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重返联合国，从此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外交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然而在外交工作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甚至险些造成严重的外交事件，幸好凭借着党和国家的努力，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今天就给大家讲述一段“乌龙”的外交事件，事件的主角叫周伯萍。

1.粮食工作获认同，总理信任多重用

周伯萍生于1920年，21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一直在苏皖地区负责粮食和货物供给等后勤保障工作，也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据说，周伯萍与周总理同属宋代理学周敦颐的后人，两人也算是“系出同门”。

解放后，周伯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又干回了老本行，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粮食局的局长和中央粮食部的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等岗位，在此期间，由于周伯萍工作认真负责，对基层情况了解，敢说敢做，而且总是能够出色地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因此得到了周总理的重用。

周总理把周伯萍当成是粮食工作上的一个大秘书，日常工作中常常会把周伯萍直接叫到中南海办公室讨论粮食问题。

由于当时周伯萍的办公地点不在中南海，而每次进出中南海时都要登记，周总理因此让人给他办了一张出入证，可以自由进出中南海，这可不是一般副部长能有的待遇，可见周总理对其信任。

1959年至1961年期间，全国处于粮食紧缺的时期，那时候全国各地需要定期向中央汇报“缺粮人口”，以此作为中央调拨粮食的依据。由于“缺粮人口”数据属于高度机密，只有周总理、毛主席等几位高层领导人知道，而周伯萍则是其中之一。

周伯萍负责定期对全国上报的数据进行归口汇总，有一次，他在整理“缺粮人口”数据时，发现虽然全国粮食供应量愈发紧张，可是统计出来的缺粮人口却在不断地减少，而且减少的数量还有一直扩大的趋势。周伯萍在多次核对，确定数据无误后，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意外的发现”。

经过一番分析之后，周总理提出，缺粮人口不断减少，很有可能意味着人口的减少，而且还是“非正常减少”。由于事关重大，周总理让周伯萍再次核算数据，一定要确保数据真实无误。

一天之后，周总理拿着周伯萍核算的数据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且强调了事情的重要性，毛主席马上就同意了周总理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方案。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分批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了小麦粉等主要粮食，周伯萍受总理的嘱托，与铁道部长一起，日夜呆在港口，负责跟进粮食到岸之后再调往全国粮食紧缺地区的工作。

周伯萍工作的认真细致，再次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如果不是他的细心观察，从数据中发现了问题，这次的粮食危机可能要造成更大的灾难。

然而，周伯萍虽然以工作细心而出名，可是在他后来的工作中，竟出现了一次“马大哈”的失误，不但差点毁掉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还几乎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

2.连环失误闹乌龙，驻希使馆犯大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在逐步参与到国际社会事务中去，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机会越来越多，可是当时国内外交人才奇缺，很多时候也不得不由一人身兼数职。

国内粮食工作稳定了之后，周总理决定让周伯萍参与到外交工作中来。由于在粮食工作中的表现出色，总理希望周伯萍能够在当时缺乏人才的外交领域中，也能成为一名值得信赖的干部。

由于此前周伯萍完全没有接触过外交工作，甚至连外语也不懂，因此在接到通知的时候也向总理表达了为难的心情，但是在总理的坚持下，周伯萍不好再做拒绝，便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于是，周伯萍先是开始到外交学院去学习外交工作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常常在工作之余的向外交部的同志请教、了解外交工作的细节，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周伯萍已经初步具备了独立处理外交工作的能力。

1967年下半年，周伯萍被组织派到坦桑尼亚大使馆担任临时代办，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驻坦领事家中有急事需要回国一段时间，另一方面也是组织上希望让周伯萍学以致用，尽快地参与到实际的外交工作中去。

在坦桑尼亚的一段时间内，周伯萍的表现稳定，获得了组织上的肯定。

1972年12月，周伯萍被任命为中国驻希腊大使，而此时我国与希腊建交，也仅仅是半年之前的事情而已。把周伯萍任命到一个刚建交的国家去当大使，这足以体现组织上对其信任。

1973年5月，周伯萍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希腊副首相将要出访中国，周伯萍作为驻希腊大使，需要提前与希腊方面先做好出访的安排事宜。

5月7日，周伯萍又到希腊外交部沟通副首相访华的细节事宜，经过一个早上的沟通之后，会议结束已经是中午13点多。随后，周伯萍与随行人员坐车返回了大使馆。

在回程的路上，周伯萍看到马路的两边明显多了很多车子，还有一些看似前往参加什么活动的人群，周伯萍向旁边的翻译说道：“这感觉像是在办什么活动呀。”

随后，周伯萍又想到，最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于准备希腊总理访华的事情，会不会是漏掉了一些重要的通知呢？

周伯萍又向翻译表达了自己的顾虑，翻译表示，印象中今天没有什么活动的通知，得回到大使馆再确认一下，周伯萍于是让司机加快速度。

到了大使馆之后，周伯萍的翻译马上向办公室走去，这时候前台的工作人员不经意地向他问了一句，是不是刚参加完科威特使馆的活动回来了。

翻译听了前台的话，整个人都懵了，他马上问道：“什么科威特？科威特使馆有活动吗？”

