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可谓灾难重重，又乱得一塌糊涂。其中，令国人永远铭记的是：9月，日寇侵占东北。

日寇占领沈阳后，在北城门布置的哨兵

上世纪90年代，重获自由的少帅学良多次在公开场合，澄清了“不抵抗”命令的真相，承担了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应该说，1931年，他愧对东北父老乃至全体国人。

时间转到了今天，然而我看到的某些历史研究资料却令人震惊。

有些历史专业人士，引经据典，论证了老蒋“力避冲突”与少帅学良“不抵抗”之间的区别，认为老蒋的主张有自卫性质，而少帅学良则主动放弃了这一权利。

历史还能这么研究，我也是服了。

对于政治人物，拿他们在某一时刻说了什么来抠字眼没多大意义，毕竟在台上表演是他们的专业。所以，我们更应完整地看他们说了什么，尤其是实际做了什么。在1931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老蒋和国民政府众大佬都在忙啥？

1931年元旦阅兵典礼

前面说过，1931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除了九一八之外，还有：

扣押胡汉民的“汤山事件”，举国震动；各方反蒋势力在广州另立政府，“宁粤分裂”；石友三起兵；东北先后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江淮流域特大水灾……

内忧外患之下，老蒋仍不遗余力地反共，继4月中旬至5月底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他又集结30万大军，于7月发动第三次“围剿”，于9月底被彻底粉碎。

貌似这么多的历史事件繁杂得了无头绪，想一下子都说清楚其实挺难的。

不过剖析一下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由“汤山事件”引发的“宁粤分裂”，也就是一个国家之内，同时有两个政府并存。其涉及面之广，国民党内几乎所有大佬和各方势力都卷入其中；其时间之长，这次政坛乱局自2月开始，直到年底老蒋被迫第二次下野方告平息。

请注意：日寇在9月份出兵侵占东北，也正是两个政府并存的“宁粤分裂”时期。

要以宁粤分裂为主线，把这些复杂繁乱的历史事件捋清脉络，还得从蒋校长、胡汉民合作的蜜月期谈起。

蒋、胡为什么能开启蜜月之旅

1928年6月，第二次北伐胜利结束；12月29日，东北易帜，全国形式上实现统一。然而，此时的老蒋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日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地步。

从党内地位和影响力来说，与一干大佬相比，1924年才以黄埔军校起家的老蒋，只能算一个迅速崛起的军事领袖。

论及军事实力，老蒋优势并不大。到1928年底，他控制的嫡系、半嫡系和旁系部队有近50万人。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部队分别为42万人、22万人和20万人。加上川滇黔及东北军，全国正规军队至少有200万人以上。

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伐时期国民党分别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地方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加上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和张学良控制的东北，形成了六大军事集团与川滇黔军阀割据状态。

胡汉民发表演说

老蒋想要掌控军事，进而实现更大的权力梦想，就要和具有党内领袖地位的大佬合作；胡汉民要凭借党内地位和号召力，实现“以党治国”，也需要借助老蒋的军事力量支持。二人一拍即合，由此开启了蜜月之旅。

蒋、胡合作助蒋在军阀混战中胜出

应该看到，蒋胡合作对于蒋校长能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中迅速胜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当时的历史背景：

1928年7月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公布：全国现有军队共220万人以上，年耗军费至少8亿元，而国家全年收入仅有4亿5千万元。财政部长宋子文在1929年1月军队编遣会议上说，国家每年需偿还外债1亿元，剩下的全部移作军费也不够，更谈不上搞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

所以，国家既然完成了统一，自然要统一政令军令，裁军搞建设。但这就触动了军阀们的利益，谁都想削减别人，保住自己。

军队本来是国家对外抵御侵略、对内保卫人民利益的武装力量，可是新军阀们却当成占地盘、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他们和北洋军阀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党领导人民群众打倒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最初的编遣方案是全国保留50个师，但在指标分配上，大佬们各怀心思。冯长官首先致电国府，提出蒋、冯的第1和第2集团军各编12个师，阎、李第3和第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各军共编8个师。当时东北还没有易帜，所以没考虑在内。

冯玉祥

这个方案得罪了阎、李，而老蒋介石首先想削弱西北军，所以对此也不感冒。还是阎长官精明，他提出第1、第2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3、第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各军编6到8个师，再由中央处理剩余的6到8个师的指标。

