斯·潘恩的《人权》引发动荡，英国政府便指控潘恩煽动叛乱。这种“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事情，没人敢为潘恩辩护。但托马斯·厄斯金站了出来，在同行提醒他如果他为潘恩辩护，以后他就别想再接到王室的订单时，厄斯金掷地有声地回应：如果允许一位大律师说他不会代表受检控的人出庭，英格兰的自由便土崩瓦解。

在老百姓心中有了这样的形象，香港大状们也就成了“政客预备役”。

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乱港四人帮首恶李柱铭便是大律师，今天的他甚至是香港最为资深的资深大律师。

1960年代中期从英国回港执业，1967年为“六七事件”中的左派人物出庭辩护，受到政治圈瞩目。1980年代初期，他以时任大律师公会主席的身份成为当时各派势力争相延揽的大咖。

总督府自然不敢怠慢，甚至内地也曾将他奉为上宾，他还曾率团访问北京。日后他更是凭借这一资本，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选立法局法律界别议员，开启了政治生涯。

2004年成立的香港公民党，是泛民内部的第二大政团，其中坚成员如前主席余若薇、现任主席梁家杰、创始成员汤家骅、前党魁杨岳桥、党副主席郭荣铿等人，全部是大律师出身。

当然，政府内部也不是没有大状，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特区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务官治港”（AO治港）的传统，大状们以在野之身想要登堂入室，还是泛民这边的道路更为宽广一些。

这里就得提一下香港司法界的第二项传统，大律师公会对执业大律师拥有很强的约束能力。

在香港，你想要成为一名大律师，有学历、学位和专业训练都还不够，必须要加入大律师公会，缴纳会费，成为公会正式会员，才能上法庭打官司。

而只要你成为了一名大状，除非你自己放弃执业资格，不然哪怕你杀人犯罪，终身监禁，只要大律师公会不取消你的资格，其他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无权这么做。

真别觉得夸张，根据法律规定，在香港，若大律师犯刑事案而被定罪，大律师公会将负责研究是否需要将个案交由“大律师纪律审裁组”或“律师纪律审裁组”展开纪律聆讯，再视乎罪行性质、案情等因素，决定是否需作出处分，相关处分包括罚款、暂时吊销执业资格，甚至永久取消执业资格。

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大律师黄桂生曾被法庭裁定以假遗嘱，承办已故甘草演员兼书法家区树湛的遗产，从区树湛的银行户口盗取15400港元，被判监4年半。2019年8月，大律师纪律审裁组裁定，关于黄桂生的两项行为失当的投诉成立。2019年12月12日起，黄桂生的执业资格被正式取消。

“变态大状”马浩辉曾在坪洲偷取胸围，2010年罪成并被法庭罚款。到2013年，大律师纪律审裁组裁定马浩辉行为失当，决定暂时吊销其大律师执业资格，为期30个月。

这两个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律师公会的处理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令人咋舌的是，因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目前正被羁押的前公民党党魁杨岳桥、乱港组织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以及被法院判处有罪的李柱铭、吴霭仪等人，如今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家里缓刑，但他们可都还顶着执业大律师的名号呢，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律师受罚不受罚，甚至是否将他们的个案交到纪律审裁组的权力也在公会高层，如果不交，那么一个坐牢的大律师，依旧是大律师，不受任何惩罚。

大律师与事务律师的职业区隔造成大律师成为蓝血贵族的一员，而大律师的赏罚则全部由大律师公会控制，这自然给了大律师公会巨大的政治权力。

而因为大律师群体普遍委身泛民政团，这些人出则为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社会活动人士；转身上了法庭，回到大律师公会，则恢复大状的身份。就这样，大律师公会与泛民派不分你我，如胶似漆，自然也造成大律师公会在政治上极度倾向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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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两项传统不止让香港大律师公会背离了专业团体应有的中立性，成了政治组织，被港人戏称为“公民党B队”，还对香港法治建设产生了破坏，让市民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法律权益。

第一，因为大律师独立营业，不直接接触当事人，造成很多问题。

聘任大律师需要经过事务律师和律所，等于大律师熟悉案情完全靠资料，不能完全清晰了解当事人的需求。

香港企业家龚如心，早年与其丈夫王德辉携手经营华懋集团，资产超过300亿美元，曾为亚洲女首富、华人世界第一女富豪。

王德辉这辈子有个被绑架的命。1983年4月王德辉与龚如心，如常驾车离开山顶百禄径寓所上班，途中被数名持枪劫匪绑架，勒索1亿美元，王被放入一个大冰箱运回“参窦”，龚则获释返家准备赎款救人。

龚如心依绑匪指示，将1100万美元现金经洗钱手法汇到台湾，但被警方查扣，而在香港的绑匪也全部被捕，王德辉因此获救。

这个案子当时非常轰动，引起了一位名叫钟维政的退休警长注意。钟警长可能一开始是想研究研究案情，但是他越看越兴奋，最终走火入魔，有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他老人家认为，当年歹徒手法高明，因在几处重要环节上失手，才会被捕。钟警长自忖从警多年，反侦察经验丰富，如果由他出马，弥补当年疏忽之处，用同样手法再一次绑架王德辉，就一定能够得手。

想到此处，钟警长说干就干，纠结一批道上朋友，甚至拉上了自己的儿子。1990年，还是4月，王德辉在跑马地马会打完壁球后回家途中，再度被绑架，绑匪不但不怕警方录音、监听，还公然在东方日报、星岛日报上刊登广告，指名要龚如心与他们连络，龚如心两日后接获绑匪勒索10亿美金，第一期款6000万美元。

