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岩律师

律师，吃开口饭。所谓开口饭，是说律师靠表达吃饭。表达又分两种——口语和文字。文字表达，是律师的基本功，占半壁江山。律师写的文字，辩护词是常见的一类。一篇合格的辩护词，应该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观点准确，二是表达清楚。做到这两点，辩护词就能合格，得个平均分。至于是否精彩，能否体现文采，则要看律师个人的功底。

一、观点准确

观点，是辩护词的灵魂。律师提出的观点，适用于本案，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这是好辩护词的基础。即便缺少足够的文字表达技巧，仅仅将正确的观点提出来，依据摆出来，它仍然是篇合格的辩护词。对于案件来讲，是观点在起作用，而不是文字修饰在起作用。文章写的花团锦簇，但观点不行，仍然没有意义。

古语讲，文如其人。文章是作者人格的外化，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章，人的思想才是内核。好辩护词的背后一定是好律师。为什么他写的辩护词好呢？因为他执业经验丰富，饱经世事，对事物的客观规律有准确的认识，能一针见血地把正确观点提出来。思想清楚，才能做到观点准确。

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写好辩护词，实际上是如何做一个好律师的问题。平时善于思考，花时间研读法条、判例，多与人讨论，多向人请教，多参加办案实践，功夫是用时间堆积起来的。有思想底蕴，就能找准观点，这样的律师，开口不凡，写辩护词同样不凡，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因为有“厚”和“深”的底蕴在。

“功夫在诗外”，写好辩护词的根子在思想修炼上，而不在文字技巧上，这是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道理。

二、表达清楚

表达清楚是辩护词的一个底线要求。有人说，我肚子里有货，但我表达不出来，茶壶倒饺子，倒不出来。这个还是思想问题。思维、口语表达和文字表达，是三位一体的。如果一个道理，真正想明白了，那无论说出来，还是写出来，是不会变样的。

所谓大道至简，“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真正搞明白一个道理，想透彻了，讲出来，往往就一两句话，一定是简洁有力、清楚明白的。做不到这点，那还是没想明白，这是个思想根源问题。

你写出来的辩护词，别人看不明白，你首先要思考辩护词的这个观点，自己想明白了没有。自己都没整明白，别人一定不会明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自己想明白了，但读者仍然看不懂，这才要想一想自己是否在表达技巧上有所欠缺。

（一）表达原则

表达的基本原则，是以受众为中心。表达清楚不清楚，是受众来评价的。你要演讲，就要考虑听众是谁，要换位思考，站在听众立场上想：如果我是听众，我想听到什么内容？想看到什么演讲形式？写文章，要以读者为中心。读者喜欢什么样的文风？哪个词语拗口，哪个地方逻辑不顺，读者不容易懂？写辩护词，法官是受众。要考虑法官喜欢看什么样的辩护词架构？希望在辩护词中看到什么内容？等等。总之，要以受众为中心来思考问题。

这种换位思考能力，听起来简单，但有不少人不具备。这些人讲话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写文章好像只给自己看。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说在延安的时候，看到墙上有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内容没问题，但写标语的人，把“工”字的第二笔的一竖写成了两个弯，把“人”字右边加了三撇，变成“人彡”。毛主席就说，“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不是想法子让对方明白，而是想法让对方不明白。只想着我把脑子里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写出来就算完成任务，至于受众怎么看，那不是他思考的问题。这样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的。

（二）文风

选用什么样的文风，是为表达清楚服务的。我选的文风只有一种，叫“精粹的口语化”。这种文风亲切、自然，符合大众的接受习惯。

在我国的五四运动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一项重要内容。守旧派们主张，要用文言文写作，认为文言文是书面语，要与口语区别开来。胡适他们就反对，提倡白话文写作。

到现在，这似乎不成为争议问题了，用白话文写作，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很少有人用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方式来写文章。文言文作为古代形成的一种表达方式，放到现代就是格格不入，大众不好理解。你故意用大众不好理解的方式来写作，除了卖弄之外，找不出其他理由。

现在有争论的，不是文言文和白话文，而是在白话文之中，用书面语，还是口语来写作的问题？有不少人认为，书面语和口语就应该不一样，写到纸面上的文字，和嘴里说的话，就应该有区别。问他们为什么要有区别呢？也讲不出什么有力的道理。

口语和书面语，都是为了表达意思。哪种方式表达意思更准确、生动、形象，更容易让人理解、接受，就该选用哪种方式，这是由表意效果决定的，而不是有某种硬性规定，必须要把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开来。

