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1941年华北敌后抗战——其他根据地

第一节 晋冀鲁豫根据地

进入1941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的压力相对于晋察冀能轻一些：在北面，日寇集中于晋察冀，对其他根据地不能不“放松”一些其残酷；在南面，日寇5、6月间集兵十万在华北正面战场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再次重创国军一战区，国军以其无能抵抗算是为敌后战场暂时减轻一些压力。当然，晋冀鲁豫根据地这种压力减轻只是相对于1941年的晋察冀，而非相对于1940年的自己。

事实上，除了超大“扫荡”暂时没有到来晋冀鲁豫外，其他刑具——蚕食、“囚笼”、“治安强化”、中小“扫荡”、“电击反转”、“铁桶完璧”、“捕捉奇袭”哪一个少了，至于“烧毁根据地”就更不用说了。频繁激烈的战斗依然贯穿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1941年。

1941年到来时，晋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是：和晋察冀根据地一样，日寇也是以蚕食为开场白的，以蚕食为中心的“囚笼”、“治安强化”、封锁分割以及中小“扫荡”在晋冀鲁豫各根据地此起彼伏地展开了；而百团大战后人力物力军力遭遇严重损失，根据地于年初即展开了主力部队整训，加强了各项建设，以期根据地深入巩固，尽管受敌蚕食和“扫荡”的干扰，这些工作还是坚持下去并取得一定成绩；在顽固派方面，晋冀鲁豫1940年反顽业绩我们就不说了，而当前又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之时，晋冀鲁豫接壤国军一战区，处于反顽最前线，它整训队伍，加强根据地建设，也是为了应对皖南事变后新的突发事变。我们将1941年晋冀鲁豫战斗和建设行动展示如下。

先说建设行动。1940年底，129师就决定展开两期四个月的整训工作，目的依然是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技战术水平，大部分部队或利用较为宽裕时间或利用战斗间歇，最迟至11月坚持完成了整训，部队战斗力再获新的提升，不过面对敌蚕食日盛，一些部队被迫结束整训回到战斗岗位。

主力整训的同时，地方武装也在不断加强：健全军区、军分区组织结构，新划出一些军分区；将一些主力部队划回军分区建制，充实军分区基干武装；成立了太岳纵队（下辖386旅、决死1旅、212旅），纵队兼太岳军区，加强了太岳军区的实力。这样一番调整后，大部分军分区有了基干武装（基干团或或营），有了不断壮大县区游击武装。1941年底，地方武装已达5.6万人（不含冀鲁豫区）。壮大民兵武装同样是1941年的重要任务：召开了武装干部会议，明确了民兵发展计划；举办了民兵检阅大会，提出了创造铁的民兵武装的口号；制定民兵条例，明确民兵武装的地位和作用；健全民兵领导机构，使民兵发展更加有力。到年底，晋冀鲁豫已有十万多民兵。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开展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整训，提高其质量。

这一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的最大成果是，根据“三三”制原则召开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和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另外，冀鲁豫区正式全部划入本区，晋冀豫根据地正式扩大为晋冀鲁豫根据地，而且也有了自己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

说了建设行动，下面我们回归战斗行动。毫无疑问，敌人蚕食是与“囚笼”、“扫荡”、分割封锁等紧密结合一起的。1月起，白晋路之敌连续对太行三、四分区“扫荡”、奔袭和蚕食；太行二分区之沾尚、马坊敌据点不断扩大地盘【注1】；而平汉路西侧，从正太获鹿到安阳西北，敌人修出了数百公里的新封锁沟墙。在冀南，滏阳河西变成了游击区，五分区被分割为格子网；以“扫荡”掩护，敌人又在南宫、广宗、柏乡、隆平等地修了不少公路“囚笼”。由于主力整训，地方武装薄弱，我军未能及时阻止敌蚕食。随后，根据地吸取教训，克服麻痹，建立游击集团，形成地方武装和民兵紧密结合的组织形式，配合正规部队，广泛展开游击斗争，于是5-12月间一系列强有力反击战斗展开了。【注1：沾尚、马坊位于今榆次、阳泉、辽县、榆社间的中心地带。】

