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病亡，终年97岁。

随后，民进党当局公开发文鼓吹李登辉，称他是“民主先生”，他的病亡是台湾的莫大损失，他让台湾成为所谓“亚洲民主典范”，溢美之词不吝使用。

但事实如何？恐怕跟民进党当局所形容的相差甚远。他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退出了。他是“去中国化”的始作俑者，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他所谓的民主化贡献，更是建立在制造岛内族群矛盾和黑金政治之上。

李登辉在日本外国特派员（记者）协会发表演讲（图源：网络）

二度退党

据早年参加中共台湾地下党的老同志回忆，李登辉曾先后两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两次退党。

1995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一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提到，“李登辉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背叛了”，这被舆论视为大陆官方首度向外公告，李登辉是共产党的叛徒。

李登辉自己常标榜说，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日本读大学期间还通读了《资本论》。

也许正是李登辉时时刻刻展现自己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样子，加上外人对他“做事认真，为人实在”的刻板印象，他的入党介绍人都觉得李登辉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入党对象。

在得到上级批准后，1946年9月，吴克泰同李登辉认真地谈起了想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动机，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根据要求，他还写了一份自传。批准入党后，李登辉参加过反对美军暴行的游行、“二二八”运动，但并没有接受很重要的任务。

但到了1947年8月，李登辉以“党内不纯洁，有人有野心”为理由，提出退党。退党时，李登辉还主动表示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密。所以迄今为止，李登辉本人并不承认这一段经历。

不过，对于另一次入党的情况，李登辉倒是正面认可过。1947年夏天，李登辉参加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在参加活动期间，几位进步青年提出要大家集体入党。虽然他刚刚退党，但因为有保密要求，所以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到了1948年，李登辉再次要求退党，理由是他不合适过党的组织生活，不愿意受党的纪律约束。

从此，李登辉再也没有与中共台湾地下党有过联系。

李登辉（图源：环球网）

获得赏识

如果没有蒋经国的赏识，李登辉可能会一辈子从事他熟悉的农业工作，安心做一名农业专家。

1969年6月一个清晨，还在睡梦中的李登辉一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李登辉起床开门后，门口戴白头盔的宪兵跟他说“跟我们走一趟”。此时，李登辉似乎明白了什么，回到房间找出了美元支票给太太曾文惠，就跟着他们去了。

这一去，李登辉直到深夜才回家，前后长达17个小时，被曾文惠称之为“一生中最长的一天”。此后的一周多，李登辉每天早上8点就去“警总”报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家。

约谈结束后，李登辉获得了“警总”发放的《自新证》，表示他从此“重新开始”。李登辉回忆说，临走之前，“警总”的人叹了口气说，你这样的人，除了蒋经国，没有人敢用你。在李登辉看来，这可能就是蒋经国要重用他之前的一次身家调查或考验。

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但此次惊心动魄的约谈之后，还不是国民党员的李登辉却被请到了国民党四中全会做了一场农业方面的报告。当时请一位党外人士到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作报告，是从没有过的事情。

1978年，蒋经国就任台当局领导人后，任命李登辉为台北市市长，次年李登辉又成为国民党中常委，可见蒋经国栽培他的意图很明显。

由于之前李登辉从政经验缺乏，在担任市长的头一个月里，蒋经国每天下班后就悄悄到李登辉家里，等候李登辉下班。有时候蒋经国已经到家了，李登辉太太曾文惠都还不知情，仍在后厨做饭。待李登辉下班回家后，蒋经国会通过聊天的形式，了解李登辉的施政措施，并把自己的理念告知李登辉。

经历3年半的市长任期后，1981年，蒋经国又派李登辉担任台湾省主席。在任职省主席期间，省议会党外议员（当时民进党尚未成立）再次质询中提及“台独”议题，并要求李登辉表明态度。作为省主席，他尽可以超越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登辉明确回复说：“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第二天，蒋经国通过阅读简报，了解到李登辉的这一回应，连说“很好，很好！”

1984年，李登辉被蒋经国提名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候选人，成为蒋经国的副手。很显然，从政期间，李登辉骗取了蒋经国的信任。他通过对“一个中国”立场的论述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通过谦虚、上进、没有班底的形象博得好感。

据说任职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期间，高个子的李登辉跟蒋经国说话时，站着时膝盖会弯曲，保持身高与蒋经国站立时基本持平；就坐时往往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以示尊敬。

再加上蒋经国当时推行“吹台青”政策，大力启用台籍干部，于是，李登辉成了台籍菁英的代表，“脱颖而出”。

蒋经国与李登辉（图源：网络）

玩弄权谋

1988年1月，蒋经国突然辞世。按照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但是当时，李登辉仅仅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并不具备实权。“行政院长”俞国华掌握着岛内的行政大权，李焕作为国民党的秘书长掌握党权，“参谋总长”郝伯村掌握军权。

