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学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此外，同时期的孔教运动与新儒家等思想亦有不小影响。1912年初，中华民国颁布了一系列禁止缠足、废除跪拜礼、停止学校读经教育等文化改革政令。在此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家、各行业专家，现列举十大学术大师，以飨读者。

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学乘，字枚叔.一作梅叔，以纪念西汉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中华民国国语设计者、中国医学院首任院长。

章太炎

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1880年，十三岁的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处启蒙。据他自己回忆，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让他阅读《东华录》，了解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的事。1883年，也就是十六岁时，他奉父之命参加童子试，但因病未能赴试，遂放弃功名。隔年他上书李鸿章，自称其学‘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过未获回音，随后在家自学。1890年，章遵从父亲章濬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响，因为变化的历程相当繁复，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归结。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的《齐物论释》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习朴学、诸子以及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在因苏报案入狱之后，则改习佛法法相宗，而后思想便以唯识学为尚，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不足比拟，固可谓“转俗成真”。自《齐物论释》著成之后，章太炎因齐物思想的启示，不再仅以唯识为唯一标准，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开始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进行重估。即进入“回真向俗”的境界。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来自四个渊源：一为受乾嘉考证学的影响，讲求客观实证；二为跟随晚清诸子学兴起的潮流，对荀子、庄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扬，尊子贬孔；三为受到严复的影响，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架构；四为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唯识论，是章氏后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体系中充满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的色彩。除了这四大渊源外，顾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学诚、戴震、孙诒让、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也对章太炎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章太炎共育有四个女儿，都是古字命名。长女，章㸚，二女，章叕，三女，章㠭，四女，章㗊。

章太炎的主要作品收录于《章氏丛书》。章太炎故居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前塘路59号，余杭塘河北岸，是近代学者、革命家章太炎的出生和成长之地。现已辟为章太炎纪念馆。章太炎旧居（当年称“章园”），位于苏州市体育场路17号与锦帆路38号，2011年成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读书时曾取名洪辞，又改为适、适之。一生用过笔名有：希彊、自胜生、铁儿、冬心、臧晖之主人、臧晖等。安徽绩溪人，祖籍绩溪县上庄，生于江苏川沙。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开风气之先。在哲学上倡导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主张“大胆假设，细心实证”，“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在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是一位备受争议、值得探讨的多重身份历史人物。 他拥有三十六个博士学位（包括名誉博士）， 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博士学位的人之一。

胡适

胡适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经胡，自古传说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适父亲胡传（1841年-1895年）时，家业茶商，家道殷实。

1917年，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引起很大反响。白话的使用历史很长，推动白话文的努力也有相当的时间，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轰动，一是出现在合适的时间，二是内容详实，言之有据。一共提了文学改良的八个原则，“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无病呻吟；去除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注：即白话）”。不仅仅是文言改成白话的问题，还包括内容的改变，要“言之有物”，包括情感和思想，“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开启了对“文以载道”这一文学道统的批评。包括文风的改变，让语言成为交流的有效工具，而不是以文害意。最后导致对文学的评价标准的根本改变，不模仿古人，推崇白话文学。关于白话文学，文中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这句话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夏志清这么评价：“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他以前没有几个学者敢像他那样公然表扬小说的价值，声称水浒传、西厢记足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他还以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身份，指出一种他个人极为欣赏的艺术信仰：宣扬人道的写实主义。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证的精神，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

胡适的主要著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本书为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本书在中国哲学史，甚至在各种专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称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蔡元培给此书以很高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证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统的方法。胡适本人自信的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德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杭州府海宁人，中国学者、国学大师。

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王国维

1877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盐官双仁巷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王乃誉精于书画、篆刻、古文诗词，对儿时的王国维有很大影响。1883年，王国维七岁时入私塾，师从潘紫贵。1887年，父亲回家奔丧，于是在家教王国维读书，并改从陈寿田先生学习。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纸上之材料”，是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证据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是中国史学理论的重大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是非常有趣的见解。后人常以此三种境界象征奋斗路上的心路历程。

但王国维的意境论和境界说不能混为一谈。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和心理境界，无法分解；意境论受西方理论影响明显，而境界说则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

王国维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生前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

《人间词话》为王国维于1910年所作，是王国维的一部重要文学批评著作，共64篇。手稿1-9则标立王国维自身的为学立论及文学批评基准。手稿10-52则为对于作品的批评，按时为序，以境界说为基准依次批评各词家之要旨。手稿53-62则论述了文学体例的更迭，以及文人应具备的创作态度，风骨。手稿63-64则则在词家之外另评述了元曲。

王国维归葬于北京市福田公墓。

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兵入关以后的首位状元。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语日报社董事长。曾任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原则影响深远。傅斯年为人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而且文章见解深入，眼光锐利独到，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踏入政坛，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仍不改其志，甚至在任内搜集证据，在1944年以“美金公债案”公开炮轰当时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将孔赶下台；后于1947年的“抢购黄金风潮”中，炮轰时任行政院长，有发国难财之嫌的宋子文，再将宋子文赶下台，时人称其为“傅大炮”。