“中央处理”的意思，就是把剩余的6到8个师的指标由老蒋控制，蒋自然乐意。因此这是一个抑冯、拥蒋、利阎李的方案，三比一，通过。

实际上，1929年1月的编遣大纲将保留军队扩大到了65个师。但计划归计划，让众军阀削减自己的实力，比登天还难。因此，互相拆台、拉拢收买，种种手段是少不了的。

一言不合就开打，新军阀们就这么任性、直接。请那些鼓吹“黄金十年”的民国粉们，好好看看这段历史。

最先开打的就是蒋、桂集团。

其实这么说也不太严谨，第一次北伐结束后，已经先后爆发过桂系与唐生智的战争、回省粤军与驻粤桂军的两广战争。与后来的各大军阀混战相比，这些只能算开胃小菜。

李宗仁

蒋桂战争始于1929年3月底，至4月21日结束，起因则是“鲁案”。

1928.年3月讨唐战争结束后，湖南由程潜主政。桂系为了控制湖南，于同年5月将程潜拘禁，另委鲁涤平接任湖南省主席。但鲁涤平亲蒋，不听桂系招呼。于是德公控制的武汉分会便于29年2月罢免了鲁的职务，任命何键代之，并派兵入湘。

蒋桂战争由此爆发。双方激战正酣，桂军李明瑞部叛桂投蒋，降桂的何键等部湘军也乘机投蒋，桂系失败，蒋系军控制了湘鄂两省。

不过，和老蒋打得最狠的是冯长官的西北军。这一点不难理解，冯长官认为自己实力不亚于老蒋，可是在编遣军队的时候吃了亏，被人算计了。

大致统计一下，从1929年初至1930年5月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之前，先后爆发的军阀之间的大规模混战有：

蒋桂战争（1929.3.26~4.21）、蒋冯两次军事冲突（1929.4~5.27，1929.10.10~12.1）、粤桂战争（1929.5.18~6.3）、蒋桂张战争（1929.9.17~12.26）、蒋唐战争（1929.12.1~1930.1）。

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总计投入兵力不少于150万，从5月上旬开始，至11月初结束，长达半年之久。

西北军骑兵

1930年9月18日，少帅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入关拥蒋，中原大战的胜负再无悬念。巧合的是，一年后的同一天，日寇进攻沈阳北大营，开始侵占东北，这令人颇觉吊诡。

这一时期，老蒋的手段非常简单粗暴：除了开仗，就是分化拉拢、拿钱砸人。再有，就是扣押拘禁，比如扣押李济深的第一次“汤山事件”。

李济深

导致蒋桂战争的“鲁案”发生后，李济深坚决反对武力讨伐，老蒋当晚就将他扣留于汤山，并以陈济棠取代其军职。等他恢复自由，已经是两年半之后，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前夕。

关键时刻，胡汉民为稳定广东局势发挥了巨大作用。只不过他也没想到，不到一年，“汤山事件”再次重演，被扣押的人换成了自己。

中原大战，实际形成地方实力派结合汪精卫的改组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全面对抗。

南京的胡汉民、谭延闿等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在党内的地位和号召力不亚于汪精卫，邹鲁等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全力支持，加上老蒋在军事上、经济上的优势，地方实力派最终失败。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南京接受各界赠旗“党国干城”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派系领袖，他下一个目标是完成对国民党的全面掌控。而蒋胡的蜜月期，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从扣押胡汉民的“汤山事件”，到“宁粤分裂”

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失去了平衡蒋胡关系的重要一极，为二人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二人的冲突，主要由中原大战后的权力再分配所致。

按1928年10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国府委员组成的国务会议处理国务；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国务会议决定，经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施行。这种“委员合议制”，与蒋介石在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胜利后谋求的“主席制”，便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胡汉民

胡汉民素有刻薄之名，老蒋也不是胸怀宽广之人，另外这时老蒋还没有完成从一个军事领袖向一个成熟的政客的转变。像我们前面所说，他的方式依然简单粗暴。这就导致二人矛盾日渐升级，直到酿成“汤山事件”。

1931年2月10日，蒋校长在与陈立夫商谈时，斥责胡汉民“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