因此，从蒋经国去世到1990年之前，李登辉始终被视为台湾地区过渡性的领导人。他自己也谨言慎行，没事就到蒋经国灵前拜谒，显示自己的忠心与政治正确。然而，等他站稳脚跟后，他开始显露真面目，争夺权力，力争贯彻自己的理念。

为了一步步掌握大权，李登辉先是纵容李焕势力在党内和当局机构中排挤俞国华，迫使俞国华辞去“行政院长”，由李焕接任，并同时安排宋楚瑜接替李焕任国民党秘书长，拔掉李焕的党权。接着，李登辉利用亲信和在野党的力量给李焕施政造成困难，迫使李焕辞去“行政院长”。最后，他先请郝伯村出任“行政院长”，让他脱下军装，从而让自己顺利掌握军队权力；然后怂恿党外势力以“军人干政”名义，迫使郝伯村下台，最终铲除异己。

1990年，由于李登辉在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提名等问题上有些“独断”，造成国民党内的“二月政争”。党内部分人士（俗称“非主流派”，以外省籍人士为主）支持时任司法院长林洋港、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搭档，作为另一组人选参与那一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尽管李登辉动员了党内大佬对这组人选进行了劝退，但此次政争让党内“非主流派”人士出走，于1993年成立为“新党”，造成国民党赴台后的第一次分裂。

而此次分裂，一部分是因为李登辉为了巩固权势打击异己，同时也因为他陆续在各种言行中展露自己“台独”的一面。无论是对民进党的袒护纵容，还是多次提及“中华民国在台湾”“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分裂自治”等概念，都让国民党内的统派人士看不下去，选择出走。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都是如此。

但十分矛盾的是，李登辉为了自己的权力，总是投机地选择“民主”与“集权”的方式。

比如1990年他要从代理主席扶正为党主席时，提名自己和李元簇搭档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时，为了减少不确定性，他逼迫国民党员不得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而只能用当着他的面起立的方式来推选他。但后来，为了对抗党内的反对势力、拉拢党外的支持势力，他又主张台湾地区领导人采用全民直选的方式。

在李登辉当政期间，他总以“民主”之名纵容“台独”活动，自己却透过“修宪”等过程巩固自身权力，成为“有权无责”的当局领导人。他在任期间，玩弄权术，调动特务，控制了台湾的政、经、法、军、警、特和新闻舆论，大搞谋权政治、金权政治和黑道政治。

李登辉与陈水扁（图源：台媒）

口是心非

假如李登辉早逝，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统派人士。的确，“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是他说的；“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在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采行所谓‘台独’的路线”是他讲的；甚至“汪辜会谈”也是他任内与大陆协商沟通促成的。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暗藏着的“台独”之心逐渐暴露，到后来更是自视为“日本人”。他的言行，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造成了重大破坏，是地地道道的背叛者。

几年前，李登辉曾赴台湾东华大学演讲。在互动时，有陆生问及他如何看待自己说过的“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这句话。结果他很直白地说，我那时候还是在人家下面啦，不配合讲话不好。言下之意就是，没掌权的时候我还不能说实话。

同样是几年前，他在日本接受华文媒体提问时说，这一系列动作只是想给大陆发出和平信号，尽快结束两岸当前的局面，让台湾得到喘息的机会，加快经济发展和国际空间的改善。在李登辉看来，“国统纲领”的条件很苛刻，大陆不可能实现这些内容，虽说是统一有“三步走”的安排，但做起来可是遥遥无期。除此之外，“国统纲领”的出台也是为了安抚国民党内的统派势力，让他们安心，觉得李登辉不会搞“台独”偏离立场。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他每年“双十”所说的要“为建立富强、民主、均富、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就职时讲“集合两岸中国人之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回应外界质疑时还信誓旦旦地说“‘台独’只会断送国家的大好前途，牺牲社会的安定繁荣，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可是，人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卸下伪装的面具，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台独”分子，中华民族的败类。

年轻时的李登辉（图源：网络）

渐露祸心

虽然在一些重大场合李登辉不忘形式性地提及“统一”的概念。但是逐渐地，他已经在松绑对“台独”的管制，推行“去中国化”。

1988年，主张“台湾独立建国”的“台独联盟”被获准连续两年在台湾举行年会。1990年，李登辉邀请流亡海外的“台独大佬”辜宽敏等回台参加“国是会议”。随后，他又对“美丽岛”政治犯进行了特赦，引用“赦免法”让他们可以参加选举，授意“立法院”删除了“刑法”中有关“台独”入罪的内容，提出“奶水说”要让国民党包容民进党长大。一时间，许多“台独”大佬纷纷从海外回台，岛内“独派”运动风起云涌。这都离不开李登辉的纵容包庇。

而在“一个中国”的概念上，李登辉也开始搞小动作。他先是声称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虚化一个中国的含义；随之发展到“不简单地讲一个中国”，而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分裂分治”“‘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台湾”……

