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忠偉（台）

（民国27年／1938年）六月十四日：

由于吃了败仗的支那兵破坏黄河堤防，河水滔滔地淹没大片的土地。为了我光荣的第十六师团早日从大水中逃脱出来，增派了大批侦察兵。师团总部设在尉氏城内。

六月二十七日：

……不久就来到了被洪水淹没的洼地，高粱穗像水草一样从水面探出了头，好像在游泳一般。我们这些士兵是不知要走向哪里，只是听从命令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速度加快了，相互间失去联系……敌人知道我们粮食不足、弹药缺乏，像饿狼似地穷追不舍。我们后退一里，敌人就前进一里，可以说在战场上后退比前进更困难。（摘自：东史郎（1912～2006）之《战地日记》）（注一）

花园口掘堤之后，黄河水淹末了河南大地。

制定“以水代兵”决堤策略的决策背景

国府在“兰封会战”失败（民国27年／1938年5月），日军陆续攻陷开封、尉氏、中牟后，为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与日军决战，同时也让第一战区的主力能安全撤到平汉铁路以西，才正式决定实施法肯豪森将军早在民国24年（1935年）8月20日时，就为国府所规划《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中的相关战略建议：“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注二）

军委会（军事委员会）在决定“以水代兵”的决堤策略之后，最初首选却并非花园口，而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赵口，这里东西距离开封、郑州均不到百里。最重要是─日军大部盘踞在这一带，黄河水一旦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赵口决堤行动进行的非常不顺利，不得已才转换到与赵口相距26公里花园口－－花园口位于郑州市北郊约18公里的黄河岸边。清代，这里曾是黄河渡口，且因旧有花园一处，遂名花园口。

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当地水利专家的肯定，因为黄河的河道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决。

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腰部上端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到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破堤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黄河水无边漫流，应可减少人民所受之损失，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教科书还特别把“花园口决堤事件”作为一个作战成功的案例来说明。（注三）

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初期这场人造洪水的水深很浅，大约60～90公分之间，但随着时间的拉长，泛滥范围逐渐加大，总计淹没了44个县，54,000平方公里……除了淹死的外，还有更多的无辜百姓死于饥饿和传染病。（注四）

两岸隔海对峙，影响了历史真相纪录

由于两岸早期对立严重，这自然也影响了大陆对于抗战历史的诠释。中国作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梅桑榆（原名梅晓东）在他所写的：《花园口～1938》（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06.01）一书中就完全依据中共对于抗战历史的基调指控：事件（花园口决堤）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受灾，黄河泛滥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造成89万人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但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洪小夏，在重新爬梳资料后，找到了跟以往截然不同的结论。夏教授认为使用决堤战术在当时确实是御敌的有效之举，但过去宣称黄泛区人民死亡人数达89万人则是误传。“这个数字是1938年6月黄河决堤到1947年3月黄河归故期间，河南、江苏、安徽三省所有病、饿、溺死亡的人数，当时因决堤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3万人左右。”（参见附注说明1）

其实早在1985年8月，即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时，中共将抗战区分出两个战场：国民党政府负责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所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所负责的“敌后战场”后。大陆历史学界对于花园口决堤事件诠释，态度就变得比较持平，在1997年8月28日，由河南人民政府与中共中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所重立《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中是这么写的：“决口后，泛区长四百公里，宽三十至八十公里，合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市，受灾人口一千两百五十万，淹没耕地一千两百六十三万余亩。水灾，蝗灾使泛区饥民挣扎，饿殍枕藉，又加战乱兵匪之忧，八年多共死亡八十九万人，逃亡三百九十一万人。这次决口所造成的劫难，是黄河灾害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黄泛区灾民

1938年，中国军队在向黄泛区灾民发放救济物质。（作者提供）

郝柏村先生在他所口述的《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书中指出：“这些统计数据或有所本，我没有太大意见，但如果将八年抗战期间，老百姓在这个地区的所有旱灾，兵灾损失，都算在花园口决堤这件事上，不但不客观也完全忽略了日本军阀才是罪魁祸首的事实。国民政府决堤的动机，及其所达到的正面效果，则未见载于碑文中，显然忽略了件事情的真正意义”。（注五）

