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汉字之数量巨大、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令初学者望而生畏。近代以来，简化汉字蔚然成风，成就有目共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繁简字，不仅必要，而且及时。笔者试通过相对熟悉的我国地名用字，对至今仍在讨论的汉字繁简字问题陈述一管之见。

2002.6，安徽大学在合肥举办“简化字问题学术研讨会”

地名中的繁简字问题

新中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的简化工作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进度开展起来。继1956年公布施行《汉字简化方案》后，1964年又公布了经过充实、修订的《简化字总表》，素以众多繁体汉字书写的中国地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积简化。

例如，我国古地理以“山南水北为陽”的“陽”，被简化为“阳”，仅河南省涉及的市、县就有洛阳、安阳、濮阳、淮阳、南阳、信阳、泌阳、正阳、原阳、沁阳、宜阳、汝阳、荥阳；“山北水南为陰”的“陰”，被简化为“阴”，国内的县级政区名称有江阴、淮阴、湘阴、华阴、蒙阴、山阴等。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现行地名中还不可避免地残存着若干繁简字问题，就其表现形式大致分为五种情况：

第一，已被废止的繁体字——原已收入《简化字总表》，本不该继续在地名中使用的繁体字形。

例如，硃（zhū），已简化为“朱”，而湖北省嘉鱼县硃砂乡一直用繁体的“硃”；迴（huí），已简化为“回”，而江西省九江县马迴岭镇，沿用“迴”至今。

第二，作异体字处理的繁体字——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某些异体字在习惯上又被看作繁体字。

例如，钜（jù），“巨”的异体字，河北省钜鹿县、山东省钜野县已改用“巨”，而河南省浚县钜桥镇仍沿用“钜”；閤，是一个特殊的个例，读“gé”时为“阁”的异体字，读“hé”时又是“合”的繁体字，一直用于江西省樟树市閤（gé）山乡。

第三，自行类推简化字——未见于《简化字总表》，而由当地依据汉字简化的原则类推而来。

例如，遶（rào），“绕”的异体字，江西省宜春市遶市乡因“堯”已简化为“尧”，遂将“遶”简写作“～”（辶＋尧）；蔄（màn），姓氏，山东省文登市蔄山镇因“問”已简化为“问”，故将“蔄”简写作“～”（上“艹”下“问”），也有误作草本植物苘麻的“苘”（qǐng）；鶂（yì），鸟名，在贵州省纳雍县左鶂戛彝族苗族乡系彝语音译用字，因“兒”已简化为“儿”、“鳥”已简化为“鸟”，故将“鶂”写作“～”（儿＋鸟）；江苏省地名中的生僻字：塸（ōu，方言读qū）写作“～”（土＋区），埨（lǔn）写作“～”（土＋仑），漍guó写作“～”（氵＋国）。

第四，不规范简化字——两字的字形、字义本不相干，而民间俗以字形简单者充作字形复杂者的简化形式。

例如，阎（yán），姓氏，因与另一姓氏“闫”的字形近似且同音，故往往误将“阎”简化为“闫”，如北京市房山区有阎（闫）村镇；嘴（zuǐ），地名常用字，广泛存在于汉族聚居地区，经常被简化为音、形、义皆不同的“咀”（jǔ），如吉林省磐石市有石嘴（咀）镇。

第五，自造简化字——对某些未经国家简化的生僻字，当地脱离汉字简化原则而自行创造的简化形式。

例如，磜（qì），广东省地名用字，当地习惯读作“zhài”，字形简化为“～”（石＋示），其实在此作为偏旁的“祭”不曾简化为“示”；磏 （qiān），用于贵州省道真县大磏镇，当地多以偏旁“兼”与“千”读音相近而简写为“～”（石＋千），其实“兼”并无“千”这种简化形式。

本文列举的11个待规范“简化字”（学友“维克多”书）

汉字简化应进一步规范

汉字，诞生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最多的世界文明古国，以其美妙、多变而又遵从一定规律的字形，以其丰富、深邃而又细腻的字义，以其与汉语词一一对应、朗朗上口而又富于表现力的字音，特立独行于世界语言文字之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影响力。

