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一个人为了表达对另一人的忠心，会说“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也常常用来表达，自己愿意为某人奉献，表达对其对赏识自己、栽培自己的决心。

“士为知己者”这句话，非常有历史来头，最早是春秋时期四大刺客之一豫让说的。他为了报答智氏对自己的赏识之恩，不惜毁容，行刺打败智氏的赵襄，甚至最后自刎而死。当被问起为何如此拼命，他说出了“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绝唱，让人为之动容。

这句话也就因此流传下来。不过，“士”是我国古代富有活力的一个阶层，特别是在先秦时期，士文化不仅只是“为知己者”死这么简单。

士的兴起：春秋战国动荡的社会阶层与稷下之学

说到先秦时期的士文化，不得不先要聊聊何为士。

在《说文解字》对于士这个字，有着非常简短的解释：士，事也。近代学者吴承仕曾对《说文解字》中的这一解释，进行了一番阐释：

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

由此可以看到，士最原始的概念，跟今天的农夫差不多。这也可以理解，在我国古代传统的男耕女织社会中，男性主要从事的农业工作。

不过，到了周朝时期，士则更多地被指代为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也可以理解为是下级的贵族。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西周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这样的等级秩序。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士作为连接贵族与平民的中间体，在上下流动剧烈的社会结构中，士群体的数量急剧膨胀。

原来的一些贵族没落了，从先前一种人人得职、人人有禄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保障全无，于是降级成为了士。与此同时，以前的庶民，也通过投靠门客等方式，实现了阶层的向上流动，变为了士。

就这样，士不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相反可以自由地流动。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流散为百家之学的变化，也让先秦时期的士具有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特别是原来一些层平民中，受过教育的人，进入到士阶层的范畴中。

在西周时期，教育是一项具有官方性质的事情。礼乐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宫之学。正如《论语》所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西周时期的学问，是有着严格的规矩和约束的。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秩序的解体带来了礼崩乐坏的现象，熟悉礼乐传统的士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得到了思想上的解放，于是就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王官之学散为百家，这也给士的兴起，提供了文化的基础。

正如葛兆光在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时，所说的：

‘士’思想的崛起和独立，才演成了春秋到战国时代最为辉煌的百家争鸣。

先秦的养士之风：士的类型与作用

在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从春秋时期的称霸，变成了兼并。各个诸侯国的国君，都需要为实现自己的变革图强，招揽人才。在诸侯国，卿、大夫、贵族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也同样需要有士的帮助。

因此，战国时期，士的需求大大增强，养士之风也由此形成。像齐宣王、魏文侯、燕昭王，都是诸侯中争养士人的突出代表，他们所养的士，数目成百上千，种类也非常多样。

先秦时期的学士，因为具备更多的学识，因此比一般普通的士，更多地承担了传播知识的重任。同时在这群人身上，体现出了“不治而议论”的特征。

这些具有渊博学识的士，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但最终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个职位，而是只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像孔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但“述而不作”。再有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思想家出众、著述林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在先秦时期，有不少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人主的策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张仪，他们谈古论今，陈说厉害，既可以为人主在复杂的斗争中提供良策，也可以让自己获得功名。

先秦时期的士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不一定效忠某一个国，哪位君主赏识他们，他们就为谁献策。反过来，一个国家如果获得了良士，更可以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人才基础。像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就阐述了秦国引进士人的情况：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侠士，也可以称为刺客。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有《刺客列传》一篇，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的故事。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除了单纯依靠战争、武力外，有时一个刺客的暗杀，也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因此，这些侠客，深得人主的信赖，甚至与人主交心。就像那位说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为报智氏的知遇之恩，出生入死，虽陨身而不恤。

在先秦时期，士阶层中还存在着一群或躬耕田野、或隐居山泽的隐士。隐士不出仕、不为官，并不是对时局漠不关心，相反他们是觉得时局太乱了。

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但始终没有机会检验自己的学说理论。有的士隐居起来，只是为了暂避一时的风头，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所作为。当然，也有一些隐士，看破了俗世的无奈，选择了消极的出世方式。