而由郝柏村口述、何世同将军编校的《血泪与荣耀～郝柏村还原全面抗战真相（1937～1945）》一书中对花园口决堤之战术运所带来之影响，则再度强调：徐州会战结束后，国军主力向西转进，日军机械化部队沿陇海铁路平原地带急速西进，开封失守，郑州告急。

郑州是陇海屿坪和铁路的交会点，日军一旦夺取，即可延平汉铁路，由北向南攻击国军武汉阵线的侧翼。当时国军主力部署在武汉以东的淮河与长江之间，武汉以北兵力薄弱，日军机械化部队若由此南下，中国立即被纵断为二，国民政府持久抗战的战略布局，不但前功尽弃，还要面临主力被包围歼灭的严重后果。

花园口决堤之后，日军在开封附近的两个机械化师团立即为大水所困，动弹不得，后续跟进的六个师团亦为泥泞所阻，无法前进；迫使日军只得放弃由平汉路南下行动，转由安徽大别山区进入鄂东，向西进攻武汉。

此举不但确保了武汉战略侧翼的安全，使国军放弃武汉，主力有自由转进的机会，也让武汉会战多支持了几个月，争取到部署大后方基地的宝贵时间，更让郑州、洛阳多守了六年，（对抗战结果）影响至大……也就是说，若无花园口决堤，不但国军无法遂行持久作战，甚至连向后转进的机会都没有，日军鲸吞中国野心，恐怕就毕其功于此役。（注六）

决堤亲历者的证言

曾亲身参与决堤的熊先煜先生（1913～1999，当时熊先煜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八师参谋，毕业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四期、陆军大学第五期。中共建政后担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晚年在《花园口决堤真相揭密》（由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罗学蓬曾担任重庆市政协委员）一文中指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确实是重大的。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

（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10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郑州以北15公里处）附近，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堤防。

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尉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6月13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14师团一部，从第5、第10、第114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14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2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的第16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14师团两个工兵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摺迭船40只， 独立工兵第11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6月17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 6月16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161.5吨。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二）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撰有日军侵华史长编。

其中第440页记载如下：“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参见附注说明2）

日军抢救遭受洪水围困的车辆。（作者提供）

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的战争态势，粉碎日寇夺取郑州后（当时统 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利敌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仅武胜关而已，一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花园口决堤后，由于形成黄泛区这一巨大地障，终于迫使敌人止步于平汉路以东，我唐、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敌铁蹄践踏。唐、白河流域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正由于有了黄泛区这一地障，我第一、第五战区才分别得以在洛阳、老河口立足，与江南诸战区遥相呼应，从而确保西北、屏障陪都。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是应该理解的。（注七）

两岸学者重新挖掘真相

大陆民国史专家马振犊教授在《抗战中的蒋介石》一书中指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计谋，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54,000平方公里土地陆沉水底，80余万人葬身鱼腹，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军力不如人．蒋介石才出此下策。弱国、弱军的悲哀。

单纯的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全面落后的状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欲做出局度之重大牺牲而保存民族之最高利益……黄河大水使日军统帅部原定作战计划被打乱，只好变更战略进攻路线，改以华中方面军绕道合肥、安庆沿长江一线主攻武汉”。（注九）

杨晨光博士在《武汉会战之研究》一文中强调：“……从国军方面的纪录，吾人也早知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迄未长期整补的国军部队，能在武汉会战中阻敌已是一种奇迹，若不借助地形地障之利，国军如何与日军作战？……即便日军后来占领了武汉、并派重兵驻扎－－由于武汉市位于江汉汇流处，水运便利，明清时期就有‘九省通衢’的美称－－这使得日军拥有了四处出兵作战的自由。

但当时以黄河黄泛区之阻隔，武汉和华北通路断绝，军需兵力必需以日本海军及船舶运送，转送兵力不便，驻扎武汉的日军各部已成为渗入中国内陆的一支孤军，作用有限。除了消耗战力、兵力以外，以武汉军西侵不能攻破三峡天险，南进不足以越湖南、广西、贵州千里奔袭攻入四川的实战经验观察，这支驻屯于华中的日军部队只有夸耀性的功能，而无法实质上进行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注十）也因为黄泛区的有效阻挡，日军直到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后，才攻入新黄河以西地区，占领河南中西部。

