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十大元帅中哪一位俘获25000敌军？

1933年，十大元帅中哪一位大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

1933年，十大元帅中哪一位又当老师又指挥作战？

1933年，十大元帅中哪一位被蒋介石悬赏十万元？

系列的文章《1927年—1977年，十大元帅地位变迁考证》的第七篇，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1933年，十大元帅会有哪些传奇的经历。

引言：1955年9月27日，我国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授予元帅军衔典礼，人民军队十位功勋卓著的高级指挥官被授予了元帅军衔，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授予的这十位开国元帅无一例外都在战争年代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的这个系列文章，就会逐年梳理十大元帅的人生经历和地位变化。

今天的文章，就给大家带来系列文章《十大元帅地位变迁考证》的第五篇，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在1933年，十大员元帅分别经历了哪些事情。

新四军部分开国将帅合照

背景：在红军的历史上，1933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军在上半年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却没有给红军任何喘息的机会，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和200架飞机，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所以，1933年，十大元帅的人生经历和第五次反“围剿”紧密相连。

部分红军将领合照（右三位周恩来）

十大元帅之朱德元帅：1933年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元帅1933年和周恩来等人一起率领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而这也为红军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埋下了伏笔。1933年9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当时，朱德元帅仍然是红军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但是实际指挥权却在外国顾问李德的手中。李德被共产国际派遣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因与王明较熟，成为了红军的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李德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损失惨重，并且最终导致了失败。朱德元帅始终与李德这种错误的战略战术做斗争，但是意见没有被采纳，所以实际上也处于一种“放假”的状态中，红军一下子失去了朱德和毛泽东两位灵魂人物，那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了。

朱德元帅

朱德和彭德怀

“三人团”（中间为李德）

十大元帅之彭德怀元帅：1933年担任中央红军副总指挥，红三军团总指挥

彭德怀元帅1933年上下半年的经历截然相反。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彭德怀元帅指挥红三军团强攻南丰城未能攻克，撤围西进，于黄陂地区全歼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之后在东破草台岗全歼敌军十一师大部、九师小部，击毙了十一师师长肖乾。至此，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而彭德怀元帅本人也在1933年9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奖章。然而在随之而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彭德怀元帅的仗却打得非常地憋屈，在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的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不说，而且还没有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苏区在蒋介石的“堡垒战术”之下日益被蚕食。性格耿直的彭德怀元帅曾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破的错误指挥表示强烈不满，曾经当面破口大骂对方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彭德怀

彭德怀元帅

红军的标语

十大元帅之刘伯承元帅：1933年担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元帅1933年担任红军的总参谋长，他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除此之外，刘伯承元帅还翻译了大量的军事文章和著作：翻译了苏军教材《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战术战略概念的历史发展，介绍了苏联红军关于战术战略的理论，提出红军各级干部应加强战术战略的学习与修养；翻译苏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战员，纠正在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这些文章都大大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刘伯承元帅和部分战士合照

刘伯承在部队中

抗日时期，刘伯承元帅给重要的报告

十大元帅之贺龙元帅：1932年担任红三军军长

贺龙元帅1933年的处境仍然非常糟糕，根据地内一批优秀的指战员被“错杀”，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这造成了红三军战斗力的极速下降。1933年1月，有人在分局扩大会上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继续进行“肃反”。贺龙元帅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贺龙元帅在会上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贺龙元帅的话虽然简单，但是却体现出了贺龙元帅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富有远见的战略远光。7月，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指挥14个多团的兵力发动进攻，为了躲避敌人锋芒，贺龙元帅与关向应率红九师活动于利川、咸丰、宣恩交界地区。蒋介石看到用军事手段无法短时间内消灭贺龙元帅所部，于是他又想出了“劝降”的诡计，12月，蒋介石派政客熊贡卿前来游说贺龙元帅，企图收编贺龙元帅。贺龙元帅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阴谋，他将计就计，与熊贡卿等人周旋，反而套取了敌人的更多信息。最后，贺龙元帅召开了公审大会，将熊贡卿等说客就地枪决。

