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6日，作为日军甲等师团的“上海派遣军”第16师团，在常熟境内长江白茆口登陆后，一路沿常熟、无锡、常州、丹阳、句容、汤山一线向南京东部进攻。在这期间，这支名为部队实为暴徒的师团，一路疯狂屠杀我国军民，所过之处，横尸遍野。

16师团中最出名的两个恶魔是步兵十九旅团第九联队第三大队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他们两个在进攻南京的路上发起了所谓的“百人斩竞赛”，约定打下南京后“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就“奖励”一瓶葡萄酒。

仅在南京大屠杀开始之前，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就分别残忍杀害了105名和106名中国人，还被当时的日本媒体进行了大肆报道。

日本媒体关于杀人比赛的报道

这还只是开始，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在6个星期内集体屠杀、零星杀害了中国战俘及平民30万人以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还有一名叫做田中军吉的日寇，一“人”就残忍杀害了300多名中国人，比野田毅二人还要丧心病狂。

善恶到头终有报，日本投降后，野田毅、向井敏明、田中军吉三个“百人斩”刽子手，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后，全部押往南京雨花台刑场枪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当野田毅等三人被枪毙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国内民众纷纷为之叫好，苍天有眼，让南京大屠杀中所有的“百人斩”恶魔都伏诛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1995年7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一名电视台记者为拍摄南京大屠杀相关纪录片去了一趟台北，找到了一把南京战役期间杀害过上百名中国人的凶刀。

当那名记者仔细观察凶刀时意外发现，当年大屠杀中的“百人斩”恶魔，除了野田毅、向井敏明以及田中军吉外，竟然还有一个······

凶刀

1995年5月，南京广播电视台决定拍摄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的专题纪录片。问题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大量原始资料都随着当年的国民党当局一起去了台湾。

为此，纪录片的导演兼记者吴建宁找上电视台台长周福龙，表示希望能去台湾一趟，寻觅当年那场大屠杀的血证。

周福龙对吴建宁的提议十分赞同，当即表达了支持。有了领导的支持，一切就好办了，经过协调后，吴建宁赴台的日期定在了同年7月31号。

上世纪的台湾

在正式前往宝岛台湾前，吴建宁和同事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在出发两天前，摄制组的一名同志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资料时，偶然发现香港的一本名叫《广角镜》的杂志上，竟然有一则关于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凶刀的短讯。

据杂志介绍，这把凶刀如今为台中县“军史馆”所藏，不过凶刀原来的主人是谁，具体样式为何，杂志一点并没有介绍。吴建宁里知道此事后，当即决定到台湾后一定要去“军史馆”看看，将凶刀拍下来放到纪录片里。

7月31日，吴建宁一行人抵达台北后歇息了片刻，然后直接驱车去了台中。吴建宁没想到的是，“军史馆”内并没有那把凶刀，工作人员告诉他，“国军历史博物馆”倒是有一把，很可能就是你要找的凶刀。

“国军历史博物馆”位于台北，无奈之下，吴建宁等人只好再次驱车回了台北，赶往“国军历史博物馆”。

“国军历史博物馆”所藏凶刀

在博物馆内，吴建宁终于见到了那把残害了上百名中国人的凶刀。这是一把日军九四式军刀，于日本昭和9年（即1934年）列装日本陆军，长67厘米，是一把典型的日军军官的标准配刀。

引人注目的是，这把刀的刀镡（指刀柄末端与刀身连接处的突起处）上刻着“南京の役殺107人”的字样，中间的“の”相当于汉语里的“之”。一般日本人都喜欢在武器上记录自己的“战绩”，也就是说，这把凶刀的主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杀了107个中国人。

吴建宁原本以为这把军刀是野田毅或者向井敏明的，然而看到军刀上“107”这个数字后，他知道自己猜错了。日本人搞“杀人竞赛”的事，每一个中国人都铭记于心，吴建宁也清楚的记着“105”和“106”这两个血淋淋的数字。

南京百人斩恶魔

很明显，这一把凶刀既不属于野田毅，也不属于向井敏明，更不可能属于田中军吉。也就是说，当年那场大屠杀之中，还有一名进行“百人斩”的日寇，逃脱了正义的制裁。

问题是，他是谁呢？

一般而言，日军军刀上都会有军官饰绪，然而这把军刀上的饰绪却不见了，无法据此判断这把凶刀主人的军衔。

为了查清这名“百人斩”恶魔的身份和最终下落，吴建宁专门查了“国军历史文物馆” 的捐献记录，得知这一把凶刀的前主人是原国民党十六军中将副军长魏炳文，1985年时，这把凶刀被魏炳文遗属捐赠给了博物馆。

黄埔四海同心会

为了找到更多关于凶刀的线索，吴建宁决定找魏炳文的遗属了解情况，问题是过了10年了，没有人知道魏炳文遗属的确切位置。

为此吴建宁找了很多人寻求帮助，最后他甚至找上了台北黄埔四海同心会，却被对方告知只能确认魏炳文是黄埔一期毕业生，陕西西安人，他的家属现状就没人知晓了。

台北的线索，断了。

收缴者和收藏者

一直到离开台北，吴建宁都没找到关于凶刀的任何线索，但他并没有放弃，回到大陆后 ，吴建宁决定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求助。