其七世祖为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侄子傅乐成随他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国通史》。

侄子傅乐焕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1951年从英国回到中国大陆。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就读天津府立中学堂。1911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四年考试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

1918年春夏，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京大学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傅斯年也因此成为著名学生领袖。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傅斯年担任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

1945年，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决意反对留用汪精卫政权时期北京大学教员，所有汪精卫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职员都被开除，学生学籍和学历都不承认，要先补习才能参加学历甄审入新北大。

傅斯年的主要著作记录于《傅斯年全集》。

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南昌府义宁州（今江西省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东方史学家，曾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为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其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学，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严耕望将其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旧历）陈寅恪生于长沙，籍贯江西省南昌府义宁州（今修水县）。祖籍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乃江州义门陈氏后裔，宋嘉佑七年自江西浔阳迁往福建。到六世祖陈腾远又由闽入赣。他的儿子克绳，人称韶亭先生，可见家学渊源。幼子伟林，字琢如，是有名的医生，创办义宁书院培养人才，太平天国时组织乡人为团练，防守义宁。祖父陈宝箴是三子，1851年中举，在父亲死后接任团练。上京未中会试,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招揽人才，受到其礼遇；曾官拜湖南巡抚。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祖母黄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为家族字辈），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辈称其六叔。

陈寅恪

1925年3月自德国返回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5。次年秋到校任教。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清代台湾巡抚、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29年6月5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被委任为第一组主任。1929年10月，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斡旋下，陈寅恪正式成为国民党党员。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6，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7。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8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1935年他享受特殊贡献者的薪资待遇，月薪480元，为清华教授中月薪最高者。他分配有一幢住宅，住清华西院36号。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陈寅恪逝世11天后，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

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很明显是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曾言：“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长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灵殿”，“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关陇集团”的说法。从北周、隋至武则天政权，皆与关陇集团息息相关。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主要著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年完成，全书分为叙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附论等八章，论述了隋唐时期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度的渊源流变。

陈寅恪在该书中指出隋唐制度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陈寅恪认为，前两源的影响是主要的，第三源“实较微末”。顾颉刚认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

当代学者指出：“中国学者关于唐代的断代史专著出现稍晚，20 世纪 40 年代才由陈寅恪的两部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奠基，却因此一开始就起点很高。”

陈垣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号“励耘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宗教史学家，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所首任所长。陈垣以《元也里可温考》一文成名，在宗教史、校勘学、考古学方面均有相当成就。严耕望将其与钱穆、吕思勉、陈寅恪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陈垣

陈垣籍贯广东广州府新会县头乡坑塘里。1886年，随父到广州入学馆读书，陈垣反感私塾教育经常转学，12岁时转至闽漳会馆的学馆读书。在这里陈开始阅读张之洞《书目答问》，还有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898年，在蒙馆教课；1901年，中秀才，应科举县试不第，次年补为廪生，但科举随机被废陈垣也放弃了科举。1905年，《华工禁例》期满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议论时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入广州博济医学堂，兼任振德中学教师。因愤于美籍教师歧视中国学生，1908年，离开博济，与友人集资创办光华医学院，并任理事，至1910年毕业，留校任教。1911年，创办〔震旦日报〕，任该报副刊〔鸡鸣录〕主编。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于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次年到北京，从此放弃医学，从事史学研究。

《二十史朔闰表》，陈垣作品，凡二十卷，1926年印行。此书不但是中史二千年日历，实在是一部最简明最方便的‘中西回三史合历’”“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作出这种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学者之用……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杜预、刘义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一个总结果，并且可以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利的工具。先后参考了刘羲叟《长历》、耶律俨之《辽宋闰朔考》、钱侗《四史朔闰考》、汪曰桢《历代长术纪要》，清代则取《时宪书》，“稿凡五易，时阅四年”，始于汉高元年（前206年），终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

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宝钰，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商遗先生，晚年别署贞松老人，江苏省淮安府人，中国金石学家。在甲骨文和敦煌写卷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甲骨四堂”之一。他的四个儿子罗福成、罗福苌、罗福葆和罗福颐都是成就卓著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卒谥恭敏。

除去甲骨文研究方面贡献，罗振玉还被认为是敦煌学研究的奠基人，宣统元年，罗振玉来到北京拜访伯希和，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罗振玉极力督促官方将所余遗书悉数运往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入藏于京师图书馆。

罗振玉

1896年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培养日文翻译人才，学员有沈肱、樊少泉及王国维。1909年4月-1912年2月担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一职。

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辛亥革命后，罗振玉逃往日本。1919年回国。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关东州旅顺。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1940年5月14日在关东州旅顺逝世。