在先秦时期，一些达官显贵门下所养的食客，也是士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既不能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也不能著书立说，但又不甘心归隐山林，于是来到达官显贵的门下，希望能一展身手。

正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虽然看上去，食客只是帮助人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换口饭吃，但他们的中一些人，在主人遇到危难之时，也可能为主人排忧解难。孟尝君脱难的故事，就体现出来，有一技之长的人，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巨大的价值。

当然，这几种分类并不足以概括先秦时期所有的士人，而且也有不少的士人，是具有多重身份的。如庄子既是隐士又是学士，荆轲既是侠士又是食客。

士的品格精神：道统与正统的关系

在西周时期，知识与统治是合二为一的。但是在先秦时期，王官之学散为百家，最终就导致形成了“道统与政统分离”。

掌握道统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希望自己的学识，可以获得政治权威的认同，但是“道统与正统的分离”，导致导致先秦的士阶层，不得不处理好自己的学识与统治阶层的关系。

为何这一关系这么复杂？士阶层作为新兴的知识分子，他们握有学识、知识，他们对自身有着非常高的认可。这种认可，来自于士人所拥有的知识，他们会把自己看做是“道”的承担者，认为自己比一般的统治者有更高的权威。

与此同时，各国的君主，为了吸纳优秀的士人，帮助自己实现变革图强的愿望，也非常地尊重士阶层，甚至会通过官、爵、禄的方式，来奖赏士人。

这种尊士的风气，也会让让一些士，常常居高自傲，甚至不把君主放在眼里。颜斶与齐宣王，争论国君与士人谁尊、谁卑的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士这样的“高傲”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先秦社会，传统的等级结构已不复存在。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谁有本事，谁就可以牛气，所以很多士阶层，认为自己比君主更有知识学问、君主也非常离不开自己。

士不再把诸侯、贵族看做是不可僭越的高高在上的主体，他们依靠自己掌握的道德、学识来对抗势力、地位和爵禄，从而体现了士人的高贵与主体性的人格。

这种主体性的人格，一方面表现在，许多士的高傲性格，另一方面，有些士对于政权，并不屑，他们虽然广泛地探求知识、著书立说，但是却不想参与政治。

然而，士人真的可以越过统治阶层吗？

事实上，选择归隐的隐士和不治而议论的士人毕竟是少数的。对于绝大部分的士来说，“士志于道”“学而优则仕”还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理想。

毕竟对于大多数的士来说，检验他们学说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

无论是倡导“学而优则仕”的子夏，说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的孟子，还是靠着能言善辩、平步青云的纵横家，他们的身上，都可以体现出士阶层强烈的求仕心态。

士人出仕，就好象农夫耕种一样，这是他们的天性。士就应该辅佐帝王，为君主制定治国方略。

所以，这样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让先秦的士，即便在“道统”上掌握着无上的荣耀和地位，也不得不为了实际的“政统”而妥协。

从某种意义上说，士的职业就是从政。由此可以看到，虽然先秦时期的士阶层的崛起，让他们在知识、思想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他们所掌握的“道”还是要处于强大“势”的压力之下。

写在最后：说说先秦的士文化精神

从春秋时期开始，动荡的社会和文化下移，为士阶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到了战国，随着诸侯之间的纷争不断，各个环节、各个领域都需要士，因此，士人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在这个过程中，不乏一些超越职业和阶级属性的士，他们秉承着心中对道义的追求，抨击现实，甚至在污浊的政治面前，保持着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和主体人格意识。

不过，随着统一趋势的愈发明朗，在不断强化的政治权威面前，士阶层掌握的“道统”似乎不再那么合时宜，他们才智上的优越感也逐渐地屈从于历史现实。

在秦统一后，喧嚣热闹的士人生活，被猛烈地限制在严格的社会秩序中，巧舌善辩、行侠仗义，已经成为了历史。因此在秦统一后，逐渐强化的中央集权，士人的横议局面不再受待见，对士人的限制也成为了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