就我的感受而言，书面语往往表意效果不好。书面语的特点是长句多，对语法的使用过于呆板，所选用的词语不是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拗口，难懂，这样的文章不能念，一口气念下来磕磕绊绊，还容易上不来气，也没有语气语调、感受不到情绪。

而口语，短句多，对语法使用不死板，会省略一些东西，留下让人意会的空间，使用的词语生动、形象，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念起来，有语气语调，有情绪，有节奏，表意效果更好。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语言。人民群众的语言，就是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口语。

《一代宗师》里叶问有句话，“功夫，一横一竖，赢的站着，输的躺下。”这就是口语风格，是能念的，念出来有节奏，有语调，读者不仅能理解什么意思，还能感受到里面的情绪和气势。这就是好表达。如果把这句话换种写法，比如说，“功夫有高有低，功夫高的能胜过功夫低的”，就完全没有那个意境。

有一篇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这么写，“原、被告从同学至夫妻，是一段美的历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令人欣赏和感动。人生如梦！当婚姻出现裂痕，陷于危机的时刻，男女双方均应该努力挽救，而不是轻言放弃，本院极不情愿目睹劳燕分飞之哀景，遂给出一段时间，以冀望恶化的夫妻关系随时间流逝得以缓和。”我挺奇怪，如果这个法官向领导汇报案子，或者向当事人说结果，她会这么说吗？简单两句话能表达清楚的观点，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段话呢？

关于口语和书面语的风格，可以看两个人的作品。一是毛主席的文章，大多是口语化风格，文如其人，读一遍毛主席的文章，不仅知道毛主席想表达什么，甚至好像毛主席在你眼前说话一样，能看到他的表情、语气、手势，能感受到他的情绪。还有一个人是老舍先生，语言大师，“精粹的口语化”这个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文章用的多是北京口语，京韵十足，像《茶馆》，文字精彩，作为话剧演出来，更是经典。因为它的文风和表演都是口语化的，是一致的。

老舍先生主张“精粹的口语化”，所谓“精粹”是指要对口语进行加工。口语优点很多，但缺点也明显——琐碎，逻辑性差，把口语原封不动地搬到纸面上，会影响表意效果。

我们日常说话，会有很多话佐料，“这个、那个、嗯、啊”等等，在逻辑上也不怎么注意。这些在对话中不成问题，因为对话是即时场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沟通，还有语气、表情、语调、肢体动作来辅助，所以表意效果不受影响。但是当口语落到文字上，无法即时沟通，也没有语言辅助系统，这就需要做裁剪、修理工作。

要把话佐料去掉，让文章简洁起来。要梳理文章内在逻辑，使之清晰。总之要在保留口语化风格的基调上，使之精粹化。大致是什么感觉呢？老舍先生写一句话，“这世上真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是口语化，但又不是大白话，很精致，不俗气。

（三）框架

文章的框架或者结构，也是为表达清楚服务的。就像看一个人一样，头、身子、脚，一目了然，框架就好像骨架一样，内容则是血肉。辩护词的框架，有大小之分。大框架是基于法律上的常见分类来确定，小框架则以三段论为基本形式。大小框架是基本固定的，因为它被大多数法律人所习惯。

大框架，是指文章整体上分为几大块。怎么分呢？法律上有常见的分类法。比如按犯罪构成要件来分——主观构成要件一块，客观构成要件一块；按定性和量刑区分——定性一块，量刑一块；要写诈骗罪的辩护词，非法占有目的一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一块，因果关系一块，犯罪金额一块等等。这样设立框架，会让读者一目了然，知道你哪一块是写什么内容。这些分类标准，都是法律人所习惯的，他看到你第一部分讲主观要件，就自然预期你下面要讲客观要件，因为块与块之间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

小框架，基本是三段论的形式，这同样是法律人所习惯的推理方式。法官想在辩护词中看到什么？想看到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也就是法律依据、证据分析、逻辑推理与结论。标准的三段论是，先摆法条，然后讲事实，分析法条与证据，最后得出结论。判决书本院认为，多数是这样写的。

但我们在实际使用中，不会那么死板。多数情况下，会把结论放在最前面，而不是最后。道理很简单，可以让法官直截了当地知道你的观点。当法条人所共知，没必要再写出来的时候，就省略法条。当事实没有争议，就会省略证据分析。总之，基本架构是三段论式的，但不会那么死板。