冀南反蚕食斗争主要是集中力量展开几次大的交通破袭战。一是夏季五昼夜大破袭战役：从5月4日到9日，参战群众近六万，主要参战兵力有四、五军分区和新编7、8旅等，郑家口（今故城县）、广宗、馆陶、邱县、景县、德州等地一批敌公路和封锁沟墙“囚笼”遭到重大打击。此役战斗55次，毁据点8处，破路85公里、毁沟墙60余公里，毙伤日伪约250人。

二是8月31日到9月11日秋季第一次破击战役：集中新编4旅和一分区部队，南边破毁邯郸大名公路，北边打击南宫清河公路，作战155次，毙伤俘日伪近两千人，克据点碉堡一百多处，破路一百多公里，战果颇丰。

三是9月18日-20日秋季第二次破击战役：集中新编4、7、8旅等部，重点打击临清周围点线，共毙伤俘日伪五百多人，克据点碉堡十处，破公路20公里。

四是10月11-13日秋季第三次破击战役：集中新编7旅和五、六分区部队，主要在武城、郑家口地区展开破击，克据点碉堡九处，毙伤俘日伪四百多人。

这几次大破击战役正是敌人集中兵力于其他方向特别是北岳平西超大“扫荡”之时，因此这是一个我攻敌守的阶段，这一系列行动自是一定程度重新打开冀南局面。但敌也不会让我们长此“嚣张”的，北岳平西“扫荡”之后迅速回师，因此第三次秋季破袭到年终，冀南又恢复到了敌频繁“扫荡”的局面：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五百人以上“扫荡”达15次之多，持续最长达半月之久，我之局面再转艰难。

在介绍太行太岳区战斗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说一下中条山战役。华北日寇暂时回归正面战场，发动此战役，一方面与对国府国军武战要上升、“文”战要下降的总基调相一致，一方面也是把它作为“治安战”一环看待，即将国军从华北战场彻底清除出局，以便自己能更集中对付共产党武装。日军集中5个师团又3个旅团、十万人马，从平陆黄河边经夏县、绛县、阳城、泌阳到孟县黄河边，全线出击，一个月时间（从5月初到6月初）将晋南特别是中条山国军全部赶到黄河南。晋南国军我们就不说了，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大致以临汾长治一线为界，我军给国军一战区留了一块防区，经此一战，这块防区尽失，还损兵折将数万之众。

中条山战役期间，我们也进行了牵制作战，帮助部分国军（98军等部）北撤我根据地。随后我军决定重返晋南新敌占区（太岳以南地区），发动群众，开辟新根据地（岳南根据地）。依靠群众，依靠持久战收复失地，而这时屡战屡败的国军做不到的。进入新区的我军轻车熟路，组建工作队，分兵发动群众，除汉奸，清溃兵，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使岳南根据地开始成形。另外，岳南我军与仍留在此地的国军98军划分了防区，即临汾屯留公路和曲沃高平公路之间地区以沁河为界，河西为我军发展根据地区，河东为98军防区。

当然日寇不会在自己新侵略成果上让我们“轻松”建立根据地的。9月下旬，日寇集兵两万（36、41师团和4、9、16独混旅团）对岳南根据地展开“扫荡”，名曰“铁桶完璧之包围阵”“电击反转之机略作战”，由安泽、浮山、屯留、长子等分九路向这些地区之间的马壁、南北孔滩合击，扑空后又向我主力转移地区——高平东西峪合击。我主力部队腾挪躲闪，应付裕如，并以小部队和民兵不断打击敌人。除了“扫荡”我军，日寇此战还要迫使国军98军投降，该军虽有英勇抗战之心，但毫无敌后作战经验，还是正面战场上的正面对敌之法，结果几个回合下来，被日寇打得稀里哗啦，基本全部覆没。此次反“扫荡”我军大小战斗五十次，毙伤日伪五百余人。10月初，“扫荡”之敌并未收手，而增兵至三万，转兵北上，对以沁源为中心的太岳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军早有准备，空室清野，内外线结合，主力、地方、民兵结合，在安泽、沁源等地连续痛击敌人，同时大力破击同蒲路平遥灵石段。至18日，日寇撑不住了，不得不撤退。此役我军战斗47次，毙伤俘日伪近千人。