贺龙元帅年轻时

有贺龙亲笔签名的八路军借条

贺龙与邓小平、朱德

十大元帅之陈毅元帅：1933年担任西方军总指挥

陈毅元帅1933年担任新成立的西方军总指挥，率所部转战赣江两岸，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后来，敌人在西线增加修筑碉堡部队，西方军深感兵力不足，便在各县开展浩大的扩红竞赛，在陈毅元帅的统筹安排之下，西方军提前完成规定的任务。根据资料记载：仅仅是龙冈县，1933年12月，第一次扩红送到西方军有168名，第二次扩红又送364名，还送到地方武装部队74名。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如果没有如火如荼的扩红运动，那么红军能否撑过残酷的消耗战都是一个未知数了。

陈毅（左）

陈毅写给父母的家信

十大元帅之罗荣桓元帅：1933年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元帅1933年主要的精力还是投入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罗荣桓元帅就发出了《红一军团官家僚以后政治工作指示》，全面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4月，罗荣桓元帅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7月，罗荣桓元帅兼任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为红军的扩充做出了贡献。

罗荣桓（右二）

罗荣桓亲笔题词

罗荣桓（右）

十大元帅之徐向前元帅：1933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元帅1933年仍然非常忙碌，指挥了很多次大的战役，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连续取得反"三路围攻"和仪南、营渠、宣达3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并与川东游击军会合，部队扩大到5个军8万余人，从人数上已经超过了中央红军。为了扼杀不断壮大的红四方面军，四川军阀刘湘就任四川"剿匪一总司令，他获得蒋介石大批军费和武器支援，随即纠集四川各派军阀部队总计20万人，分6路围攻川陕苏区，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企图在3个月内将红四方面军消灭于川陕边境。11月底，徐向前元帅与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方针，分为东西两线，抗击敌人的“六路围攻”。

徐向前

红四方面军反“围剿”态势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

十大元帅之聂荣臻元帅：1933年担任红一军团政委

聂荣臻元帅1933年继续担任红一军团的政委，他先与林彪元帅一起指挥部队参加第四次反“围剿”，随后又共同指挥部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在乌江圩，歼敌第80师。虽然这一时期，聂荣臻元帅的个人经历并不显得耀眼，但是林彪元帅每次的战功其实和聂荣臻元帅都是密不可分的。

红一军团部分指战员

聂荣臻（左一）

十大元帅之叶剑英元帅：1933年担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叶剑英元帅1933年不仅要在红军学校上课，还要在前线指挥作战。为了配合北线主力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叶剑英元帅组织东南战区各独立师、团及闽西、上杭一带的地方武装，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迟滞由闽入赣的国民党军的行动，为红军主力部队赢得了时间。之后，叶剑英元帅又以闽西四县的地方武装为基础，扩编成立红十九军，兼任军长。3月，叶剑英元帅指挥东南战区第一、二、三纵队进攻清流县城，重创守敌3个团。

抗战时期叶剑英

叶剑英（左三）

红军大学第一期合照

十大元帅之林彪元帅：1933年担任红一军团总指挥

林彪元帅1933年在他的小本子上，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所写的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进行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这次战役的全胜，表现出了林彪元帅高超的指挥才能，他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而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并且下令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林彪年轻时

蒋介石与陈诚

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

纵观1933年的十大元帅，几乎全部都投入到了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当中，他们或是在红军总部中央与李德等人的错误战略做斗争，或是指挥部队在正面战场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每个人往往都要身兼数职，这不仅体现出十大元帅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当时红军的处境之艰难，然而最艰难的时候还没有到来，1934年，红军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前一年相比，十大元帅在红军中的重要程度变化并不算太大。

1932年：朱德（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彭德怀（西路军总指挥）=林彪（东路军总指挥）＞聂荣臻（东路军政委）＞罗荣桓（东路军政治部主任）＞贺龙（军长）＞陈毅（江西军区总指挥）＞叶剑英（红军大学校长）

1933年：朱德（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彭德怀（红一方面军副总指挥）＞叶剑英（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林彪（红一军团总指挥）＞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罗荣桓（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龙（军长）＞陈毅（西方军总指挥）

那么在1934年，十大元帅的级别地位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明天的文章会给大家带来解答。

那么，你认为，在1933年，十大元帅谁对革命的奉献最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