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军731部队以活人做试验，大量制造致人伤残或死亡的细菌，为侵略中国发动细菌战提供武器的滔天罪行，已广为人知。但人们对被日军强迫建造这座细菌工厂和731部队的中国劳工所遭受的奴役与残害，却知之不多。

731细菌部队的前身为“ 加茂部队”，始建于1933年，部队长是曾在日本军医学校任教官的石井四郎。

加茂部队的兵营和细菌研究所，设在五常县三岔口。当时这个部队有百余名研究人员和勤杂工。日军常在夜间将抓捕到的抗日救国人士秘密送到这里关押，以供试验之用。

1934年夏天，被关押在这里的几名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战士，在一个暴雨如注的黑夜，打倒看守，逃出虎口，回到了部队。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石井四郎深感不安，他害怕秘密泄露后，抗日联军会对他的试验基地发动袭击，立即决定迁移。在部队迁移之前，阴险狡诈的石井下令放火焚烧营房和试验室，并对外声称，部队因遭受火灾而迁移。

之后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陆军医院的南面修建了几栋房屋，作为医院的一部分，称之为“医院南栋”，供石井四郎的加茂部队继续在这里进行罪恶活动，并将其更名为“满洲第731部队”。

1936年，日军为了在以后的侵略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下令扩大细菌研制。日本关东军强占哈尔滨南郊平房镇，以正黄旗屯为中心的大约2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当地居民全部赶走，开始秘密的、大规模的修建细菌工厂。

细菌工厂分外围工程和内部工程，到1938年全部完工，先后强迫上万名中国劳工服苦役。这些劳工来自东北和关内的河北、山东等地，他们先是修筑铁路专用线、建营房、盖锅炉房，修细菌研究室和试验室、造飞机场，后来又在外围从事种种繁重的苦役。

731部队至1939年3月主要部分都迁到了平房镇，只留一小部分人在“医院南栋”继续从事细菌研究和制造的辅助工作。

此后，该部队按照《国境地带取缔法》和《军机保护法》的条款规定，将以该部队为中心的方圆8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划为特别地区。从这里通往外部的各街道，均有日本宪兵站岗，严密警戒。

在731部队服苦役的中国劳工

731部队又将以本部为中心的6平方公里的地区称为“兵营”，将研制细菌武器的生产区设为禁区。周围架有电网，中国劳工只能在禁区外干活。凡不明身份者进入兵营，即被逮捕或开枪击毙。

从此，这片土地内的23个村、1.2万多农民都变成了731部队的奴隶，每天必须出几百名劳工和80辆大车以供部队差遣。这些劳工由伪平房区务所负责摊派，上至年近花甲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子，均不能幸免。如有违抗，轻则遭到毒打，重则被强抓到外地煤矿、铁矿去服苦役。另有400多个贫苦农民被赶出村庄，关在该部队北面的“劳工村”，在该部队附近的“自养农场”长期受奴役。

从各地征召、抓捕来的上万名劳工，途中全部都坐在闷罐一样的火车中，不少人闷死在途中。

1941年春天，731部队派人前往乌奴尔，用闷罐车将这批劳工押到平房。因天气炎热，途中就闷死了几十人。负责押运的日本人宫藤，命令将死尸扔出车外。列车到达平房时，又死了一名劳工，研制细菌的日本人对病菌特别畏惧，怀疑车里的劳工有传染病，把劳工们关在闷罐车里三天三夜，然后命令他们脱光衣服，列队走向工棚。经过三天酷暑和饥渴的煎熬，许多人病倒，没过几天又死了四五十人。

这批劳工被运到731部队后，有不少人被日军用来做活体细菌试验。

锦西县盘道沟村幸存劳工杜儒回忆说：“到达这里以后，日本鬼子让我们每个人把身上的衣服、鞋帽都脱下来，把这些衣帽用锅蒸消毒，又让我们用凉水把身体洗净，然后由戴口罩的日本军医在我们每个人的胳膊上注射一玻璃管药水，这时才让大家穿上被蒸过的衣服。从此以后，我们干得活也轻了，日本工头管得也不那么严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们这些人每天却大量死亡。令人奇怪的是大家生的都是同样的病。一开始都是周身发烧，头发晕，两眼发黑，过三五天，人一发蔫就死了，日本军医也不给治疗。头几天，死一个还给一口薄板棺材掩埋，后来每天死亡的人数增多，就用一个大活底棺材，里面装好几个人，把棺材运到墓穴上面，再把棺材底一拉，死尸就掉进坑里了。像这样天天大量死人，真令人毛骨悚然，人人自危。

没几天，杜儒也得了和大家一样的病。他无意中听说朝鲜人在偷偷地卖一种药，可以治这种病，便在暗中找朝鲜人买了一些白药片，才保住了性命。一个多月后，和他一道从乌奴尔来的劳工竟死了一半。

在正黄旗头屯下坡和部队兵营西北的洼地里，搭着几十栋席棚子，周围拉着铁丝网，挖有深深的壕沟，劳工们一年四季就住在这里。

西北洼地的工棚下面，有一条臭水沟，长年流淌着日军研制细菌武器排放的污水，夏天臭气熏天，冬天寒气逼人。工棚内阴暗潮湿，四处透风，土炕四周长满青草，劳工们住进一段时间，身上就起疥疮、湿疹。尽管如此，后来的劳工还住不上，只有挖地窨藏身。

劳工们一天三顿饭，早饭是半碗高粱米掺黄豆煮的干饭，中午是两个用橡子面、高粱面、玉米面蒸的“三合面”窝窝头，晚上只有一碗高梁米掺黄豆的稀粥。菜是盐水煮的冻土豆或日本咸菜。白菜、黄瓜汤像山珍海味一样稀罕，很难吃到。

