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戏台》尾声，睡饱了的正牌“楚霸王”披挂亮相。他没听见大帅的“改戏指令”，唱的是《霸王别姬》原本的戏码。陈佩斯饰演的“侯班主”坐在后台，已知大祸临头，可他却如梦醒一般地，为名角儿高声叫好，幽叹道：“不改，就对啦！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真地道哇……”只见头顶一束追光，把他和周遭的一切隔开，仿若洞穿时空。

2019年12月底，在《戏台》巡演至广东佛山站时，陈佩斯向观众和媒体透露，如此结尾，并非编剧毓钺一开始的设想，而是剧组根据杨立新的建议所做的改动。杨立新则解释：“你会经常在很多戏剧作品当中，发现一两段作者的话，被写给了某一个人（角色）。”在一次合成时，他听到了这段台词的“余音”，直觉故事可以结束于此。

杨立新在话剧《戏台》中。

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刻，台上“侯班主”的肺腑之言，也正是杨立新的一贯姿态。

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他是《我爱我家》那个总戴着黑框眼镜的老好人“贾志国”，是承包了《甲方乙方》泪点的“技术员丈夫”，是青年演员杨玏笔下和善又开明的父亲……是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可他同时也棱角分明。若事关专业，更不相让。

从戏园到剧院

在《戏台》中，杨立新演一个送包子的伙计“大嗓儿”。他时常听蹭戏，算是票友一枚，结果好梦成真，阴差阳错地被众人拱上了台，体验了一把成角儿的快感。公认“大嗓儿”难演，因为这个角色不仅要完成多个京剧唱段，根据剧本设定，他还得不由自主地拐出“唐山落子”（评剧）味儿，都是真唱。

对杨立新而言，这些要求恰巧“不难”。他生于1957年，长在北京南城，家住的大马神庙（今培英胡同）附近集中了好多戏曲院团和剧场，“有中国戏曲学校（今中国戏曲学院）、北京京剧院的演出，我们那胡同里边还有中国评剧院的宿舍……很丰富。”当年电视还未普及，电影院里也没有太多选择，北京的老百姓喜欢看戏。杨立新从小跟着母亲出入悬挂“守旧”的戏园，或已经改用现代布景的剧场，“也不是‘特别喜欢看’，就是天天在耳边磨，习惯了。”耳濡目染之际，他把《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戏码学得滚瓜烂熟，从头到尾、各个行当都能唱。

1975年，17岁的杨立新“为了不再吃家里的饭”（儿子杨玏语），开始考虑找份工作。适逢北京各个文化单位招收学员，他陪一位同学到曲剧团面试，顺便给考官唱了几句样板戏，就进了复试。最终，由于还处在变声期，杨立新没被曲剧团挑中，却得到了一张字条——人家推荐他去考“北京话剧团”，也即始建于1952年、首任院长为曹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我拿着条子就去啦。”杨立新对南都记者回忆，“朗诵了……就那么几句。很简单地就进了。”他被北京人艺编入了学员班，过了不久，“话剧的春天”循序渐至。

如今回看，杨立新认为学员班的训练倒不算复杂，更可贵的其实是早早上台、与前辈一起演出。“年轻人多看很重要。学院里再好的学生，也不如院团里最差的演员。”在他转正前一年，即1976年，杨立新第一次有机会演一个角色，是革命题材话剧《万水千山》里的“敌副官”。饰演他的“长官”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时年46岁，在人艺的演员梯队中尚属“中生代”，比他更资深的还有一批，比如从延安走出的蓝天野、刁光覃，前天津民营剧团演员张瞳等等，以及早年间在上海成名的影星。杨立新天天在台上或是侧幕条后看他们演，“这比什么学习都好。”到1980年，北京人艺复排曹禺经典话剧《日出》，导演刁光覃指名23岁的杨立新出演主角“方达生”，与前辈女演员严敏求搭戏。接下来，他又参与了多部新剧，如《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哗变》；31岁时，已颇为出名，获评国家二级演员。

杨立新。

那也是话剧创演空前活跃的年代，涌现出了许多富于实验性和思想性的作品。杨立新问南都记者：“现在我们大家都说‘戏比天大’，你不觉得这话有点‘底线’的意思么？在1980年代，我们北京人艺的排演场里边有一条横幅，我觉得远远高于这个，叫做‘为丰富世界戏剧艺术宝库而努力奋斗’。它是自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