10月底，盘踞长治地区的36师团又出动七千人“扫荡”太行区，此次主题明确，就是“捕捉奇袭”，妄图捕歼我八路军和129师首脑机关。先是四千敌兵由潞城、襄垣等出动连续夜袭涉县赤岸村、黎城西井镇，抓我首脑机关——当然以失败告终。后辽县、武乡独混4旅也出动两千人奔袭附近各地，大概也是“捕捉奇袭”我首脑机关。我太行军民早有准备，此次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发挥了主要作用，不断以麻雀战、地雷战打击敌人。

不过敌不甘心失败，大部退回老巢后，一部兵力（黎城之敌）稍事喘息，又奔袭黎城北黄崖洞、水腰地区——此为我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为了保卫兵工厂，我军集结五个主力团，内外线结合与恶战八昼夜，待兵工厂设备转移埋藏后，我内线部队始撤出战斗，而外线部队继续以各种方式打击敌人，特别是待敌回撤时，我军猛力痛击之，战果颇丰。最终此次反“扫荡”，我军作战62次，歼敌近一千四百人，同时自身伤亡近四百。

我太行太岳和冀南一样乘敌“扫荡”间歇也不断主动出击，重点破袭敌平汉路封锁线——这是敌人分割我山区和平原根据地主要封锁线。

我太行部队联合冀南部队主要展开两次大行动：第一次是8月31日至9月2日，太行集中385旅，第1、5军分区等部，冀南集中新编4旅和3分区部队，对平汉路元氏彭城（今峰峰矿区附近）段展开破袭，重点指向邢台、沙河、永年、武安地区，攻克南和、沙河两县城并六十余处据点碉堡，歼敌一千三百多人，缴获颇丰。同时太行太岳其他部队对正太、同蒲、白晋也展开破袭，打击蚕食之敌。此役也是支持北岳平西反“扫荡”行动。

第二次是12月18日-23日，太行集中385旅和1、5、6分区，冀南集中新编4、8旅和2、3分区，群众参战2.6万人，在北至赞皇南到邯郸北的平汉两侧广泛地区展开猛烈破袭，共战斗45次，毁沟一百多公里，破路七十多公里，摧毁碉堡五十多座，歼敌九百多人。

一年来，太行、太岳、冀南三区大小战斗两千多次，歼敌一万余人，摧毁据点碉堡五百多处，而根据地各项建设也取得新的进展，太岳还开辟了岳南根据地。与此同时，晋冀鲁豫我军还非常重视争取和瓦解伪军伪政的政治攻势，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另外，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敌人加强经济封锁，晋冀鲁豫也有针对性展开一些斗争，不过效果不佳。

下面再看看冀鲁豫根据地。此时冀鲁豫根据地主要分冀鲁豫和鲁西两大区，两者主力分别是八路军二纵队和115师教导3旅。1941年，这块根据地战斗极为艰苦，一方面根据地开辟较晚，巩固性不高；另一方面它依然处于日伪顽三股势力的打击下，日伪频繁“扫荡”蚕食，顽军也死灰复燃，嚣张不已。

年初，为打击不断出犯的郓城之敌，鲁西军区对郓城西北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战术歼敌近三百人，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随后（1月15日），日寇展开报复，集兵万人，配以飞机、坦克，分六路合击鲁西根据地中心区范县、观城。我主力一方面掩护首脑机关转移，一方面分散各地，与民兵结合打击敌人，最终挫败敌之“扫荡”。不过敌人乘“扫荡”又在根据地造了不少“囚笼”，根据地进一步被分割。