前台的同志这才把一封请柬拿了出来，翻译员打开看了一下，时间写的是13-14点，然后又看了下手表，还剩10分钟。

翻译员马上转身过去同周伯萍说，原来是科威特使馆的活动，10分钟后结束。

这时候，周伯萍和翻译员都显得比较紧张，在希腊，他们算是“初来乍到”，被别国邀请参加的活动如果无故缺席了，很可能会影响两国关系。于是，周伯萍马上又回到了车上，让司机赶紧开往科威特使馆。

可是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原来司机并不知道科威特使馆的位置。这也难怪，毕竟驻希腊使馆也才刚成立不久，而且周伯萍此前也还没去过科威特使馆。情急之下，周伯萍只能让司机往先前经过的热闹的地方开去。

不一会儿，司机把周伯萍带到了大使馆门前，这时候周伯萍和翻译都因为紧张而出了一身的冷汗，稍作整理之后，两人匆匆下车走向了门口的人群中，但他们谁都没有察觉到，这座建筑上面悬挂的是以色列的国旗。

周伯萍与人群中的众人一一握手客套了一番，就在他以为事情终于圆满地解决掉的时候，旁边一位来自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凑了过来，向周伯萍问道，中国领事来到这里，是否代表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了？

话说，当时我国与以色列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一直以来由于宗教问题，相互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

在1971年的联大会议上，阿拉伯国家明确表示了支持中国的立场，为了顾及阿拉伯国家的感受，我国与以色列交建一事就被推迟了。

此时的周伯萍，由于先前的“失误”还没回过神来，而身旁的翻译员也是自作聪明地将美国记者口中的“这里”，直接翻译成他们所在的城市雅典。

周伯萍认为那就是美国记者一次故意的挑衅，于是马上板起脸来说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然后，周伯萍没等对方应答就直接走进了屋内。

这一整天的乌龙事件下来，周伯萍等人还没察觉出来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位美国记者早已把中国驻希腊大使出现在以色列使馆的报道发回了美国，事件在西方媒体之间炸开了锅。

第二天，周伯萍又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加活动，期间，一同来参加活动的罗马尼亚大使问，中国是不是准备与以色列建交了？

这一问把周伯萍整懵了，他马上反问对方，结果才发现，自己已经犯下了弥天大错。

原来，一开始我方大使馆的前台工作人员就误把捷克斯洛伐克送来的活动请柬当成是科威特的请柬。

由于请柬上署名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与科威特的英文名称只相差了两个字母，前台工作人员居然没有看清，结果误导了周伯萍和翻译员，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乌龙事件。

3.知错就改态度正，主席定性免处分

周伯萍深知自己犯下了大错，回到大使馆后，他马上向北京发了电报汇报此事，而他的随行翻译员也十分自责，还差点以死谢罪，幸好被周伯萍拦了下来。

周伯萍对翻译员说：“我是驻希腊大使，这次事件我负有主要责任，我这就回国接受组织的处理。”

5月15日晚上，周伯萍乘飞机回到了北京，16日一早就到了外交部报到。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仲曦东和乔冠华分别与周伯萍进行了谈话，两人的态度都比较温和，他们让周伯萍先不要想太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外交部会想办法“善后”。

周伯萍于是听从二人的建议，先回家写了检讨，然后等待组织的下一步安排。

其实，周伯萍此时最在意的，还是周总理的态度。总理曾经对自己十分信任，正是因为这样才把自己安排到希腊去当大使，而当最信任的人犯下如此大错时，按总理的性格，必定会勃然大怒，而周伯萍也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去见总理了。

果然，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及“雅典事件”时，罕见地大怒起来，他说，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今日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真的是周门不幸啊！

总理对“雅典事件”十分恼火，并让外交部发出通报，把“雅典事件”定性为“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

周伯萍得知后，又马上回家给总理写了一份检讨，并在当天晚上交到了外交部。

接下来的两天，外交部党组成员小组围绕“雅典事件”做了会议讨论，一方面讨论了事件的挽救措施，另一方面则是周伯萍的处分问题。

小组成员根据事件的始末以及周伯萍等人在事件发生之后的态度，一致认为虽然此次错误严重，但周伯萍以及整个驻希腊使馆的认错态度良好，决定免除处分，并继续在国内参与到接待希腊副首相的工作中去。

外交部将对周伯萍的处理报告上报总理后，总理批复“同意”，随后在24日，毛主席也同意了报告，并且对报告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等描述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周伯萍的认错态度从“较好”改成了“很好”，这也算是给“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做了定性。

得知主席和总理对事件的态度之后，周伯萍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感恩组织对他的宽容和体谅，同时也警醒自己，以后再也不能犯下如此粗心大意的错误。

后来，周伯萍重新回到了希腊大使馆工作，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此后的工作中，他时刻牢记“雅典事件”给党和国家以及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日常工作中做到谨小慎微、一丝不苟。

重回希腊的周伯萍工作表现突出，后来还被组织调派到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出任大使，也同样给组织交出了满意的成绩单。

古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错误，如何在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改进自身。“雅典事件”中周伯萍的遭遇则是清楚地体现出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