我们来看聂树斌案判决书，是怎么立大小框架的。

从大框架来看，判决书首先把论述架构分为实体部分和程序部分两块，程序部分的观点是侦查机关办案程序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影响相关证据证明力。实体部分的论述，又分为对缺失证据的分析和对已有证据的分析两部分。

对缺失证据的论述：聂树斌到案后前五日讯问笔录缺失、案发后前五十日内的证人证言缺失、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且缺少任何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已有的证据中，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最终得出结论：本案证据不够确实、充分，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聂树斌无罪。这篇判决书的大框架就是程序问题+实体问题，实体问题又分为对缺失证据分析和对已有证据分析，非常清晰，让人一目了然。

小框架。判决书在具体论述分论点时，采用的是简化的三段论。其中论述聂树斌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是这么写的。先摆结论：一、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然后讲理由：1、聂树斌对关键事实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2、聂树斌关于细节的供述系先证后供，且勘查、辨认程序违法；3、办案人员曾“劝说帮助”聂树斌回忆，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这里的三段论，省略了大前提的法律规定，因为真实性存疑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众所周知，不需要再列法条。其论述重点在小前提的事实和证据上。如果我们要写辩护词，论证该观点，也是采取这样的论证架构。

这里要分享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辩护词的标题要有信息含量。标题分两种，一种只起指示作用，如标题“主观要件分析”、“客观要件分析”。这样的标题只起指示作用，想看内容只能接着往下看；还有一种标题，本身包含丰富的信息。如聂树斌案判决，标题本身就是观点——“聂树斌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嫌疑。”这是大标题，小标题就是那三个理由，也是观点。

法官看到大标题和三个小标题，不用往下看，就知道你的观点和理由是什么。辩护词要仿照这种写法，使标题有信息含量。道理很简单——法官看着省事。但同时要注意，标题不能含有太多信息。一般一个标题只讲一个观点，不超过三句话。信息含量太多，就超出标题范畴，法官看着就不省事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在论述观点时，理由的数量问题。聂树斌判决中，论述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有三点理由。我们在选理由的时候，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超过三点。中国有句古话，叫事不过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这个概念在中国代表着多，超过“三”就太多了。一个观点下面，有十个理由，这并不是理由充分，而往往是因为你缺少抽象总结能力，你把三点能说清楚的话，用十点来说明。

尤其是在辩护词里面，放十个理由，法官根本没耐心看下去。哪有那么多理由可讲呢？毛主席说，看问题就是两点论。黑与白，阴和阳，美与丑，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是两点论。“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最多再加个中间状态，构成三点。不要讲那么多，多了反而影响说服效果，主要矛盾能有几个呢？

还是那句话，如果一个观点，你不能用两到三个理由，把这个观点立起来，那说明悟理不透。写辩护词，如果是立论，首先摆观点，然后讲观点为什么成立，理由一二三。如果驳论，先摆要驳斥的观点，再讲观点为什么不成立，理由一二三。不要那么多理由，不是越多越好。

（四）裁剪

文章框架是骨头架子，内容就是血肉。人不胖不瘦才好看，太瘦、太胖都不符合审美。裁剪功夫，就是让文章变得线条优美、胖瘦相宜，使人赏心悦目。

裁剪的基本方法是读。读是读出声，不是默读。默读的速度太快，起不到检查文章的作用。文章是有韵律和节奏的，像古代的诗词，谱上曲子，就是歌曲。把文章写好之后读一遍，很多问题自然就能发现。凡读起来磕磕绊绊的地方，往往是逻辑不顺，句与句之间缺少逻辑联系，这就要删减、换句。还可能是选用的词语拗口，不是日常生活经常用的，要换词。读起来感觉一口气上不来，那是长句太多，应该改成长短结合。

裁剪有三个尺度。第一个尺度是文章主旨。裁剪要围绕文章主旨进行，凡与主旨无关的段、句、词、字都要去掉。主旨就像一个圆心一样，所有的材料都围绕圆心转，无关的枝枝节节都要去掉。

比如我们要写一篇诈骗罪的辩护词，文章第一部分论述“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这部分内容中，凡不是谈这一要件的内容都要去掉，像隐瞒事实要件、经济损失要件、因果关系要件等等，不要放到这里面谈。

接着是小框架，讲为什么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下面三个观点，三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下的内容，都要紧紧围绕分论点。文章整体有大圆心，各章节、各段落又各自有小圆心。段与段、标题和内容、上句和下句、圆心与圆心，统统是有机整体、彼此呼应、血脉贯通。