各种偷换概念的同时，他已经逐渐把“两岸一中”朝着“两国论”方向去误导了。

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他在国际上大搞“双重承认”（即这些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也可以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金元外交”、力图通过所谓“非正式关系”，让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更多在国际场合抛头露面，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在经济上，他主导制订“戒急用忍”措施，设置障碍阻挠两岸交流和台商投资祖国大陆，推动所谓“南向政策”。

为了做到“文化台独”，斩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化渊源，李登辉向教育领域开刀，大搞“去中国化”。1998年6月，台湾“教育部”推出了一本面向中小学生的教科书——《认识台湾》，在其中的“历史篇”中，声称“台湾400年前是无主的土地”。这本书中，“我们都是台湾人”“台湾魂”“台湾精神”等字眼处处可见，同时它还美化了荷兰、日本等对台湾的殖民侵略历史，与之相对应，“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词统统被删。

始于李登辉的《认识台湾》系列教材（图源：网络）

明目张胆

如果说上任初期李登辉对表露真实想法和立场时还有些暗度陈仓，但站稳脚跟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1994年，大陆发生千岛湖事件，数十位台胞不幸罹难。本来单纯只是一个刑事案件，李登辉却口无遮拦，指责大陆政府“像土匪一样处理事情”，对两岸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1996年，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口号。乍一看这个口号很有“大中华思想”，但实际上确是包藏祸心。因为按照李登辉的解释，大陆不应该是铁板一块，应该分成东北一块，华北一块，华南一块，香港一块，西藏一块，新疆一块，台湾一块。这七块应该相互竞争。而彼时，台湾在这七块中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应当成为“龙头”、做霸主，来“问鼎中原”。

“七块论”的说法后来被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1999年出版）一书中具体阐释。因为李登辉当时很清楚，单纯以台湾的实力对抗大陆，力量有些微弱。如果将整个国家肢解，那么台湾不仅更有独立权，还可以做“霸主”。比起单纯的“台湾独立”，这种肢解中国的做法更为居心叵测，更加阴险。

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录影专访时，明确提到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两国论”。至此，李登辉不再回避其“台独”立场，各种说辞、表达更肆无忌惮。

卸任后，李登辉也时时刻刻提醒台湾政坛，要继续壮大本土力量，要对大陆做出反对的行动，发出抗议的声音，“总统一定要以台湾为主体思考”。在马英九称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之后，他说这是“背叛国家”“辜负人民”。

2015年，李登辉推出《新·台湾的主张》一书。他在书中称，台湾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必须立基于民主，而非民族。他试图割裂台湾同胞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称台湾已经没有必要再扛起“台湾民族”的大旗挥舞，更不要跟随中华民族翩翩起舞。

相应的言论不一而足。

蔡英文与李登辉（图源：台媒）

历史罪人

作为中华民族的败类，李登辉的背叛行为不只是搞“台独”，更可恶的是，他是深度的“精日”分子。1895年至1945年，台湾惨遭日本殖民统治50年，岛内资源持续被掠夺，台胞始终被当作二等公民，甚至还要为日本的法西斯扩张上战场当炮灰。

面对日本这种罄竹难书的行径，曾任台当局领导人的李登辉没有谴责、批评，反而投怀送抱。

李登辉于1923年出生于台北三芝。直到去世前，李登辉都很自豪地说自己22岁之前是日本人，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以前的名字叫做“岩里正男”。他的哥哥李登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被日军征兵至菲律宾参加太平洋战争，战死在当地，牌位被放在日本靖国神社内。这也成为李登辉经常去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

他甚至在2015年还大言不惭地说，直至70年前为止，日本和台湾原本就曾经“同为一国”。当时我们兄弟俩无疑地是作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

面对钓鱼岛问题，他会直接用“尖阁诸岛”（日方用语）来称呼，并说它无可争议是日本领土，不存在主权问题，还公开批评“保钓”人士。面对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议题，李登辉说这是大陆捏造的议题，是宣传活动的一环。

李登辉的这一系列“精日”言行，受到两岸中国人的批评谴责。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困惑，为何李登辉这么帮日本人说话？

于是，有人怀疑，李登辉本身是不是日本人。不过岛叔认为，是不是日本血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登辉的日本认同已经入脑入心了。他成长的青春期正是日本皇民化运动最高峰的时候，当时的李登辉用日本名，读日文书，以剑道为体育活动，学习“隐忍”作为思想修炼，向日本天皇效忠，到日本留学，为日本参军……皇民化运动的洗脑效应，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如果他只是作为普通人“精日”、搞“台独”，危害还没有那么大。但他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做了那么多破坏两岸关系、“去中国化”的举动，导致两岸关系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导致台湾年轻人在继承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历史方面有如此大的缺失，他真的是罪孽深重。

尽管李登辉至死未能实现“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之迷梦，但其所作所为对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造成极大戕害，贻害当代、祸及子孙，其恶劣影响可能需几代人努力才能消除。

文/桃花岛主

编辑/点苍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