同时应当承认，汉字的数量多、字形复杂，且一字多音、一音多字者不在少数，学习、记忆、使用颇为不易，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弱点。因此，汉字延续的过程，势必是一个漫长的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一个扬长避短、吐故纳新以日益适应社会进步的过程。其中字形的简化至关重要，近代以来多少人为之奋斗，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汉字简化工作的重心应由大规模的革故鼎新转向各个局部的“调整”，克服以往的偏激、过当，尤其是加强地名、人名、医药名等专业领域用字的研究，使简化汉字得到进一步的规范。现以地名用字为例：

第一，形态相近的几个繁体字归并为一个简化字后，字义、字音过多者应酌予分离，恢复某些使用价值较大的字形。

1．濛（méng）、矇（méng）、懞（mēng）、蒙（měng），四字归并于“蒙”，的确简化了字形，然而积累的义项、读音过多，以致使用不便――过去所谓睡眼“矇眬”，因两字部首为“目”尚可意会，今作“蒙眬”就大为逊色了；而确定吉林省靖宇县蒙江乡的“蒙”的读音，还是要溯源于靖宇县的原名“濛江县”。

2．前述江西省樟树市閤山乡的“閤”，类推简化为“～”（“合”在“门”中），兼为“阁”的异体字、“合”的繁体字，一字担当过多的功能。其实，该字适宜“合”的义项仅为其全部义项的1/7（用途与“阖”近似），二者作为繁简字关系似有牵强之嫌。

第二，“类推简化”是汉字简化的主要手段，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范围，至少以简化后不曲解字义、不易与他字混淆为前提。

1．由于“豐”简化为“丰”，故陕西省灃水的“灃”（fēng）可随之简化为“沣”；而湖南省汉寿县酆家铺乡所用的姓氏“酆”（fēng）却不宜简化为“～”（丰＋阝），因为字形极易与“邦”混淆。

2．壩，简化为“坝”并无副作用；然而西安市灞桥区的“灞”（bà），却不宜照此简化成“浿（氵＋贝）”，因为“浿”（pèi）是另一个独立的古地名用字。

3．湘、黔2省的㵲（wǔ）阳河，古称"㵲水"，亦作“潕水”。后因“無”简化为“无”，某些现代汉语辞书也将“潕水”写作“

水”，并将“㵲”作为“”的繁体字加以废除，而当地却强烈要求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㵲阳河”及沿河的贵州省镇远县“㵲阳镇”正名。

第三，经过认真的论证、审查，修订《简化字总表》，撤除需要恢复使用的繁体字，增加一些合理的的类推、自造简化字，使之规范化、合法化。

1．原有的繁简字，绝大多数应保持不变。一些地方在地名中使用的繁体字，如前述“硃”“迴”“钜”，如无特殊理由，应要求改用简化字“朱”“回”“巨”。

2．一般说来，几字合一的简化方式与一字独立简化自身相比，造成麻烦的机会多一些。可以考虑恢复少数繁体字，为那些负担过重的简化字“减负”。

3．前述地名用字，如：遶、蔄、鶂、塸、埨、漍……若经审定准予继续使用，就应当法定其类推简化形式，作为新的一批繁简字列入《简化字总表》。

与会的部分代表合影，作者在后排左1

对以往简化地名用字的再认识

过去，由于庞大的汉字系统普遍烦琐，加上人们的视野、活动范围、交际方式深受社会经济、科技水平局限，地名用字的“生僻”并不突出。在近代更改的几百个县名中，因为用字生僻的仅有一例：云南省嶍（xí）峨县于1929年11月更名为“峨山县”，系因无线电通讯中“嶍字为电码所无，文电困难”。

简化字的推行，大大改变了汉字几千年来字数多、笔画多、生僻字多的繁难状况，使之面貌焕然一新。随之，“地名”等专业领域的用字问题也犹如“水落石出”，逐渐引人注目。20世纪50～60年代，国家主管机关更改了一些生僻难认的政区名称用字，现依有关八个省区更改县名多少排列如下——

陕西省13处：鄠～户、盩厔～周至、醴泉～礼泉、邠～彬、栒邑～旬邑、郃阳～合阳、鄜～富、葭～佳、雒南～洛南（另改专区名“商雒～商洛”）、洵阳～旬阳、沔～勉、洵阳～千阳、郿～眉。

江西省7处：新喻～新余、鄱阳～波阳、新淦～新干、雩都～于都、寻邬～寻乌、虔南～全南、大庾～大余。

四川省4处：酆都～丰都、越嶲～越西、呷洛～甘洛、石砫～石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处：婼羌～若羌、于阗～于田、和阗～和田。