鲁西反“扫荡”的同时，冀鲁豫区【注1】也展开了反“囚笼”斗争：拔出卫河南据点，对南乐滑县、南乐清风公路展开大破袭。4月间，日寇集兵八千，隐蔽集结于内黄、濮阳、滑县间，而以伪军一部（两千人）将我军吸引至内黄西南。当我军即将消灭伪军之时，日寇突然出动，猛扑而来，将我军合围。面对危局，我军立刻调整部署，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守内线，主力大部迅速跳出合围，并在外线乘虚攻敌背后，拔出据点，毙伤敌七百余众。日军合围扑空，即对沙区展开大屠杀、大破坏，集体屠杀群众三千多人，将群众赖以生活的五万株枣树砍伐殆尽，将生产生活工具破坏一空。敌之暴行激起沙区军民更猛烈反抗，最终迫敌退回老巢。随后冀鲁豫党政军返回沙区，组织群众重建家园，恢复抗日秩序，投入新的战斗。【注1：此时冀鲁豫主力集中于内黄、滑县、濮阳间的沙区地区，这里是冀鲁豫根据地最巩固的核心区。】

6月间，日寇又集兵五千“扫荡”泰西根据地，大造“囚笼”，长期“清剿”，泰西我军作战三十余次，毙伤俘敌八百多人，但最终还是无法立足，被迫退出根据地。同时日寇在聊城、阳谷、东阿间“扫荡”“清剿”，在濮阳、清丰、南乐、大名以及冠县、堂邑、莘县间筑路挖沟，而盘踞博平、茌平一带顽军齐子修部也与日寇策应，侵占我茌南大块地区。“治安战”大熔炉之各种刑具由此全面铺开。

7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冀鲁豫区和鲁西区正式合并为新的冀鲁豫根据地，两区部队合并为新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同时新的冀鲁豫区正式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一部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力量集中统一了，更有利于应对危难局面。大家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形势，交流了经验，明确下一步斗争方向，那就是巩固加强自己，努力扩大自己，斗争只有更猛烈没有停息。

7月下旬至9月间是我军主动出击的一段时间：7月下旬，奔袭侵占茌南齐子修顽军；8月间连续袭击聊城、东阿间敌据点；9月痛击聊城外出之敌；同时在冠县、堂邑、莘县地区，在清丰、南乐、观城地区，夺占据点、破路毁沟行动也是此起彼伏。

这段时间与顽军的斗争也不能不激烈起来。8-11月间，盘踞定陶的孙良诚部频繁侵我巨（野）南根据地，我与之多次作战，军事压力配合政治攻势，大挫顽威，成功保护了我巨南根据地。而盘踞濮县、濮阳的高树勋部常常是乘着日寇“扫荡”侵占我根据地：2月，日寇“扫荡”鲁西，它侵占我范县南部；4月，日寇疯狂摧残沙区，它占我濮县北部村庄；11月上旬，我军与孙良诚部作战，它则侵我濮阳东北部村庄。11月中旬，我军集中兵力反击，在濮阳地区与其作战，歼其一部，挫其锐气，保护了根据地。如今顽军不像过去那样，与日寇是“各打各的”，而是加紧与日寇勾结，经常与日寇呼应侵我根据地，正在向伪军更迈进一步。

10月和11月间，日寇进攻又加紧起来，在聊城、东阿、平阴、茌平地区，在冠县堂邑公路南北地区，在昆山、张秋镇地区，或“扫荡”蚕食“清剿”，或大造“囚笼”，或策动根据地叛乱，而顽军齐子修部策应日寇卷土重来，再占茌南地区，形势更加处于严重之中。