这位高教授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相关专家，被誉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当时身上还兼着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的职务。

高兴祖

当吴建宁在电话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后，高兴祖沉思片刻后告诉他，自己多年前看到过一篇报道，好像提到过这把凶刀的收缴者的名字，这就去查资料，让他稍等一会儿。

没过多长时间，高兴祖就给吴建宁回了电话，告诉他：“当年收缴凶刀的是原四川省大竹县侨联副主席余鸿成。1985年时他曾写过一篇名叫《难忘的血债》的文章发表在了《人民政协报》上，里面提过这件事情。”

终于找到线索的吴建宁对此非常高兴，第二天就给四川方面打去电话，得知余鸿成今年还健在，只是家里没有电话，想要和他取得联系只能通过写信交流。吴建宁因此当即写了一封信寄往大竹县，托县委的同志转交给了余鸿成老人。

数日后，吴建宁收到了余鸿成的回信。在信中，老人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当年收缴凶刀的经历。

1946年1月，时任国民16军22师辎重兵营中校营长余鸿成，奉命前往河北定县接收驻扎在该地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武装。

当时日军方面负责交接的是一名日军大尉联络官，因为日军属于战俘，任何武器都不能带回日本，所以当武器弹药交接完毕后，联络官就代表旅团长交给了余鸿成10把军刀，其中就包括这把凶刀。

余鸿成是个喜欢收藏军刀的人，因此当即将刀拿出来细细研究。当他看到那把杀了107名同胞的凶刀时，感觉浑身直不舒服，因此直接把凶刀和另外4把军刀交给了另一名营长，托他上交到了军部。后来这把军刀被16军中将副军长魏炳文留了下来，被他带去了台湾。

在信的结尾，余鸿成大致介绍了一下魏炳文的情况，他是黄埔一期生，西安事变时曾在反蒋签名上签过字，因此没怎么受过重用。

西安事变的报道

余鸿成的来信，让吴建宁十分的感慨，绕来绕去，还是离不开魏炳文，他决定先从魏炳文留在陕西的亲属方面下手，看看他们有没有魏炳文在台湾亲属的线索。

1996年年初，吴建宁托人找到了住在西安的魏炳文的两个侄子，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魏炳文弟弟魏秉超在台北的住址。至于魏炳文子女的住处，因为几十年没有走动过了，他们也不清楚。

对于吴建宁来说，有了魏炳超的住址，就已经足够了。

时光飞逝，一眨眼1997年到了，这一年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60周年。

11月10日，吴建宁再一次前往了台湾，并在第二天登门拜访了魏炳超，成功从他那里得到了魏炳文之子魏亮的联系方式，之后吴建宁成功将魏亮约到了自己住的酒店见了面。

魏亮是个42岁的中年男子，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省人。初见吴建宁时，他表现得有些拘谨和警惕，当吴建宁告诉他，自己为了追查凶刀的主人进行了两年的调查后，魏亮终于放下了心里所有的包袱，坦诚的跟吴建宁聊了起来。

吴建宁（左）和魏亮

据魏亮讲，他父亲到台湾后一直在做“寓翁”，凶刀就普普通通的摆在家里，不过父亲很少跟外人提起过凶刀的来历。魏亮小时候最喜欢拿着凶刀玩耍，那刀是真锋利，厚厚的一叠马粪纸，一刀下去当场两半。

后来台湾一个电影制片厂决定拍一部叫做《扬子江风云》的电影，魏炳文就将凶刀借出去拍了电影。谁知一个日本人看到电影里凶刀的特写镜头后，竟专门从日本来到台湾，几经打探找到魏炳文家的地址，说愿意出高价把刀买来“收藏”。

被魏炳文拒绝后，那个日本人也没有放弃，几次三番地找上门要求买刀，为了躲避他，魏炳文一家先后搬了四次家，结果每次都被那个日本人找到，在见到魏炳文态度坚决后，那个日本人才最终放弃。

1971年魏炳文逝世后，魏亮好奇之下曾将这把凶刀带去一家拍卖公司估价，被告知：“最少100万美元”。当时的魏亮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家里并不富裕，但他也不愿意将这把有着上百名同胞冤魂的凶刀拿去换钱，因此直接带着刀回家了。

台湾“国军历史文物馆”

14年后，魏亮的母亲病逝，临终前特地交代子女们要将刀捐出去。于是，魏亮就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将凶刀捐赠给了历史文物部门。

20年，眨眼一挥间

从台湾回到大陆后，吴建宁花费大量精力寻找过当年日军侵华的相关史料，后来还专门采访过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可惜，已经过了4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亲历者都已老去或者死亡，想要找到“百人斩”恶魔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拍摄凶刀的吴建宁和摄影师

好在，吴建宁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政府机关到普通人，很多人都在帮助他。当回到大陆数日后，吴建宁去四川看望余鸿成时，大竹县委所在的山区因为连日强降雨导致道路损坏，大竹县委台办主任张维茂等县委领导依然驱车去170里外的重庆机场接机。