而花园口决堤也为后来国共内战带的结局来了意想不到变化，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穆盛博（Micah Muscolino，哈佛大学历史博士）在他所写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有一段叙述很特别：“1946年，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开始计划修复花园口缺口，同时引挖水渠迫使黄河回到故道（参见附注说明3）。但中国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使工程变得政治化。是年，黄河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华北的分界线。中共控制了黄河北岸，包括黄河1938年改道前的河道，因此要求相应的粮食和资金补助，以重新安置已经在黄河故道安家的40万居民。黄河再一次成为国民党打击对手的军事资源：国军从政府处接手工程，1947年初，在没有事先通知各方的情况下完成了花园口堵口工程，迫使黄河重回故道，淹没了500多个村庄，十多万人无家可归。

士兵在堵塞花园口缺口

士兵在堵塞花园口缺口

堵口工程本身为河南灾民提供了急需的工作和食粮，对河南农业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至1947年夏天，80％的原黄泛区成为耕田。黄河重归故道后，河南人口增加，农业复苏，战略重要性凸显，国共双方对河南的争夺也日趋激烈。随着黄河的再次改道，国共之间的天然屏障愈来愈窄。1947年，双方在河南开始短兵相接，小规模战斗爆发，双方开始向当地征粮、征兵。共产党税收本来就低于国民党，而泛黄区大量的无主土地和混换的土地使用权极大地便利了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吸引难民加入；国民党与农民的关系则愈来愈紧张，很多人转向支持共产党。

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到1950年代，黄河泛黄区人口已经恢复，西华、扶沟等地的粮食产量超越战前，但河南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黄河留下淤泥质地不同、深度不同，需要制定不同的耕作策略。每到冬天和春天，新沉积土容易受风患。黄河淤泥也堵塞了淮河支流，冲毁数百公里堤坝，使该地生态脆弱。治理淮河和建立大面积防风带将成为共产党日后艰巨的工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58年的大跃进。至此，战争中河南故事告一段落。”（注十一）

附注说明：

（一）

（Ⅰ）早期一般大陆对于花园口决堤之记载，可参见张献文教授之著作－－

以黄河的泛滥来达到军事目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徐州会战失利后，就有许多人建议采取“水攻”。5月26日，何成璞（1889～1944）向参谋部建议：“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西尤以兰封屈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则黄水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力，使其打通津浦之企图仍归泡影，幸及早图之”。

豫东战役的失败，使郑州和平汉铁路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郑州如果陷落，将给武汉会战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于是，蒋介石终于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来阻止日军的攻势。由于“掘口事关重要”，蒋介石指派掘堤工作由商震负责。

6月4日晨，第53军1个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赵口挖掘黄河大堤，次日又加派第39军1个团协助，并悬赏法币千元，以图加快速度。当晚，工兵营用黄色炸药和地雷炸开堤内斜面石基，开始放水，但因黄河“春冬水落”，水发量小，“仅流丈余，即因决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峻，遂致倾颓，水道阻塞不通”而告失败。于是，第39军军长刘和鼎又另派1团士兵在第一道决口以东30米处掘第二道决口。同时，担任黄河铁路守备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郑县之花园口另作第三道决口……6月9日晨6时，用炸药炸毁了堤内斜面石基，9时放水，“初水势不大，约一小时后，因水冲刷，决口扩至10余公尺，水势遂益猛烈”。后来又用平射炮2门向已挖薄的堤岸轰击，将缺口又打宽约2丈，“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时值天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京水镇以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之水沿京水镇以南的索须河、贾鲁河以东地区向东南流去，开始流速尚缓，12日水流才到达陇海线郑州以东的白沙车站附近，水宽约1公里左右。但同日赵口的决口亦被河水冲刷开来，河水由赵口以西的三刘寨直向南泻，在中牟同花园口水流汇合后继续沿贾鲁河南流，14日水头抵达尉氏，16日流至鄢陵、扶沟，18日流达西华、太康、淮阳，20日水头到达周家口，由周家口流人沙河向太和、阜阳而去，流进淮河，东入洪泽湖，再经界首汇人运河，沿运河南下进入长江，流入东海。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途经豫、皖、苏3省44个县。