第二节 山东根据地和晋西北根据地

1941年日寇对这两块根据地的压力同样较轻。山东敌后战场的情况比较特殊，受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1941年上半年它的主调实际上是顽我对阵而敌我对抗，而1941年下半年日寇增兵山东，它才重新回到敌我对抗的主调中，当然不管是顽我对阵，还是敌我对抗，都是中华民族的革命进步力量对腐朽反动势力的斗争，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山东根据地已经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巩固的根据地，但它毕竟开辟较晚，相较华北其他根据地，其巩固程度还是略逊一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仍需进一步贯彻落实，而山东敌后战场依然处于日伪顽我友几股力量的错综复杂中。

进入1941年，山东敌后战场的兵力局面是，日伪八万多人马（日寇两万多，伪军六万多），我军（山东纵队加115师）十二万多人马，而国军加上它的顽军最多时依然保持在二十万的规模——尽管之前在与日寇的敌后作战以及顽我作战中遭遇不少损失。这样一个特殊局面决定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时，山东顽军必然蠢蠢欲动，不甘之前的失败，向我抗日进步根据地发起新的挑战。而山东日寇虽然实力暂不强，但它会挑拨离间，会加紧诱降，会怂恿顽固派反动势力进攻根据地。山东敌后战场的国军虽人数众多，但不会有自己的出路的，它要么向共产党学习，依靠群众，不畏艰苦，真正扎根敌后战场，要么投靠日寇，甘作汉奸卖国贼，要么受不了艰苦而退出敌后战场。

对待顽军，我们的方针不变，依然是有理、有利、有节，依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当然，形势甚急时，我们唯有彻底摧垮顽势，才能巩固根据地，继续抗日大业。1941年反顽战役在山东各个根据地不同程度展开，有时还规模甚大，具体如下：

一是在胶东，总头目赵保原纠合各式顽军五万，组成所谓的“抗八联军”，向我根据地大规模进攻，胶东我军也集中力量，奋起反击，发起为期五个月的反投降作战（从3月中旬到7月末），歼顽两万，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改变了胶东顽我兵力对比（此战后，我军从1.6万人发展到2万人）。

二是在鲁中区，我军既铲除了根据地内的几个土顽据点，又重创了屡犯根据地的沈鸿烈、秦启荣部顽军，还打击了于学忠手下部分部队的反共倒退倾向，这些对巩固根据地发挥了良好作用。

三是在清河区，我军首先在广饶北击败向我进攻的何思源“剿共联军”，后（9月间）我军决定北渡黄河，进入津利、沾化地区，要在这里开辟垦区根据地，并与冀鲁边根据地取得联系，不过遭到何思源顽军的阻扰。谈判不成，我军只好刀兵相见，一番较量，我们打败顽军，成功站稳脚跟。垦区根据地地处黄河三角洲，土地肥沃，人口稀少，我们迅速组织群众开荒生产，把这里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清河根据地的稳定大后方。同时也与冀鲁边根据地取得了联系。

四是在鲁南区是日伪顽三方行动，一方面是日伪不断蚕食根据地，一方面是顽军不断侵占根据地，藤县东部、临郯费峄四县边区、天宝山地区先后落入顽手，鲁南局面危矣。我军则采取各个击破战术，先后击败王洪九、刘桂堂以及于学忠手下的顽军，但鲁南顽军并未因此收手，还不断破坏根据地，接下来一段时间，顽我双方处于拉锯战状态。另外鲁南的反顽作战得到鲁中部队的支援。

五是在湖西区，顽军冯子固、周侗部试图封锁津浦路、微山湖东西两侧地区，切断湖西与鲁南乃至华北与华中根据地的联系。为此，115师组织湖西与鲁南部队东西夹击，击败顽军，维护了两区间的联系。之后湖西区还镇压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的叛乱，维护了根据地的稳定。