劳工们最怕吃那发了霉的日本咸菜，但日本人却要强迫劳工吃掉，有的劳工吃下后呕吐，也要挨训斥或毒打。劳工们饿极了，只有在上工时到附近的垃圾堆里拣日军扔掉的剩饭、剩罐头、烂苹果充饥，如果被日军发现，还要挨一顿毒打。

劳工们吃的是如此粗劣的食物，而731部队供采血清而喂养的“血清马”，吃的却是燕麦。

先来的外地劳工，发给再生布服装，本地被摊派的劳工则无此待遇。但后来的外地劳工也不再发衣服了。

731部队对劳工比其他地方工厂矿山的劳工更加残忍，冬天再冷，也不准捡水泥袋御寒。一 个劳工来时衣服就穿得单薄，到这里后又未发给棉衣，冻得实在受不了，捡了一条水泥袋裹在身上，被站岗的日本兵发现，竟令他跪在地上，罚他手托砖块，两臂伸直，稍一下垂，便用枪托砸过去，这个劳工累得昏倒在地，仍然遭到毒打。

日军对劳工规定了“十二不准”，例如不准在经过731部队本部时四处张望、不准在吃饭时交头接耳、不准互相打听工作情况等等。如果违反规定，轻则被一顿毒打，重则直接被押进四方楼里做人体试验。

工区时常有穿着便衣的日本宪兵和伪警备队员出没，在水塔、锅炉房等制高点上，有嘹望哨昼夜监视着工区劳工的行动。

每天早晨，日军要将劳工集中在劳务班大院里，强迫他们做“朝礼”、背诵“国民训”，不服从者便遭到体罚。

劳工李昶年过半百，又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开始做“ 朝礼”时，站立的姿势不符合日军的要求，日本监工贞田牵着狼狗扑上来，凶狠地打了他几个嘴巴，然后贞田又放狼狗撕咬李昶，把他咬得浑身是伤，当场晕倒在地。李昶被工友们抬回工棚后没几天，便痛苦地死去。

劳工吃饭前要双手合十举到额前作揖，感谢“天皇赐饭”。这一套固定的程序完毕之后，劳工们才能端碗吃饭。

吃饭时不准说话，工棚里只能听到吃饭声。如果哪个劳工轻声交谈，在一旁监视的日本兵就会上前飞起一脚，踢翻他的饭菜，对他拳打脚踢，以示惩罚。

731部队设有专门管制劳工的“劳务班”，地点在一所地主家的大院里。5间瓦房是劳务班的办公室，靠院北门的几间小房间，是拘押劳工的小监狱，劳工们称其为“笆篱子”。院内有一间刑讯室，里面有老虎凳、匣床、皮鞭、棍棒等刑具。

匣床是日军设计的，在一块2米长、1米宽的木板两边各装着两个皮带扣环，木板上方固定着带缺口的木匣，日军用刑时，将受刑者按倒在匣床上，将其四肢用扣环勒住，头卡在木匣里，浑身动弹不得，打手则拎着水壶，顺着木匣的缺口往受刑者嘴里不断地灌凉水。

劳务班的任务是对违反日军种种规定和企图逃跑的劳工、散布反满抗日言论的劳工、闯入工区的不明身份的行人，或是无731部队发给的身份证的人，进行拘押和审讯。

被抓进小监狱的人，无不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不知多少劳工被折磨至死。细菌工厂的外围工程如铺铁路、建飞机场等，都需要大批的劳工，昼夜施工。劳工们夏天头顶烈日，冬天脚踏冰雪，每天要忍着饥寒，干十几个小时的苦工，每天都有数名劳工被折磨致死。

日军军医祭奠劳工坟

正黄旗五屯北面的一片荒野上，埋葬了数千具劳工的尸体，人们称这里为劳工坟。

日军为了便于抛尸，在劳工坟附近盖了一大间半地下的病房，病得不能干活的劳工，被隔离在这里，这些病人不但得不到治疗，每天只给两顿稀粥。要不了多久，就被病魔和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 到了夏天，病房里苍蝇成群，别说病人，即使是健康的人，住进这里也会病倒。

日军对中国劳工的死亡从不当回事， 但一些日军军医却经常带着贡品到劳工坟祭奠了一番，令劳工们感到疑惑。

后来才知道，做活体试验、生产细菌武器的四方楼里，夜间经常出现奇怪的响声。有的惨遭杀害的劳工，在临死前大骂日本强盗，并说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要报这个仇！

这奇怪的响声使迷信的日军军医们联想起劳工死前的诅咒，不免有些害怕，于是才前往劳工坟祭奠那些被他们残害而死的冤魂。

连杀人如麻的日军军医心里都有所顾忌，不难想象731部队是多么的残忍。

不过，那些日军军医祭奠过死去的劳工后仍残暴如故，继续残害活着的中国劳工，继续残忍地拿中国人做活体试验。

结语

据相关资料记载，关东军在修建731细菌工厂时，先后投入劳工3万余人，当细菌研究中心四方楼主体工程完工后，日军为了掩盖其罪行，秘密地将参与731本部施工的3000多名中国劳工集体屠杀，而后续被折磨致死以及被用作活体试验的劳工，具体死亡多少已没有准确的数字。

可以说，731部队从开始建立一直到日本战败被炸毁的那一刻，这座魔窟无时无刻的都在吞噬着中国同胞的生命，从没停止过。

可以说731部队是用中国同胞的鲜血堆砌而成的。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被世人所唾弃，更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

731部队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