花园口、赵口决堤，在军事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困难。第14师团1个混成联队，炮兵1个大队，骑兵1个中队，坦克10余辆在中牟被困。中牟附近水宽约15公里，水深3米，该股日军除一部向东南退去外，大部退入城内用沙包堵塞城门。第16师团主力亦被洪水围困在尉氏、朱曲镇、朱仙镇、南北曹附近。尉氏一带水宽约30余公里，日军纷纷收集门板及其它渡河工具，准备东逃。由于洪水泛滥，日军不得不中止向郑州的进攻。日军由铁道东撤部队万余人，由黄河北渡部队7,000余人。

同时，日军为援救被洪水困住的第14、第16师团，抽调了2个工兵联队、4个工兵中队、4个架桥材料中队以及大批的汽艇、船只、弹药、给养向西运去。其空军“在16日至24日之间，给2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61吨半”。日方资料这样记述了第14师团当时的情形：

这一招，使在华北战场勇猛善战的土肥原兵团，顿时陷入一片汪洋之中，顾不得物资和马匹，纷纷逃向陇海路的路基上和中牟县城里避难，以图喘息。从此，土肥原兵团成为中国飞机攻击的好目标，开战以来一直不露面的飞机，此时却连袂飞来了。土肥原兵．团有如袋中之鼠，无处逃避，束手无策，在万分苦难中度过了一个月。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以至日本全国，为营救土肥原兵团动员了所有的铁舟部队工兵队，与敌弹洪水搏斗一月，才救出了土肥原兵团。

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进攻

中国军队乘机向被围困的日军发动进攻。22日，公秉藩第34师克复中牟，日军一部被歼，一部乘船东撤。张测民第20师、李英第24师亦不断由平汉路向尉氏进攻。26日，尉氏日军一部约2,000余人在城东北七里头搜集民船百余只，企图东逃，一部千余人在县城及西郊顽抗。张师以两个团攻城，由南、北门突入，日军纷纷坠城东逃，被张师半途截击，毙敌百余名。同时，张师另以两个团向七里头之敌猛攻，毙敌数百名。日军一直到“7月7日左右，才脱离浸水地带的难关”。

黄河决口在军事上达到了预定的效果，使日军无法切断平汉路郑汉段，由郑州南下攻取武汉。然而，黄河的泛滥洪水并未能阻止日军发动武汉作战（日军在调整部署后，又沿长江两岸夹击武汉），却使豫、皖、苏三省的近百万人水中丧生，冲垮了无数的住宅和良田。“中国军这一划时代的战术，不只使土肥原兵团受害，下游数百万中国老百姓的田园庐舍均为洪水淹没，老幼男女挣扎在怒涛骇浪之中，命运更为悲惨。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为了战胜敌人，宁肯牺牲同胞而不顾”。据统计，“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所以，黄河决口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了在军事上取得的暂时利益。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黄河决口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一直掩盖事实真相。国民党中央的宣传机器声称，日军的飞机轰炸时，炸塌了黄河大堤而导致黄河决口泛滥。毋庸置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黄河泛滥的主要根源，但国民党采取的片面抗战路线却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这种做法并不能十分奏效。如果国民政府能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其牵制力量必定会比消极的以水代兵大得多。（注十二）

（Ⅱ）但专研－－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化的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洪小夏（南京大学历史博士），在参与了由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主持的“重探抗战史”计划后，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夏教授指出－－过去一般以为黄泛区人民死亡人数高达89万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计算，该数字为1939年6月黄河决堤至1947年3月期间，河南、江苏、安徽三省所有病、饿、溺死的人数；若单就决堤一事而言，死亡人数约在3万人左右。此外“花园口决堤”确实成功保住武汉，有其御敌之效，而非外界“罔顾人民性命”的指控。（注十三）除了花园口决堤的研究外，洪小夏教授对古宁头战役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曾经写了《血祭金门》一书，2018年3月14日，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在比较了徐焰的《金门之战》（1992年版）与丛乐天等编的《回顾金门登陆战》（1994年版）这两本书后，就直言《血祭金门》（2001年版）－－“毫无疑问，这部书从正视历史、反思战争的角度都具有催人泪下的震撼力。”