香港警方在1991至1993年先后拘捕6人，匪徒将2.6亿港元赎金透过地下金融汇往台湾。

当然，台湾地区成了赃款中转地，让台湾警察十分不爽。台“法务部调查局”主动出击，通过线人起获大部分赃款。

但这次王德辉的命就不那么好了，部分在台被捕的疑犯供称，王德辉在1990年4月13日被香港远洋渔船载至公海，自此下落不明。

富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产业属于谁肯定是一笔糊涂账，所以他一日不死，这份产业肯定没法儿开抢。于是香港高等法院1999年大发慈悲，宣布王德辉事实上已经死亡，打响了世纪争产案的发令枪。

比赛双方便是龚如心和王德辉的父亲王廷歆。

在龚如心看来，这份偌大的家业乃是自己与王德辉共同挣下，而两家在上海时便是世交，没必要撕破脸皮。而王廷歆则表示这产业当年开办是他所投资，如今怎么也该有他一份。

两边越说争议越大，最终不出意外打上法庭。

龚如心的律所为此案聘请的大律师，便是李柱铭。

李柱铭当时是立法会议员，又是泛民的象征人物，又是美国在港势力的代表。等于李柱铭这一边要跑香港立法会大放厥词，一边要在游行示威中一显身手，一边要跑到美国当汉奸，一边还要帮富婆打争产官司。

李大状毕竟只是一个人，这么多坏事儿，他是真分身乏术啊。

其实争产官司一方面是证据力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争取法官的认可，以及舆论的支持，在案件中，自然姿态越低的一方，越能博取同情。

可是当时在立法会上，李柱铭议员喷特区政府官员喷得正上瘾，那个言辞激烈，堪称慷慨激昂，要他马上切换说话方式着实有些为难。

于是李柱铭一方面不熟悉案情，一方面没啥太多准备，就把这法庭当成了立法会议事厅。结果他对着王父一方的证人和王父本人一顿狂喷，进行了“冗长而毫无必要的盘问”，将案件审讯的时间拉长到了172天，导致法官极其不爽，甚至在判词当中Diss了一下李大状。

而由于李大状这种嚣张的态度，令委托人龚如心背上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骂名，还在高等法院败诉。最后，龚如心不得不解聘李柱铭，另寻得力律师。果然，等余若海大律师到位之后，案子打上终审法院，龚如心最终胜诉。

类似李大状这样，不熟悉案子就敢上庭胡说八道的大律师在香港不是少数。这无疑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和香港大律师的声誉。

第二，大律师与事务律师分离，会增加市民的负担，进一步有可能造成司法不公。

今年5月，一桩被揭发出的冤案震惊香港舆论界。

2016年10月，时年20的马家健答应为洪姓朋友借出房屋住址收取包裹，虽然他并不知道包裹内有什么。最终，警方发现该包裹内有一公斤重的可卡因，洪姓友人的家中亦被搜出少于10克可卡因，两人双双被检控。

马家健曾在一间拉面店打工，洪姓友人则为其同事，后者的兄长则为该拉面店的老板。在二人被捕后，洪兄向马父提出聘请律师。最终马家健的案件由洪兄聘请的律师代理。

该律师哄骗马家健，如果聘请大律师上庭打官司，耗费巨大，万一败诉还要支付律师费，不如签下认罪协议。与该律师配合的大律师也参与了哄骗。这边厢骗完人，该律师转身便和律政司沟通，换取洪姓友人的撤控。马家健最终被判监23年。

马家健入狱后发觉事情有问题，提出上诉，案件在今年改判，马家健上诉得直无罪释放。

重新审视这桩骇人冤案，可以看出，马家健没有聘请大律师上庭，而是在庭下认罪，就是被聘请大律师的巨额支出吓到了。按理说，一个人不应因为经济能力而不能够保障自己应有的权利，但香港现行的这种制度下，经济能力左右了一桩案件的结果。

聘请律师是一份钱，聘请大律师又是一份钱，在香港，大律师的收费视乎案件复杂程度、所需时间，与大律师本身的资历和经验，而且还分“委聘费”和“延续聘用费”两项，即使便宜的也需要数万甚至数十万，对基层之言，这已经等同天价，更不要说那些动辄收数百万的资深大律师。

不知香港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出不起大律师这份钱而被迫在法庭上吞下了不利于自己的结果，这客观上让香港的法治蒙上了阴影。

其实在国际上，大部分普通法国家或地区，都已经无分大律师（诉讼律师）与律师（事务律师）之别。以美国为例，律师只要通过资格考试，就能在法院提出诉讼或辩护。

至于英国，虽然目前仍会专门划分诉讼律师与事务律师，但在英格兰与威尔士，一名律师可以同时持有两项资格，不如香港一般，大律师与事务律师只能两者择其一，而且转换身份还需要不同时长的执业经验和考试，生生把“大律师”做成了“请不起的样子”。

可以说，律师行业的合并已属普通法地区的普遍趋势。

现在内地群众对香港司法问题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外籍法官”、“黄尸律师”上面，其实他们之所以能翻云覆雨，乃至左右政治，背后没有大律师公会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做不到的。更何况，高度垄断和集权的大律师公会制度，已然对香港法治形成了损害，甚至造成司法不公，香港的普通民众也是受害者。

香港的大律师制度，乃至于整个司法体系，真是应该改一改了。

参考资料：

大公网：大律师“政治公会” 法定权力应予取消

香港01：「大律师」与「律师」不应有高低之分

郑飞飞：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