第二个裁剪尺度是文章态度。检查文章的时候，要反思下自己写文章时的态度是否诚恳、老实。古语讲，“修辞立其诚”。诚恳是好文章的基本要件。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不要搞虚假的东西。写辩护词，里面的观点一定是自己深思熟虑想出来的，有充分依据，一定是自己真心相信的。自己都不信，但仍然写出来，那就是态度不老实，不会产生说服力。

第三个裁剪尺度是文章气质。文章是有自己气质的，辩护词的气质要和律师职业形象相符。律师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呢？克制、理性、包容。凡内容上影响律师职业形象的部分，都要删改掉。

比如说情绪问题。辩护词是不排斥情绪的，好文章往往通过情绪来感动人，但情绪不能过激。很多律师写东西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很多泄愤、威胁，甚至人身攻击的内容。一到结尾，就写“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今天的审判者就是明天的阶下囚”等等，完全没有必要。除了让人感觉你不理性之外，没有什么作用。

再比如驳论的问题。律师很多时候要驳斥对方观点。在驳论的时候，有的律师太极端，不克制、不包容，对抗性太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冷嘲热讽、尖酸刻薄，要致对方于死地。喜欢用反问句，咄咄逼人，能用语气重的词就不用轻的。这样的论理效果并不好，会给读者以咄咄逼人、强词夺理的感觉，理性上可能同意你，但情感上不接受你。

关于裁剪，还有一点，就是要舍得。我们写东西，有时候顺着思路，一气呵成，对某一部分感觉特别好。谓之思想的闪光点、火花，就不舍得去掉。这个想法要注意。好文章，一定是好在整体和谐，每一段、每一句、每一个词都恰到好处。如果某一段话，虽然很精彩，但不适合，那就一定要舍得去掉。就跟穿衣服一样，运动鞋再贵再好，也不要配西装穿，因为整体不和谐。

（五）辩护词的长度

关于辩护词篇幅。有人说，不能超过两页，否则法官没耐心看。这话既对又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法官的耐心总是有限。不对之处则在于，辩护词长短的确定，就是一个原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能人为地限定页数。

如果仅就观点而言，辩护词的篇幅不会太长。因为法律上的论理没有那么复杂，大前提是确定的，要做的只是顺着大前提找小前提，组织证据。大小前提确定，自然得出结论。凡是强说理，才需要大篇幅论证；凡是道理清楚，则不需要几句话。

辩护词为什么会长呢？原因只在于证据和判例引用。我在写辩护词的时候，会将重要证据的原文引到辩护词中。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了节省法官阅卷时间，卷宗很多，我们要把重要证据的原文直接呈现到法官面前。法官希望能到证据原文，而不喜欢看到对证据的总结概括，因为他会怀疑辩护人的这种总结概括是否曲解原意。

还有就是判例引用。第一，判例的全本应该作为辩护词附件。第二，判例的关键内容，如本院认为部分，要原文引用到辩护词中。理由同样是便利法官阅读。一份判例的有用部分，主要集中在本院查明及本院认为部分，辩护人应该把这部分摘出来。不要让法官去几十页的判例原文中找，那样不经济、不便利。

比如某辩护词，需要论述缺失笔录的危害，要用到聂树斌案判决。这篇判决几十页，不可能大篇幅引用，而要选择最精华部分。引用出来是这样的，“由于上述讯问笔录缺失，导致聂树斌讯问笔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有讯问笔录，且缺失的笔录可能对聂树斌有利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缺失这5天讯问笔录存在问题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聂树斌故意杀人罪一案再审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刑再3号）这几句话足以佐证我方观点。

第三，如果你需要引用好几份判例内容，那就需要制作单独的《判例汇总》，把每份判例的本院认为部分原文摘出来，形成一两页的汇总材料。此时就不要把判例原文放到辩护词中，因为你这是辩护词，不是判例分析材料，判例太多，会冲淡辩护词的主题。

总之关于辩护词篇幅，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纯观点的辩护词，篇幅不过两三页，含有证据与判例引用的辩护词，则不限篇幅。

以上是我的一些经验，不一定对，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发大家对辩护词写作的思考。一个律师，如果文字表达能力欠缺，这个律师就不完整，少一大块。

好律师一定是既能说，又能写，脑子还清楚。思维、口语、文字三位一体，对辩护词写作，要多思考、勤练习，文字表达能力强了，口语表达和思维能力就差不了，三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历史文章

1、从王阳明谈起，律师如何找到胜诉观点

2、律师如何做好判例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