好了，我们最终胜利地结束了这一场场反顽战役，对那些死心塌地的反动势力，我们坚决无情打击之，唯有此，才能伸张发展抗日的革命进步。当然，对于国军，我们还是既打又拉，既斗争又团结。之前于学忠的苏鲁战区一直是我们团结合作的对象，尽管1941年他的手下乃至他本人都出现了反共倾向，我们在打击、批评他的反共倾向的同时，还是尽最大可能争取之。到1942年我们与于学忠最终重归于好，而他的大部分部队也始终与我们和平相处。实际上，我们在军事打击顽军中也尽最大可能展开政治争取，分化瓦解之，而我们最终能打败顽军本质上在于我们代表的是抗日进步，而顽军代表的是反动倒退。

现在我们回到“治安战”大熔炉这个主调。整体来说，日寇“治安战”大熔炉和反顽战役都是贯穿全年的，不过后者侧重于上半年，前者侧重于下半年。1941年，山东根据地的格局和上一年一样，115师掌握着外围根据地：鲁南、冀鲁边、湖西等，鲁西区在下半年划入晋冀鲁豫了；山东纵队掌握内侧根据地：鲁中、清河、胶东、滨海等。这一时期，党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合并115师和山东纵队，实现山东根据地的完全统一。首先实现的是双方领导机关的统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已经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115师领导机关入驻鲁中，以便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更好协调。

日寇“治安战”大熔炉各项刑具逐步铺开于山东根据地，蚕食、“囚笼”、“扫荡”、“治安强化”、经济封锁样样不少，年底的时候还对鲁中区搞了一次五万人的超大“扫荡”，这是对华北根据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在蚕食方面，山东日寇的手段自是与其他诸寇大同小异，军事、政治、经济、思想齐上手，各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各种威逼利诱无处不在。在济南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公馆”，专事收集我军情况；在泰莱平原设立了蚕食“实验区”，专搞各种欺骗拉拢，与我争夺群众；对党政组织则大搞软硬兼施的“自首”政策，瓦解我们的政权组织，离间我党与群众的关系。

至于蚕食步骤，首先是蚕食与“囚笼”相结合，在根据地周围大造罪恶之点线，分割根据地，而后实施军事打击、残酷镇压外加各种阴谋诡计，伪化根据地。其次是蚕食与“扫荡”相结合，一场大“大扫荡”就是一场大蚕食，“扫荡”过后，迅速对我们根据地大片区域展开伪化行动，由此蚕食一空。

当然，由于日寇兵力不足，1941年对山东根据地的蚕食活动还不甚明显，蚕食主要集中于：一是鲁中区，从年初开始特别是超大“扫荡”前后，对这里展开一系列“囚笼”、封锁、蚕食行动。二是鲁南区，在这里顽军的侵害与日寇的蚕食想配合，使鲁南根据地迅速缩小，临沂郯城邳县边区、微山湖东岸、苍山码头地区先后日寇蚕食掉，而兖州临沂、台儿庄潍县公路打通后，鲁南区较1940年迅速缩减一半。三是胶东区，日寇趁我军反击赵保原顽军之时，大肆蚕食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南海区和东海区的威海。1942年，伴随着日寇对山东根据地“重视”程度上升，各色蚕食也进入“繁盛”期。

在“扫荡”方面，日寇主要是年初对冀鲁边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扫荡”，而后就是对鲁中区的超大“扫荡”。尽管“扫荡”次数少，但每次那都是投入足、时间长、残酷重。

对冀鲁边的“扫荡”不是一次“扫荡”，而是一系列“扫荡”的集合。1月末，日寇开始首次“扫荡”，从平原、禹城、临邑、陵县出动七千人，合击平原县马腰务村一带，我军激战一下午，黄昏突出重围。2月初，日寇又出动三千人附骑兵、坦克一部，先是反复“扫荡”“清剿”盐山、乐陵地区，3月下旬又转至新海、盐山、庆云、无棣、乐陵地区。日寇仗着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横冲直撞，不断合击。而冀鲁边我军也不断调整战术，应对困境：利用纵横的抗日沟，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出没无常，行踪不定；在警戒、行军、侦察、宿营中采取一系列严密措施；遭合围时则坚决扼守，利用黄昏突围。在两个多月的奋战中（到4月中旬），我军与敌作战数十次，歼敌千余，粉碎了“扫荡”。

