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城市人的精神疾病，在农村也广泛存在，却一直没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特别是留守妇女的心理问题更是处于一个脆弱和容易产生问题的地带。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李张光 报道

三个月前，甘肃阿姑山村28岁农村妇女杨改兰以极端方式导致一家6口身亡的惨案震惊社会。

“贫穷”被指是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尽管喧嚣之后，阿姑山村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杨改兰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反思却并没有停止。其中，除了贫穷之外，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10月8日，甘肃省妇联出台了一个“关爱贫困妇女心理健康行动”的方案，方案指出，在贫困地区，妇女的心理疾患更为突出，妇女因贫困、家庭矛盾和生活压力而导致的自杀案件时有发生，导致其他刑事案件（如“杨改兰事件”）、婚姻家庭纠纷也较多。

这份方案还指出，贫困妇女是心理援助服务需求最大的一个群体。

在此之前，贵州等地就已经出台了类似的方案，呼吁地方各级组织重视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问题。

对此，长期从事各种应激因素相关疾病治疗与研究的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喻小念表示，个体的病态心理是“杨改兰事件”这起悲剧的真正凶手。

杨改兰的精神生活鲜有受接济的途径，而她背后是中国近5000万的农村留守妇女。

一起惨剧的背后

“杨改兰事件”这起悲剧，是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

尽管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发展，许多农村留守妇女的现实生活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于处在贫困大山深处的杨改兰一家来说，这种技术的进步注定没有惠及到这个被贫困和落后所包围的家庭。

杨改兰身上依然有着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挣扎的身影，只是她最终走向了极端。这种不幸，在过往的媒体报道中可以从杨改兰个人以及家庭内部窥见一丝端倪。

据媒体报道，杨改兰没有读过书，性格内向，也没出过远门打工。她有一个妹妹，由此她承担着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而同样因贫穷娶不到媳妇的李克英，选择了以入赘的方式加入到杨家，和杨改兰结婚。

媒体报道称，李克英为人老实，从不跟人聊天和争论，常年外出打工，年初而出，年终而归。

杨改兰的父亲杨满堂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男人，性格内向近乎木讷，一天只知道干一些活。这使得73岁强势的奶奶杨兰芳主导着这个家庭。

而常年在家的杨改兰由于性格内向和邻里的走动并不多，使得这个家庭在村里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同时，强势主导着家庭的杨兰芳和女婿李克英却并不合拍，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交流也极度贫乏。

李克英的手机、摩托车都被杨兰芳砸烂过，眼睛也被打肿过。这些媒体报道中的细节，揭示了家庭矛盾成为压垮这个贫困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位学者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常年夹在中间的杨改兰精神即使出现了问题也会被人们所忽略，现实也断了她精神生活所有的救济的途径，最后酿成人伦惨剧。

喻小念分析，杨改兰的悲剧是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缺乏教育让其缺少面对困境时的必要缓解手段；母亲过早离开导致其缺少必要的关爱；家庭环境的不和谐，生活的压力、丈夫不能负担相应的家庭角色等等因素，都可能给杨改兰造成不好的心理影响。

心理异常，是杨改兰最终做出疯狂行为的土壤，其他方面的原因，则成为导火索。喻小念认为，如果不关注杨改兰本身的心理健康状况，那么在其他诱因下，杨改兰还是会做出如此的行为。

群体性心理困境

实际上，“杨改兰事件”发生之前，在农村留守妇女频繁伤害儿童的行为就已经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如《留守妇女维权之困》一文提到的四川大竹27岁的“留守母亲”唐成芳疑因精神出问题在2012年3月27日毒杀3个亲生孩子。

该悲剧发生一个月后，重庆市梁平县云龙镇东风村三组“留守母亲”郑秀伟，在黑暗中举刀砍向两个儿子，大儿子在送医过程中死亡，小儿子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但伤情严重。

从“留守母亲”投毒、砍杀亲身骨肉并自杀事件，到“杨改兰事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农村留守群体——留守妇女群体所面临的身心健康难题。

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历时两年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显示，留守妇女的“孤独”情绪最为显著，有这种感受的人达63.2%，这种“孤独”的感觉不仅包含留守自身的苦楚，也源于独自承担家庭责任和压力。

面对这个群体频繁出现的人们不可理喻的行为，专家认为，农村留守妇女伤害儿童事件，虽然与当事人极端的个性有关，但也反映出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脆弱性。

甘肃省妇联在10月8日发出的“关爱贫困妇女心理健康行动”的方案也指出，留守是引发妇女心理问题的主要诱因。调查显示，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压抑。

湖北襄阳妇联的一项调研也表明，当前农村留守妇女普遍背负着体力和心理上的双重负担。青壮年男劳力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转变为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还要身兼数职——照顾子女、赡养老人，有限的精力与高强度的劳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着她们的身心健康。该项调查中，半数以上的妇女表示“一个人难以单独承担农活”“希望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平日里希望有丈夫的体贴帮助”等。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几个杀害自己孩子并自杀的案例外，农村里的“恶婶婶”“恶奶奶”“二伯母”等报道也屡见报端。

复旦大学心理系副主任吴国宏分析，这种行为中，加害方的仇恨极少因为孩子，而是将其视作“炸弹”，通过伤害对方最珍视、寄予最多希望的人，来达到泄愤或报复的目的。

也有学者分析称，家庭成员之间感情受到伤害，容易形成较大的恶性心理积累，一旦超过忍耐的底线，行为人就可能丧失理智，在激情冲动中实施犯罪。

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认为，农村留守妇女渴望得到外界的尊重和理解，但这种心理诉求通常会被轻视和忽略。“她们大都是温和而善良的，但当压力超出她们的承受范围，当她们认定自己的付出完全得不到回报时，也会变得歇斯底里，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林崇德说。

居高的自杀率

“杨改兰事件”也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农村妇女偏高自杀率的关注。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

自杀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34岁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在一些自杀研究中，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的主要风险因素被分为几类，即身心健康问题、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家庭矛盾的激化、婚姻或恋爱的挫折、人际关系冲突及经济的拮据。

这些风险往往交织在一起。

国内著名的自杀问题研究学者、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表示，如今农村存在“三留守问题”：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压力往往全落在中间的留守妇女身上，这是导致留守妇女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他表示，现在农村青年妇女的自杀率是显著下降了，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披露，中国15～29岁年龄段的青年女性自杀率为5.9/10万，与同年度美国同年龄群体4.7/10万的自杀率比较接近。

“我们收集的数据也同样反映出农村青年女性自杀问题大为减轻，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死亡占全人群自杀死亡的比例超过40%，2005年以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5%以内。”刘燕舞说。

上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万霞呼吁，重视农村留守人员心理健康问题，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对“高危”家庭进行干预。

她表示，除了完善医疗、教育、社保等制度之外，改变农村留守妇女心理状况需要放在重要位置，这就需要政府要加大从事农村道德文化建设的力度，将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支边、支教等志愿行动的范围中。对于有极端情绪或情绪失控边缘的对象，能够及时发现并进行心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