罗振玉故居，淮安市淮安区更楼东街，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主要作品《殷墟书契考释》。

顾颉刚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乳名双庆，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生于江苏省苏州，还在襁褓中时祖父就教他认字，三岁母亲便教他启蒙。这年父亲顾子虬院试中第二名，补廪生。1898年，六岁时入私塾，九岁时转学，就读于草桥中学，与叶圣陶同学。1904年，父亲被征召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因家贫辍学，以此为憾。1905年，自父亲赴北京后往往数十日没有老师，但顾颉刚回忆，反而在这两年没有固定塾师的时候是学业进步最快的。1906年，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1908年，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1909年，顾十七岁时就产生了以学术为志向的愿望，1910年，他与叶圣陶等同学编印书籍“哀思录”。

顾颉刚

在20年代到30年代，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学术和政治应是截然二分的，过去因为学术和政治不分，因而使中国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从而使得科学无法成长，他指责旧知识分子是为了物质上的地位和好处而做了贵族统治的寄生理论家。但在194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许多人都成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由此看他并非是全然不理事业，这也是他对自己在1931年不断跨足政界、商界/出版界的解释。正如余英时指出的，他的事业心的根基仍在学术，坚持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源头。他将‘整理国故’列为他事业中的一项，接着才是‘民众教育’和‘边疆开发’，所以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而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追求的是扩大学术的影响力，而不是自己的权力。

鲁迅与顾颉刚曾在厦门大学同事，但在广州中山大学两人并没有共事，因顾来时鲁迅已离开。两人在厦大时已有很深矛盾，常常为琐碎的行政问题发生严重的冲突。《故事新编·理水》里的“鸟头先生”这个角色，被认为就是影射顾颉刚。

他和谭慕愚有缠绵了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顾颉刚为其写了无数的诗，在日记中也随时随地都是她的身影。1924年4月初识的时候顾颉刚便喜欢上了他，对她的爱慕之情反映在他的日记中。

《顾颉刚全集》总计八类五十九卷六十二册，共计二千五百万字。全集最重要的是《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鑅，字宾四，是出身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及作家等。他是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中学的共同创办人。他被许多中国史学领域研究者认为是大中华学术圈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及哲学家之一；他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也因而被一同称作中国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1968年，中央研究院将他选为该研究机构之人文及社会科学组院士。

钱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岁入私塾读书。宣统三年（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学学校停办，遂辍学，在家自学。民国元年（1912年），年十八，抗颜为人师，任教于家乡小学。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先后八年，受聘集美、无锡三师、苏州省立中学执教。民国十九年（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发表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力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没有接受过现代大学训练，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并大量引用雷学淇的《竹书纪年义证》，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该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斥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使当时再无学者替康有为辩护，清末以来影响极大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方才告一段落。

钱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文化保有真诚信念，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可仅仅以“君主专制”简单概括，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钱穆的徒弟余英时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正是出于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放在中国文明系统的框架内求客观的了解，钱穆主张，应该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而非以后见之明浅薄地非议与污蔑之。

《国史大纲》乃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所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主要阐述中国从上古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全书主要是贯彻了钱穆的思想观点：强调传统的价值。他反对近代中国学术界以科学或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他在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

传统中国史家研究历史，历来都是以断代史方式研究，研究时又常会人事角度以至历史人物善恶评价。钱穆在这部著作却以通史概念研究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并用相当篇幅阐述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全书以浅白之文言文写成，以彰显钱穆维护文化道统的决心。

写作内容上，《国史大纲》主要都是以传统社会价值作其立场。如评论到晋朝，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光明的政权，理由是晋朝的司马氏乃篡夺前朝曹魏政权而获得的。又如元朝，则《国史大纲》标题为“暴风雨的来临”，并且评价满清政权是一个部落民族压迫政权。

书中引经据典甚多，取材书籍由二十四史到其他书籍也有。有的儒学者认为，钱穆及其所作的《国史大纲》在精神上完全贞守儒家义理，将儒家文化与儒家思想寓于史学之中，已经成为了新一派的“新儒学史学”。

孟森

孟森（1868年5月11日－1938年1月14日），字莼孙，号心史，别署纯生，江苏武进人。中国历史学家，对明清史研究影响深远。孟森早年出身廪生。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习法律。1904年归国。1905年，他被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延聘为幕僚，并跟随郑孝胥学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上海参与筹组预备立宪公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预备立宪公会报》出版，他任主编。同年，他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接替徐珂任第二任《东方杂志》主编。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他当选为江苏谘议局议员，此后奉命赴中国东北考察宪政。

孟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共和党成立，他任共和党执行书记，并任民元国会议员。民国3年（1914年），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孟森遂退出政界，专心研究学术。民国18年（1929年），他就聘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民国20年（1931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未曾担任系主任），专门研究明清史，至七七事变为止一直讲授满洲开国史。

1938年1月14日，孟森逝世。《明史讲义》，著名历史学家孟森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