他在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彼借委员制之名，把持一切，逼人强从……一面阻碍政治之进行，凡有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之不能推行；一面则诉夸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不知其恶劣卑陋至此，是诚小人之尤者，贪天之功，侵人之权”。

类似种种，在校长日记中有多处。除去其一面之词的因素，二人的矛盾尖锐对立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月28日晚，蒋校长借口在总司令部宴请胡汉民，将其扣押，次日移至汤山拘禁。

“汤山事件”这种极端行动，引起举国震动。不过蒋校长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汤山事件后数日后，他已着手拟定“训政时期约法草案”，从立法上确立其绝对权力；此后不久，他又开始筹划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

前一件事进行得很顺利。5月5日至5月17日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了“约法”，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原本属于国民党中执委任免五院院长与部会首长的权力，转归于国民政府主席。

随后，在6月中旬的三届五中全会上，校长当选为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但是，其它方面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国民党军于4月中旬发动的第二次“围剿”遭到失败。还有令校长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忙于为“主席制”立法时，广州又另立了一个新政府，即“宁粤分裂”。

陈济棠

因政见不合，就敢于拘禁党内元老人物，这种行为就促使各方反蒋势力相互联络，最终形成大联合：粤军陈济棠同与其对峙的桂系及张发奎部和解，两广连成一片；汪精卫的改组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古应芬和萧佛成等元老以及粤籍的孙科、王宠惠、李文范等人齐集广州；中原大战后下野的阎长官返回山西，与冯长官支持粤方，形成南北呼应；按说和蒋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戴季陶了，如果不了解可以查一下二公子的身世，现在他也请了半年长假休养……

古应芬

4月30日，国民党四监委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首先发难，公开发表弹劾蒋介石的通电，要求其下野。接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

5月27日，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28日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暂设外交、财政两部，由陈友仁、邓召荫分任部长。此外设一政务委员会，采取委员制，古应芬负实际责任。此时国内同时有了两个国民政府，形成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广州国民政府部分成员

蒋校长自然坚决不肯下野，但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反蒋总动员局面，除蒋系势力外，从党内到地方的几乎各主要派系都群起响应，他也不能动武。林森劝他先释放胡汉民以缓和局势，他担心胡一旦重获自由便反过头来倒蒋，也不同意。于是，宁粤双方便僵持对峙。

不过，这个夏天还发生了很多大事，看看蒋校长又是如何应对的。

东北发生“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据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少佐参谋花谷正供认，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计划早在1931年春季就已拟定。之后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给了日本关东军掩护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借口。

万宝山现场

同年4月至6月间，在吉林长春的万宝山村，180余名非法移居的朝鲜农民挖沟筑坝，破坏中国农民农田数十垧，引发了中朝农民间的冲突。7月2日，日本宪兵和警察开枪击伤中国农民，故意扩大冲突。事件发生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迅速致电朝鲜各报，颠倒是非，煽动民族情绪，扩大事端。随后，在朝鲜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风潮，数以百计的华侨被打死打伤。

对于日本来说，万宝山事件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参谋部一面制造外交舆论，一面借机向朝鲜增兵。

就在在万宝山事件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7月中旬，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拦截了四名形迹可疑人员，他们乘着大马，驮载行装甚多。当士兵问话时，汉语、蒙语都不通，团附董昆吾改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自承是日本人，并取出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的名片，并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

但检查时，却在其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经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将军用地图加以纠正。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细。很显然，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

次日，关玉衡团长回营，董昆吾建议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他的理由是：现在我国是弱国无外交，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不但将索回其所搜集的情报资料，并且还给我方惹许多麻烦；再者按照国际法，外国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的。

这一建议在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当夜，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十余人，把中村一行四人拉到后山烧死，然后扬散骨灰；马匹则击毙后推入洮儿河内顺流浮走；其行装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仪器外，其余全部焚毁。

不过，事情最终还是让日本人知道了。要不怎么说世上的事就怕认真二字呢？日本人派人沿着中村的路线仔细寻找，而关键线索来自中村的手表。

看守中村的士兵摘去其手表，到洮南一家当铺典当，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之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亲自化装调查，于是了解到中村被杀的真相。在日方提出严重交涉时，始知中村是日军上尉。