黑龙江省2处：瑷珲～爱辉、铁骊～铁力。

贵州省2处：婺川～务川、鳛水～习水。

广西壮族自治区1处：鬰林～玉林。

青海省1处：亹源～门源。

40年后回首往事，对这次因“用字生僻”而成批更改政区名称之举究竟如何评价？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这是我们至今仍在反思的问题。

应当肯定，减少生僻字以使地名趋于大众化的初衷是无可挑剔的。若能在简化字形的同时，保持原有的字义、字音（尤其是字义），于史于今、于国于民均无不良影响，其效果堪称是理想的、值得称道的。例如：

1．雒，系“洛”的古字，一般无他义。流经陕、豫两省的洛河古称雒水，河名与下游的雒阳早已改“雒”为“洛”，上游的陕西雒南县、商雒专区步其后尘也就顺理成章了。

2．陕西省郃阳、洵阳两县先后设置于秦、汉，初名分别为“合阳”与“旬阳”，今为简化用字恢复古代曾用县名，于史有据。

3．用法定的简化字、正体字取代地名中相应的繁体字、异体字，更是理所当然，如：辽宁省的瀋阳～沈阳，甘肃省的蘭州～兰州，河南省的濬县～浚县，贵州省的遵義~遵义。

4．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译音汉字，与地名的来历、含义无关，除古代闻名或涉及国界的地名用字外，改用汉字的简化字、常用字应该没有什么阻碍。

然而，对于历史悠久、意义确切的汉语地名用字，单纯为简化字形而代之以同音或谐音的其他常用字，危害之大莫过于湮灭了地名的本义即地名的“灵魂”，割断了当地纵贯千年的历史文化脉络。

首先，因“表”失“里”，得不偿失——古时造字以右加“邑（后简作右‘阝’）”表示聚落，故陕西被更改的县名用字有鄠、邠、鄜、郿。今为简化表现地名“内涵”的字形而牺牲地名“内涵”，使“地名”这一当地历史文化的首要标志变成了“户”“彬”“富”“眉”等一个个冷漠的、无法解释的文字符号。

其次，破坏了政区与自然环境的天然联系——江西被更改的县名多源于山水：新喻～渝水（设县初名“新渝”），鄱阳～鄱阳山、鄱阳湖，新淦～紫淦山、淦水，雩都～雩山，寻邬～寻邬河、寻邬堡，大庾～大庾岭。今山水之名大多依旧，派生的县名却面目全非，可谓顾此失彼。同时，鄱阳县的“鄱”改作“波”，字音也受到株连，人们不大熟悉的“鄱”（pó）往往随着县名被误读为“bō”了。

再次，个别地名用字简化过度——广西的鬰林县，其“鬰”（yù）字的形体确实复杂，若改用国家规定的简化字“郁”，形变而义、音不变，堪称妥当。而今天“玉林”的“玉”，字形倒是更加简化，意义却与当初的“鬰”（郁）毫不相干。

应该看到，地名被如此简单、武断地处理，多少带有那个时代“左”倾思潮的烙印。且看：1958年11月，河南省主管部门向各县、市发出《关于商议更改一部分县、市、镇地名的函》，除“基本上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更改河南省部分县、镇名称的建议（县名郸城改单城、睢县改遂县）外，对全省县、市名称“字划（画）过稠尚未简化”者提出“统盘的考虑”，拟更改17处：濮阳～朴阳，武陟～武志，上蔡～上才，漯河～乐河，虞城～于城，舞阳～午阳，渑池～敏池、淅川～西川……并强调“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应当从全省、全国人民的便利出发，不必拘泥于古代传统，也不能因当地已识字者的习惯而忽视全省、全国人民的利益”。万幸，这个行将扭曲一省诸多县名并遗患未来的计划未能实施。

会议形成的论文集出版

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许多曾经辉煌的地物消失了，而它们无形的名称却沉积在原地，世代沿袭；许多地名用字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早已绝迹，其顽强的生命力唯独闪现于若干个甚至仅此一个地名。当我们在地名标准化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旗号下拿起“手术刀”时，别忘了时时提醒自己手下留情——面前这无比珍贵的祖先遗产、历史化石、难以再生的财富，需要的是“修剪”，而不是“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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