转眼之间，北京人艺已经走过了60余年，杨立新也在这个位于王府井大街的院子里度过半生。一部《天下第一楼》，他从走过场的“余老板”演到大少爷“唐茂昌”，再到主角“卢孟实”；《茶馆》中，他是几代观众认可的“秦二爷”，后来担纲复排艺术指导（执行），直至2017年在人艺退休，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

他说：“北京人艺给了我一辈子。能在这么一个地方工作到退休，真是幸运。”

从正剧到喜剧

杨立新因正剧成名，因喜剧而真正家喻户晓。

出生在1990年代或之前的电视观众一看到他，多半会自动想起另外一个名字——“贾志国”，那是杨立新在《我爱我家》中饰演的角色，一个老实古板的77届大学生，在单位不太得志，在家是长子，可毫无地位。在他的诠释下，“志国”虽老实却不傻；好似不太“有戏”，却让人觉得鲜活和亲切。

对杨立新而言，这次“跨界”其实发生得特别自然。他向南都记者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蓬勃发展的电视剧行业亟需表演力量，经常到话剧院团找人，而专业的话剧演员们为了补贴家用，也愿意“炒更”，即利用业余时间赚点外快。比如在1980年代，杨立新会抽空到电台录制广播剧（这也是他从事配音工作的缘起，后来杨立新曾在电影《霸王别姬》中，为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配音）；到1990年代初，他接拍了第一部电视剧《半边楼》，在其中饰演男主角“呼延东”。之后，《我爱我家》的导演英达也找上门来。

当时，英美国家有“situation comedy”的说法，特指不用外景、在室内拍摄的喜剧，而《我爱我家》第一次把“情景喜剧”的概念带到了中国大陆，并要求演员当着观众连续表演，这又有一点话剧的特征。接到邀约时，杨立新怕自己没经验，想要拒绝，但英达认为他在《哗变》中演绎的“伯德”很有幽默感，希望他先看剧本再作决定。那是1992年，杨立新晚上回家，捧着剧本在床上看，笑得整张床都在抖，为了不影响正要就寝的爱人，不得已躲进了厕所继续看。次年春天，《我爱我家》开拍，杨立新架上一副过大的黑框眼镜，成了活脱脱的“中年准知识分子贾志国”。他和文兴宇、宋丹丹、梁天、关凌等人对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刻画，有意无意间融为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喜剧并非“搞笑”。在杨立新眼中，它设计起来可能比其他的戏更复杂，演的时候同样需要保持理性，知道所谓的“包袱”从哪开始铺、哪里需要再垫一垫。最后把底儿一揭，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让观众有一个陡然的刺激，有一个陡然的明白”，这才是喜剧。

好喜剧不易得，所以当2013年读到《戏台》剧本时，杨立新为了争取“大嗓儿”这个角色，不惜跟该剧导演陈佩斯有一番唇枪舌剑。据陈佩斯回忆，那一年，两人刚合作了电视剧《好大一个家》，彼此很欣赏，正好他又得了新的话剧剧本，就想请杨立新帮忙把关。没想到，后者一点儿不客气，直接捋走了他原本想演的“大嗓儿”，还坚称陈佩斯不会唱戏、驾驭不了，“现学现练是不行的……”

后来陈佩斯被说服了。在《戏台》剧组，本身能唱京剧和评剧、也认识不少戏曲演员的杨立新，很了解京剧艺人的反应和情态，除了自己能演，他还能给其他演员讲戏，手把手抠细节。所谓“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他头脑中储备的种种氛围、人物的原型和背景知识，为这部喜剧增添了更多写实的笔触。

2015年7月，《戏台》在京首演，曾创下单日售票纪录；2016年，杨立新凭借该剧获得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男演员”。至今，《戏台》已在海内外演出200余场，票房、口碑双丰收，但仍在即演、即修缮。陈佩斯告诉南都记者，就在2019年12月的巡演中，他还接受了杨立新的提示，把一连串的动作由“顺撇”改成全反，增强喜剧效果，而杨立新打趣说，遇到观念不同的时候，导演不听，也只能不强求了，“和而不同，并存吧。”

在62岁的杨立新看来，演员这个职业，“既要有文学基础，同时又要有表演技术，还要知道人情世故。”说白了也就是，“嗨，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杨立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中国戏剧表演梅花奖、北京市第一届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等奖项。主要话剧作品有《雷雨》《茶馆》《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等，影视作品有《半边楼》《我爱我家》《甲方乙方》《好大一个家》《第一书记》《唐山大地震》等。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