我们再看看老蒋对这两起事件后的反应，台湾出版的史书是这么说的：

7月3日得知万宝山和朝鲜大规模排华人后，老蒋愤曰：“日人如此蟹横，吾国已不成国矣！吾之责任更大，而吾个人之痛苦复何足言哉？”

7月5日，校长亲赴南昌督战第三次“围剿”。他心悬万宝山惨案交涉问题，得知“一、日本驻吉林领事石射猪太郎与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晤商后，石射要求中方赔偿韩农民损失，保障韩农民开举水田，态度强硬。二、朝鲜各地均发生有计划之排华风潮”，阅后校长又忧曰：“张学良对此，其能力胜任否？吾外交部提出抗议后再定。呜呼！总由国弱被人欺耶。”

老蒋很生气，后果不严重。因为实际上除了外交部抗议外，他什么也没做，正忙着第三次“围剿”呢。

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提出抗议，便交与东北方面以地方事件处理；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对于此事件并无国际公法上之责任，赔偿等问题必不致发生”，“对韩人暴徒依国法处罚”；少帅学良电令东北当局的方针是：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

在自己的领土上遭日警射伤，在朝鲜被迫害死伤者数以百计，财产损失仅仁川一地即达数百万元，就在日本人无视朝鲜的日占时期已开始三十多年的事实，否认负有国际公法责任、拒绝赔偿下，在老蒋“愤曰”、“心悬”之下，还是就这么翻篇了。

接下来的中村事件，我们再看看校长在这个事件上的态度和行动。

8月17日，日本陆军部宣布，步兵上尉中村等人经哈尔滨视察兴安岭途中，被兴安屯举队第三团官兵拘捕杀害，并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严重抗议。

这里先说一下，对于校长8月16日“铣电”（即“不抵抗令”的电报）是否存在，目前史学界有争议。不过，大家别急，校长究竟是抵抗还是不抵抗，也不能仅仅看一封电报，咱们先接着往下看。台湾的史书是这么说的：

9月7日，校长获报：日方有意扩大事件，其军界领袖力主强硬，金泽师团以军用飞机向日民散发传单，告以：日本在满洲之特别利益现处危险中。……日阁议因而决定，中国如不迅速以诚意彻查该事件，军事与外交当局应有对付行动。获知上述消息，蒋先生又叹曰“外患日急，而内忧亦日急。我党国之处境，诚危苦万分矣！”

下面呢，反正台湾的史书上就写到这里，然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校长除了叹曰，实际上还是什么都没做。

写到这里，我们先插播一下石友三起兵叛乱的事。石友三起兵，在这一年的诸多大事件中，基本上就是个闹剧。之所以说这件事，是这家伙实在是愚蠢得可笑却又那么自以为是。

石友三

石友三本来就是个反复无常又无脑的家伙，常常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却不自知，几年后连他部下都受不了他了，高将军树勋干脆将其活埋了事。

这次起兵，他是受张学诚挑唆，企图利用宁粤分裂的乱局，谋寺少帅学良控制的平津。他哪儿来的自信可以从东北军手里虎口夺食呢？他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积极联络吴佩孚，认为吴大帅一发话，他的老部下、东北军大将于学忠就会起兵倒戈响应。

更好笑的是，在他通电起兵二十天前，他无比信赖的好大哥、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将军复榘，就一纸电报到老蒋那儿把他卖了。他失败不足为奇，好笑的是他失败后，还带着残部去山东投奔好大哥。

无耻，却又很傻很天真。这样的人能在尔虞我诈的军阀混战中挺那么久，也算得上奇迹了。

现在言归正传。说校长什么都没做其实也不严谨。7月23日，老蒋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

其主要意思就是说，抵御外侮可以，但得先让我完成“剿共”，让我完成统一，这个统一也就是收服各个地方军阀势力。

从事后结果看，这是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江淮特大水灾背景下的“安内攘外电”

这节内容本来在原写作计划中一带而过，但认真看完资料以后，我决定说清楚这个事件，可以有助于朋友们更好地理解“安内攘外电”的实质。

就在老蒋发表“安内攘外电”这一时期，江淮流域发生了近代史上无论受灾范围还是灾情严重程度，都属空前的特大水灾。

这次水灾，受灾地区包括东北、华北在内达16省，最严重的是江淮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八省。