因为道路难行，他们一连颠簸了十数个小时，在最后两公里时路实在走不了了，领导们就徒步赶往机场，成功接到了吴建宁，之后又开了17个小时车将他接了回去。

吴建宁在车上时，曾问过他们何必如此，一位姓李的副主任告诉他：“你调查的事情涉及到我国国格问题，县里领导要我们全力支持。”

当吴建宁见到余鸿成后，拿出了一张魏炳文的照片，余鸿成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的看了很长时间后，坚定的告诉吴建宁：“没错，就是他！”

吴建宁(右)和余鸿成

时光荏苒，20年时间一晃而过。2017年8月，已经是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的吴建宁，接到了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倪永杰发来的消息：有人找到当年那把“百人斩”凶刀持有者的下落了。

原来，不久前有一位学者通过《终战时帝国陆军全现役将校职务名鉴》，找到了独立混成第一旅团1946年向16军投降时所有的军官名单，之后再对比《南京战史资料集》中记载的所有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寇军官的名字，成功找到了唯一一个即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日本投降时又在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任职的日寇：马见塚八藏。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史》书影

披着人皮的魔鬼

马见塚八藏是日本鹿儿岛人，根据《二二六事件研究资料》记载，自1935年起就担任第6师团第23联队小队长的马见塚八藏，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曾专门发表文章鼓动日本青年军官行动起来，实现“昭和维新”，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军国主义国家”。

当年，日本军队中像马见塚八藏这样狂热无比的青年军官不在少数。1936年2月26日，一群所谓的“皇道派”青年军官发起了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一边面目狰狞的叫着“天诛”，一边杀死了好几名日本政府重要官员，其中还包括两名前内阁总理大臣。

原本叛军还想着将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一块杀了，结果冈田启介命大，跑到一间密室藏了起来，他的妹夫松尾传藏被叛军当成他给“天诛”了。

二二六事件（影视形象）

叛军喊出的口号是要“尊皇讨奸”，结果天皇裕仁却并不支持他们的行动，还下令严厉镇压，这场闹剧最终落得一地鸡毛。讽刺的是，叛军们主张的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军部独裁，在“皇道派”被打压下去后，反而得以实现了。

马见塚八藏作为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曾参与过“二二六”事件的密谋中去，不过因为他的部队驻扎在北九州，距离东京太远，根本参加不了“二二六”事件，所以侥幸逃过一劫。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掌权者就此当做无事发生，在之后的日子里，马见塚八藏虽然升到了大尉，但却一直遭受若有若无的打压，心理变得愈发变态。

昭和时期日本青年军官（影视形象）

日本人民族性格就喜欢欺软怕硬，马见塚八藏不敢对上级表达不满，就决定把怒气发泄到中国人身上，结果当1937年8月他作为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的一员抵达中国战场时，遇到了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吃了几发子弹后，被送到了第6师团的野战医院接受治疗。

同年11月，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带着部队在杭州湾登陆，马见塚八藏也在此时伤愈归队，跟着部队攻打南京。 12月12日，时任23联队11中队队长的马见塚八藏跟随部队攻入雨花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见势不妙，坐着一艘汽艇渡江北逃。

战前高呼“没有统帅命令绝不撤退，誓与南京共存亡”的最高指挥官一跑，守城军民士气大跌，抵抗之心动摇，马见塚八藏奉命前往南京西南城区“扫荡”，用刀砍下了大量中国人的头颅，他事后还洋洋得意的在凶刀上刻下了“南京の役殺107人”的字样。

唐生智

1944年1月15日，马见塚八藏被任命为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步兵第72大队大队长，7年过去他只升了一级，成了少佐。1946年1月，马见塚八藏向16军缴械后被送至天津收容所，4个月后被送回了日本鹿儿岛，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马见塚八藏这个杀人狂魔，就此侥幸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且他的罪孽行径也长期不为任何人所知。

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把收藏在台北的军刀，还是揭露了马见塚八藏当年的罪恶行径，将他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大屠杀，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恨。然而，当年针对战犯们的东京审判，却有着太多太多的遗憾，除了侥幸逃脱审判的马见塚八藏外，还有大量的战犯得以免死。

裕仁

比如，曾下令“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朝香宫鸠彦王，就因为他是所谓的“皇族”就得以逃脱了审判，最后苟活到了90多岁才毙命。

他手下的吉住良辅、饭沼守等战犯也因为美西方国家的纵容逃脱了审判；日本最大的战犯裕仁，战后更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优哉游哉地当他的日本国王。

也正是因为当年清算的不彻底，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才会无比地嚣张。在得到彻底清算的德国，法西斯和纳粹相关事物全都违法。

然而在日本，不但专门将被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骨灰盗走，修了所谓的“殉国七士墓”，还肆无忌惮地修改教科书，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对日本国民洗脑“前人做过的事后人不该道歉”。

我们后人永远都不能放松警惕，不能遗忘这段悲痛的历史！吾辈强则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