在日寇“扫荡”我军之时，刘景良、张子良等诸顽也从旁配合，封锁我军，阻止我军南下打通清河区的联系。事实上，为改变孤立状态，根据山东分局和115师的指示，冀鲁边我军分别于2月中旬、3月初和9月初三次南下，均遭数千乃至上万日寇围攻而未能得手，期间也多次与顽军交战。9月下旬，冀鲁边我军第四次南下，粉碎顽军张子良部阻击，此时清河区也击败当面顽军，开始建立垦区根据地，由此两军都扫清障碍，终于在10月3日会合，打通了联系。

下半年，日寇开始增兵山东，21、33师团两支机动力量，先是出现在中条山战场，后又出现在北岳平西的“扫荡”战场上，如今又出现在山东战场，使山东日寇（12军）增至4个师团（原有的3个旅团不变）。实际上年初的时候，日寇就加强了对鲁中根据地的分割封锁，9月份还动用万余兵力“扫荡”了泰山区，该区党政军力量及时跳出合围，保存了力量。11月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到来了，我们之前说了日寇此次主打的是经济牌，不过对山东根据地例外，在这里它主打的是正宗的军事牌，要对山东抗日军民搞一次前所未有打击。于是日寇在山东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题是对鲁中根据地搞一次“铁壁合围”“拉网合围”的大“扫荡”，而以此“扫荡”为起点，山东根据地正式进入“治安战”大熔炉残酷考验时。

此次超大“扫荡”，日寇动用五万人马，由山东日寇总头目土桥一次指挥——这倒不稀奇，北岳平西大“扫荡”是由华北日寇总头目岗村宁次亲自指挥，而中国派遣军总头目畑俊六此次跑到临沂亲自坐镇指挥山东“扫荡”，这倒尚属首次。日寇“扫荡”兵力主要集结于临沂、新泰、蒙阴、沂水、莒县等地，合击上述地区间的沂蒙山区——鲁中区的核心地带，消灭我党政军首脑机关及主力部队（此时山纵1旅驻扎于此），同时在根据地周围部署封锁，阻我转移，而蚕食、“囚笼”等残酷诸事也已做出规定。

当时山东我军已经意识到危险来临，并做了相应部署，提出要开展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要树立小部队独立作战的思想，要主力、地方、民兵三者结合粉碎敌人“扫荡”。不过准备还是有些仓促，对“扫荡”的残酷性和反复性认识不足，群众也没有很好发动起来——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

11月4日，大“扫荡”开始。4-12日，日寇以重兵或奔袭或合围或猛攻马牧池、留田、南墙峪、龙须崮（蒙阴县）、芦山、孟良崮等地，上述地区分布着我首脑机关、鲁中区主力部队和兵工厂。我军或奋力激战摆脱追击，或巧妙躲避跳出合围，或坚守抵抗掩护兵工厂炸毁或其他部队撤离。一些干部牺牲了，英勇的战斗持续着，我们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步阴谋。敌人到处扑空后，照例开始了它第二步，由“扫荡”转入“清剿”，照例这是一场大摧毁、大破坏，烧光、杀光、抢光就不说了，所到之处荡然无存，不给根据地军民留下一草一木就不说了，对我党政军力量大肆“剔抉”，不留“祸患”就不说了，到处安岗楼、修公路、组伪政、建伪军，大肆蚕食伪化就不说了，而沾满鲜血的刺刀还要玩弄几下怀柔安抚，而空前绝后的残暴野蛮还要带上一具仁德的面具，这历史真真荒谬至极！