江苏省北部一个被洪水包围的村庄

年龄稍大的朋友可能对98抗洪记忆犹新，当时国家领导人亲临一线，投入数十万解放军官兵，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加上800多万干部群众，以及各部门、各地区直接服务于抗洪抢险的人员，共达上亿人。但是，98年的水灾不如54年灾情严重，54年则不如1931年这次水灾严重。

1931年7月上旬开始，江淮流域连续二十多天暴雨不停，超出正常降水量400到500多毫米。对此，政府当局无人关心，老蒋则发表了“安内攘外电”。

7月底，汉口市区被溢出的江水淹没；八月中旬，上游洪峰下行，武汉三镇全部淹没，至洪水退去，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从沙市经武汉到九江的江堤溃口；南京、芜湖、九江、扬州等也被淹没，其中南京城内水浅处三四尺，水深处达七八尺。

据有关资料统计，此次水灾造成的灾民达1亿人，死亡约370余万人，财产损失无法计算。如果这些数字过于抽象，那么看一下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灾区其中90县的2366个村庄进行的调查：

各地区田地中水最深时，平均在9尺以上，其中湖南平均水深达11.7尺，约合近4米水深。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粮食绝收。洪水淹倒的房屋占总数45%，入冬后，农民流离失所者达40%。

详细数据就不列举了。天灾谁也没办法，咱们说说人祸。

民国的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绝大部分，年年内战耗费巨大，财政收入不敷使用。1927年财政赤字为7350万元，到1930年增至21660万元。仅有的一点水利经费，也经常被挪作军费或装入个人腰包。如湖北堤防修筑费每年至少有1000万元左右，被挪用贪污后，剩下的几百万存放于公司吃利息。

水灾过后，应该对流离失所的上千万百姓赈灾。当时仅武汉一地死于饥饿、时疫者，每日约千人。

汉口附近江堤上的难民窝棚

老蒋怎么做的呢？咱们再来看看台湾的史书。至于为什么总是引用台湾的史料，就是为了打脸。

8月17日，校长由九江乘船返京，见沿途田舍湮没，人民漂流，叹曰：

“是诚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见之心伤，思之凄惨！此为余一人不德之所致。使之天灾、兵祸浩劫至此，敬求上帝，愿余一人以安苍生，不使余日加罪孽，贻害兆民；不使余日受苦痛压迫，以活受地狱之惨悲也！”

8月28日，校长抵达汉口视察灾情。又叹曰：

“人民无辜竟使患难至此，壹非叛逆背天理，人心太恶，乃使神鬼为怒，降灾于国中，故致天灾人祸。内忧外侮相逼而至此，皆余一人当国者不德之故，应负责深自悔改。愿上帝极诛余一人，以谢上帝，使我人民脱离灾厄，早日出于水火之中也。”

话说得挺漂亮，到了该赈灾花钱的时候，再看看台湾史书上怎么记载的？

按说老蒋已经两次视察，对灾情不是不了解，而且也“叹曰”了，身为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蒋校长，发行1000万元赈灾公债连给灾民塞牙缝都不够，即使立法院提高到8000万元，对数千万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的难民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是老蒋一贯抠门吗？也不是，得分什么事。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

1930年7月中原大战期间，少帅学良拥兵观望，为了收买其手下第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老蒋一下拍出300万，真是大手笔！

打内战有钱，“剿共”有钱，收买大小军阀有钱，唯独到了赈灾救命时没钱。

由此可见，他的“安内”只是实现他的绝对统治，老百姓的死活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换一个角度，他一直到转进宝岛，也没有完成“剿共”，也没有收服各地军阀势力，难道就不抗日了？

东北沦陷期间老蒋干了啥？

关于这一时期的蒋校长，将其脸谱化固然不可取，而为他洗白也绝对做不到。

少帅学良、张作相及实际主持东北军务的参谋长荣臻等东北军高层，实行了不抵抗政策，这是事实。

日寇在沈阳街道上

这一点不但少帅学良晚年自己承认了，当年北大营实际上的指挥官、东北军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及黑龙江国防处参谋长谢珂等人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

那么，是否可以洗白老蒋呢？答案是：洗不白。因为你可以否认8.16“铣电”的存在，但东北不是一夜之间沦陷的，在长达四个月时间内，他若想抵抗，有的是机会和时间；他若不想抵抗，也不是一封电报的事，有的是其他事实来证明，要洗白真的太难了。