（二），熊先煜先生所引用之资料与我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所编译之－－《华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初期陆军作战（二）》是一样的，两岸翻译的内容差不多，但有些地方的记载有些许差异：

（1）方面军于6月17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 6月16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161.5吨；但在史政编译局所译的书中纪录则仅投下61.5吨。另外张宪文教授所写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所列的资料与史政编译局相同。

（2）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但在我方的翻译则是－－翌29日于徐州举行联合慰灵式（隶属第二军之战死者共7,452名）。（注十四）

（三），花园口黄河堤防的合拢工程是在民国35年（1946年）3月15日凌晨4时开始动工，民国36年（1947年）7月20日完工，历时16个月的工期，花费390亿，用工320万人次，后来担任台大校长、当时担任河南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的阎振兴先生（1912～2005，美国爱荷华大学工学博士）当年就在此担任过工程师。（注十五）

附注：

（注一）参见东史郎：《战地日记》（商务（香港）印书馆），p98～100。

（注二）民国25年（1936年），法肯豪森将军又再提出掘黄河堤以阻敌之建议。其他如冯玉祥、白崇禧、陈诚、何成璞将军等也都曾向蒋委员长建议放黄河之水的策略。

参见

（Ⅰ）王鸿谅：《1938年6月9日：战争逻辑下的花园口》（《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0期）。

（Ⅱ）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3～130。

（注三）郝柏村：《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天下文化），p85。

（注四）参见廖彦博：《抗战新视野～决胜看八年》（天下文化），p108～109。

（注五）参见

（Ⅰ）郝柏村：《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天下文化），p79～80。

（Ⅱ）中文《维基百科》之【花园口决堤事件】──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44个县市因此受灾，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10.9176亿元。

（Ⅲ）根据毕春富在《抗战江河掘口秘史》中的记载，整个黄河泛滥殃及约15,000平方公里，约500万百姓死饱受水患，300万人逃离故土（流浪他乡），4、50万人死于洪流及继水灾而起之饥馑、疫痨。

（Ⅳ）江飞宇：《抗日战争期间的断腕之策：花园口决堤》。

（注六）参见

（Ⅰ）郝柏村口述、何世同编校：《血泪与荣耀～郝柏村还原全面抗战真相（1937～1945）》（天下文化），p194～196。

（Ⅱ）吴湘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综合月刊社），p446～447。

（注七）参见熊先煜：《花园口决堤真相揭密》（由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罗学蓬曾担任重庆市政协委员）。

（注八）参见廖泫铭：《黄河花园口决堤地图》作者时任：中央研究院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研究助技师、中华民国地图学会第十四届理事）

（注九）参见马振犊：《抗战中的蒋介石》（崧烨文化），p131～133。

（注十）参见杨晨光：《武汉会战之研究》（刊载于军事史评论第23期／105.6）。

日军直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豫湘桂战役，才攻入新黄河以西地区，占领河南中西部。这其中固然有日军兵力不足的因素，但因黄河决堤形成的黄泛区阻挡更是重要原因。

（注十一）参见侯晓佳：《国殇？河殇？评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二十一世纪评论／2018年2月号／第一六五期》。

（注十二）参见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3～130。

（注十三）参见

（Ⅰ）李怡芸：《重探抗战史～黄河决堤有效御敌》（旺报／2015.09.30）。

（Ⅱ）郭欣华：《重探抗战史～花园口决堤确实抵御日本攻势》（中国密报杂志社第39期／ 2015.11.3）。

（注十四）参见－－《华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初期陆军作战（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所编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2），p119～121。

（注十五）参见－－郝柏村：《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天下文化），p84。

声明:本文由"麦兜"发布，不代表"知识分享"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029ipr.com/read/10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