面对日寇正把根据地搞得乌烟瘴气，我刚转入外线的首脑机关决定回到根据地，领导群众斗争，振奋反“扫荡”士气，必须始终维持和加强群众的抗日之志。115师和山东纵队首脑机关先后返回根据地，他们一方面率主力一部同敌人周旋，不断截击、伏击敌人，经常抗击敌人进攻，一次次冲破敌人围堵而化险为夷；另一方面立刻抽调部分干部分赴各地，加强反“清剿”领导，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而根据地基层政权、地方武装、民兵组织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袭据点，破公路，反伪化，反抓丁，反抢夺等；同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敌人有烧光、杀光、抢光之“三光”政策，我则有搬空、藏空、躲空之“三空”政策。

在内线坚守的同时，我山东根据地部队在广阔的区域内展开了战斗，在滨海、鲁南、胶东以及胶济线上，或破袭交通或攻克据点或截击敌兵力转运，甚至我们还一度袭入敌之大城市（烟台），还在敌眼皮子底下搞一下破坏（徐州北炸毁敌机车）。不过我根据地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回到内线的首脑机关腾挪跌宕，不时陷入敌合围，虽然我们最后化险为夷，但许多干部牺牲在了这场反“扫荡”中，一场场陷入包围绝境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悲壮故事不断上演于齐鲁大地！

12月初，情况有变，敌之两支“扫荡”机动力量21、33师团带着中国人民累累血债要南下“南进”战场了，于是没有雄厚兵力支撑的“扫荡”就不能持续下去了，不得不草草收场了。日寇在鲁中留下六千人，同时为掩护两个师团南撤，将“扫荡”转至鲁南区和滨海区。我们也迅速调整部署，一方面组织新“扫荡”区首脑机关转移，一方面试图尾追、截击撤退之敌。敌人的“扫荡”又折腾了一段时间后，于12月下旬它正式开始撤退，至12月底撤退完毕，我军也乘势收复失地，历时五十多天的反“扫荡”由此胜利结束。

此战我军共作战150余次，歼敌两千余人，同时自身也付出1400余人的代价。根据地内群众被杀三千余人，被抓一万余人，被抢八十万公斤粮食，根据地房屋基本被毁，生产生活工具被洗劫一空。此次反“扫荡”山东我军取得不少新的作战经验，这将使我们能更从容应付以后的“扫荡”。同时也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比如各部队具体行动还不够协调，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还不健全，群众性游击战争还不够广泛，首脑机关过于庞大，不适于残酷敌后战场等。更为根本的是，此战中群众发动的还不够充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尚未完全贯彻落实于根据地，根据地的巩固性有待提升。好了，山东根据地将在更残酷的“扫荡”中迎来1942年，但我党政军民不怕残酷，能顶得住残酷，最终覆灭敌人的残酷。

简要说一下晋西北根据的情况。1941年日寇对晋西北根据地压力较轻，以蚕食和中小“扫荡”为主。3月下旬，日寇的蚕食阴云开始在晋西北根据周围升腾起来，重点是晋中平川地区和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敌驱逐我抗日人员，镇压群众抗日活动，实行保甲连坐，强化伪政伪军，强迫群众修碉挖沟等等。总之，日寇是“先易后难”，先把“准治安区”整顿好了，而后向“未治安区”推进，大举向“未治安区”推进就是1942年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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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华北敌后战场的介绍就此结束。这一年日寇“治安战”大熔炉显然是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主的重点进攻，1942年“治安战”大熔炉将全面施展拳脚，展开其残酷的最高峰，经1941年的较量，我党我军也意识到1942年的难关，1942年我党我军显然是重在坚守，守住阵地，守住华北敌后战场。敌虽猖獗，但它蹦跶不了几天了。守住阵地，渡过难关，就是胜利。最后说一下，1941年“治安战”大熔炉的战果：日寇进行了69次千人以上的“扫荡”，9次万人以上的“扫荡”，到1941年 10 月底，抗日根据地较一年前缩小了约六分之一。华北人口，八路军控制四分之一强即2200万，日军控制四分之三弱即6000万（内中一部是敌我游击区）。华北乡村面积，八路军占六成，日寇占四成；四百多座华北城市，八路军只占10座，其余均在日寇掌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