现在，我们按照台湾的史料，继续开始打脸。

9月19日，老蒋正乘“永绥”舰去南昌，督战第三次“围剿”，接获日军侵占沈阳、长春及牛庄的报告，曰：

“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绝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唯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耳！”

老蒋从政敌到人民、从社会到政府，吐槽了个遍，唯独他自己有一片爱国心。在他的这次“曰”中，我们看到了又一个处“危急存亡之秋”，却“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新诸葛武侯，大义凛然地向我们徐徐走来。

诸葛武侯

一转脸，蒋武侯即致电陆海空军张副司令学良，曰：

“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关之。”

外敌入侵，第一反应不是战而是宣传，这个风格像不像武侯，咱们接着往下看。

9月20日，老蒋又接张副司令学良电报，营口、安东、长春等处均被日军侵占，我国军警武装均被解除，遂决定返回南京商议对日方针。

9月21日下午，老蒋刚刚抵京，便召集重要会议，曰：

“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对日方针就是忍耐，就是希望国际联盟主持公道，以求得“公理战胜”。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9月22日，老蒋接到总司令部参谋长熊式辉转来的驻胶东第21师师长刘珍年电报，报告日军军舰一艘开至烟台，并且有海军继续来登岸的消息。于是复电曰：

“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藉口。……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

同时，老蒋致电张副司令学良，曰：“青岛海军鄙意可迅令集合塘沽，因在青或恐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集合塘沽则在各国军舰监视之下，较为安全。”

在自己的领土上，日本军舰要登陆，为安全计，让民国海军转进塘沽，托庇于其它外国军舰保护。

一时间，竟不知今夕何夕。一个大义凛然的蒋武侯，顷刻化为“十四万人齐解甲”的后蜀之主。这让果粉们情何以堪？

中国全权代表施肇基在国际联盟会议上

再后来，老蒋的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自然不能阻止日寇侵占东北的野心。1932年1月2日，日寇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全部撤退到关内。

这里有两件事是必须要提的。

第一件：11月19日，日军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锦州告急，顾维钧于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设立在中日屯驻军队之间，由英法意等中立军队驻防，日本向国联保证不进攻锦州，以保持中国行政权。此议提出后，引起全体国人的不满。

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

第二件：广州国民政府于5月底成立后，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奉汪精卫之命，于7月22日同刘纪文、甘介侯等访日，会晤了日本外相。报章刊载其此行目的：一是要求日本承认广东政府；二是借款；三是购买武器。

后来，《中央日报》曾刊登文章澄清，称其访日并非如外界传说，如购买军械，向日借款，断送东三省等，而是意在向日本外相探询日本对华，尤其是关于东三省之确实目的及政策，希望寻求中日外交新政策之实现。

至于信不信，就由你了。

结束语

日寇入侵东北的铁蹄，让全国抗日呼声空前高涨，宁粤双方也被迫坐到谈判桌前。

南京人民举行规模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

于是，又一轮勾心斗角的戏码开启。这么说一点也没冤枉他们，因为不仅宁粤双方在较力，即使在反蒋大联盟内部各派系之间，也是各怀心思。

例如，粤方陈济棠掌控军事，培植他起家的古应芬便成了主要话事人。粤系要利用汪精卫的招牌，对其手下顾孟余、陈公博等则加以排挤，顾孟余生气地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而德公的吐槽，看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了。

如此种种，一言难尽。总之，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上海和谈，成了扯淡。一直扯到11月初，也没扯出个结果。

宁粤双方上海和谈代表合影

国难当头，众大佬的作为引起社会舆论的公愤。沈钧儒、刘湛恩等上海各界代表二三十人来到会场，斥责他们不顾民族存亡，只顾争夺政权。刘湛恩痛哭失声地说：“你们闹内争这么多年了，今天眼看就要国破家亡了，你们难道还不肯拿出一点良心来看看老百姓的痛苦吗？”

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而绝食，并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

11月7日，宁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之后，国民党“四全大会”很奇葩地分别在南京、广东召开；12月15日，蒋校长通电下野。

正如当时宋庆龄先生在个人宣言所说，他们“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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