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怎么读(颠覆)
在传世文献中,炎黄之战涉及涿鹿和阪泉这两个地名。对于这二个地名的研究,学者们往往在地望考证上做得较多,而对文献的细致检核做得较少。经笔者检索文献发现,作为炎黄之战发生地的阪泉一名,极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地名。今试作此文,以就正于各位同好。
《史记·五帝本纪》开篇即言炎黄之战,说: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我们知道,司马迁作《五帝本纪》多取《五帝德》之文。《大戴礼记·五帝德》原文:
(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史记》的“阪泉”,这里作“版泉”。戴震以为此“版”为讹字,其实阪、版均从反得声,本可相通,不必以为其误。阪泉之名亦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当时,因周王室内乱,周襄王避难于郑。晋文公在出兵勤王前,让狐偃占卜。狐偃读卜兆说:
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在先秦文献中,所谓的阪泉除了用作地名之外,也用作氏名。如《逸周书·史记篇》说: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
这里的蚩尤就是炎帝, 梁玉绳、吕思勉均有论,此不具引。《逸周书》的这条材料,也多见于其他文献。把这些材料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阪泉这个写法非常可疑。比如宋人王应麟编纂的类书《玉海》卷46引《逸周书》就写作“阪原”。
此外,又作“烦厚”者。如清孔广陶刻《北堂书钞》卷113引《六韬》云:
昔烦厚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兼并无所止。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烦厚氏之亡也。
与孔本相比较,明陈禹谟校本则无“兼并无所止”五字,其余相同。
《北堂书钞》所引的《六韬》这条材料,并不见于今本《六韬》,但却见于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伯3454)。该条材料说:
武不立者亡。昔者烦原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而无所立,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烦氏以亡。
比较阪泉、版泉、 阪原、烦厚、烦原各种写法,其中的首字阪、版、烦均属音近之字(阪和烦均为并母元部字,版为帮母元部字,并帮同属唇音,旁纽),可以不论;但第二字的泉、原、厚三字则形近而音殊,显然其中有两个是误字。然而,从上面的材料中,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哪一个是正字。转机来自于新出的考古材料。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墓葬,墓中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批的汉简。其中,《孙子兵法》下编谈到了炎黄之战,其文如下:
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北伐黑帝,至于武遂,战于□□……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已胜四帝,大有天下。
反山之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注:
反山之原当即阪泉。“反”、“阪”字通。“原”字从“厂”从“泉”,《说文》:“原,水泉本也。”《左传》昭公三年经文曰:“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旧说阪泉在河北涿鹿县或山西阳曲县附近。简文谓南伐赤帝,战于反山之原,其地似不能如此偏北,疑旧说不可信。
从文献用字来看,原、泉二字似可以相假论之,然而此处的“反山之原”是否即应作“阪泉”却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第一,古文字中原、泉二字均有。今《公羊》传本中的“泉”字和《春秋》经文中的“原”二者究竟是误字还是通假字,原因不明。原字虽从泉字得声,但原字上古音声部为疑母,属牙音,泉为从母,属齿音,二者声部距离较大。
第二,银雀山汉简的“反山”,应即《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合符的“釜山”,反、釜帮并旁纽,鱼元通转,古音本近。以“反山之原”和《六韬》残卷的“烦原”、《北堂书钞》所引的“烦厚”相校,可知“厚”字必为“原”字之误。换言之,烦原可视为“烦山之原”的缩写。以推此之,今传本《逸周书》的“阪泉”也是误字,而《玉海》所引的“阪原”才是正字。
第三,原有野、原野之义,如《左传》襄公四年“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杜注:“原,野。”显然,银雀山汉简反山之原的“原”字与传世文献提到炎黄之战时经常使用到的阪泉之野、涿鹿之野的“野”字用法应是一致的。古文“原”为“源”的本字,作为原野义的“原”字本作“邍”,而“原”字与“邍”字本就相通。如《周礼·大司徒》:“辨其山木、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陆德明《释文》:“原本又作邍。”又《说文》:“邍,高平之野。”可知,原、野、邍三字意义上本就有极强的关联性。质言之,反山之原当读为“阪原”更为恰当。
实际上,正如整理小组的意见,以简文“四伐”的方位而言,“反山之原”为黄帝南伐之地,其地不能如此偏北。因此,我们也不宜再用地处北方的“阪泉”一名来比对。
通观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阪原的“原”字,凡是时代更早的文献,如银雀山汉简、敦煌写卷、《玉海》皆用“原”字。凡是为今传本或晚出的校刻文献,如《史记》、《逸周书》、《五帝德》等则大多作“泉”字。这种现象提醒我们:
校勘文献,首先应尊重出土材料。传世文献往往经过了千百人之手,而出土材料才是真正的第一手材料。当一条文献同时见于出土材料和纸上材料时,究竟我们是应该用传世文献来校读出土材料,还是该用出土材料来订正传世文献,需要我们极其慎重地处理。正如学界在释读甲骨文、金文中表达族属意义的“尸”字时,许多学者往往就直接按传世文献的用法读之为“夷”字,从而使我们错失了凿破汉族起源研究的一个绝好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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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3、黄怀信,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王应麟纂:《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5、王重民原编,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6、虞世南撰,孔广陶校:《北堂书钞》,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影钞本。
7、虞世南撰,陈禹谟校并补注:《北堂书钞》,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8、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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