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诞生之初，连连推出不少惊险激烈的反特影片，在《英雄虎胆》、《羊城暗哨》、《天罗地网》等一大批经典悬疑故事片中，更为吸引人们眼球的当属《徐秋影案件》。

现在6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几乎都知道这部电影，尤其是影片开头的一幕：一个男人与徐秋影在松花江边散步。接着，一只持枪的手从徐的身后缓慢举起，随着一声枪响，徐秋影倒下了……

虽然影片开头字幕里写着故事的发生地是“东北某城市”，但人们大都知道指的是哈尔滨市，尤其是哈尔滨的许多观众，更知道影片里的主要人物女特务的原型指的是谁，叫什么名字，“潜伏”在什么工作单位——影片中徐秋影的原型是哈尔滨市文教局女秘书赵洁珊；而那个女特务丘涤凡的原型则是哈尔滨市民政局女干部邵玉魁。

（电影《徐秋影案件》剧照 徐秋影）

那时的观众原本就格外喜欢惊险的反特片，加上又是真事，上座率自然空前的高。直到80年代，邵玉魁被释放后，还戏剧性地在别人家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徐秋影案件》。

是这部并不需要作家分担责任的电影，把一宗历史错案定格在人们的记忆深处。谁也不会想到，《徐秋影案件》的故事——哈尔滨邵玉魁乙号案件，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罕见的一起大冤案！

江畔枪声

1948年初冬，哈尔滨市松花江畔，寒风萧瑟，人迹渺然，松花江江面即将冰封。

11月7日黄昏时分，一位渔民朝岸边眺望，发现有一像人形状的物体横卧江边，遂划船到岸上细看，竟然是一具女尸。公安局接警后，迅即派出侦察员赶赴案发现场。死者是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短发，穿咖啡色女大衣。经法医鉴定：死者已死去多日，死因系其头部后侧中弹而死，从死者的体征看，没有搏斗厮打的迹象，周围没有作案后遗留的凶器，可以认定为蓄意谋杀。

（电影《徐秋影案件》剧照）

公安人员发现子弹从她的后脑穿过，从太阳穴出来，断定她是在散步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用枪打死的。公安人员还发现，死者身上带着名为谯某的一枚手章和一个小红皮记事本，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通过查找尸源，公安人员发现死者是赵洁珊。一周前，她的亲属报案，说她失踪了。年轻女子神秘遇害，警方首先怀疑的就是情杀。很快，对赵洁珊有过爱慕之心并先后向其求婚的李德君、刘宝库、张云飞等几位男士，进入了公安人员的视线，经反复询问和严密调查，这几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和条件。

印章的主人谯某是赵洁珊单位的同事，也是她比较钟情的男人。公安人员找到谯某，他回忆说，赵洁珊在被害前，时常紧张不安，经常谈到死，她说过一句话：“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只能忍受永生不能出芽的痛苦。谁要和我接近，谁就要不幸……”这句话被原封不动搬上了银幕。

（电影《徐秋影案件》剧照）

谯某还说，有一次他们在街上散步，迎面来了3个人，她突然紧张起来，拉他躲进一家电影院。他问怎么啦？她说：“你现在不要问，而且没有权利问，过些日子我就可以告诉你了。”

赵洁珊的父亲也曾收到过两封匿名信，字迹潦草，口气下流，说他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喜新厌旧，要让她不得好死。

在赵洁珊被杀后，市公安局司法科做了大量的侦查工作。但线索太少，查无所获，不得不将此案搁了下来。于是这起被疑为情杀的重特大持枪杀人案没有了头绪，只好作为悬案搁置起来。

（电影《徐秋影案件》剧照）

案发三年后的1951年底，死者赵洁珊的父亲赵富瑞给市政府写了一封上访信，要求公安部门早日破获女儿被人谋杀的积案，市政府领导拆阅后，批示给公安局限期侦破此案。时值全国各地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安局立即组成了“乙号案件侦破组”，专门负责侦破赵洁珊被杀一案。

侦破组行动了，他们在赵洁珊生前用过的小本子上看到了这样几行字：“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这本是鲁迅先生在他著名的《无花的蔷薇》中痛斥当时暴政的语句。但那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许多公安干部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办案人员没有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却把这段话当成了赵洁珊反动思想的流露。

后来，办案人员又从死者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水道街10号，工厂街25号”。警方对纸条上的这两个地址进行侦察后发现，这是两条街通往同一家的前后门的门牌号，它的前门是水道街10号，后门是工厂街25号。这户人家的户主叫邵植华，他的女儿是和赵洁珊同在原国民党“哈尔滨妇女协进会”里一起共过事的邵玉魁。

（电影《徐秋影案件》剧照 丘涤凡）

在深入展开的调查中，警方发现邵家有着非常复杂的家庭政治问题：邵玉魁的大弟弟邵连魁和小弟弟邵亚魁都曾是国民党兵，邵玉魁的妹夫李子和还是国民党特务刘精一发展的情报员，该人于1948年10月已随同敌伪新七军向我东北民主联军投诚。而更为关键的是，邵玉魁的父亲邵植华曾向市工商联合会上交过一支新三号撸子。枪证标明该枪配有15发子弹，而邵植华上交该枪时，只有未加查询和说明的14发子弹。而经法医鉴定的赵洁珊尸检报告上，死者头部枪口就是三号撸子的子弹所致。有鉴于此，专案组感到案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离罪犯落网不远了。

飞来横祸

1954年4月7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先逮捕了邵玉魁的大弟弟邵连魁。在长达十几次的讯问中，邵连魁一直没说过他和邵玉魁、邵亚魁参加刘精一的特务组织及杀害赵洁珊的问题。

但是，在预审员的诱导之下，他详尽地交代了与李子和的关系及去长春当国民党兵的经过，说到姐姐邵玉魁、弟弟邵亚魁和李子和都有些秘密，可能是特务。就这样，一个以李子和为首，邵玉魁、邵连魁、邵亚魁、赵洁珊等人组成的特务组织就“建成”了。

至于谁去枪杀的赵洁珊，怎样枪杀的，邵连魁答不出来。预审员认为他是故意躲闪，不但不肯相信，反而逼得更紧。邵连魁被逼无奈之下，脱口而出：“我杀了赵洁珊！”于是编供说：“从李子和口中得知，在我们组织中有动摇分子。我发现，赵洁珊思想比较进步，拒绝合作，便和姐姐邵玉魁商量，决定杀掉她。在1948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打电话给赵洁珊，将她约到松花江边杀害。”至此“犯罪经过”就在预审员与邵连魁的“合作”下，有声有色地编造出来。于是，市公安局三处先后将邵玉魁、李子和、邵亚魁等7人逮捕归案。

1954年5月中旬阴冷的一天，哈尔滨市民政局文书邵玉魁顶着风赶往哈尔滨王岗车站，她要去沈阳参加东北局召集的建政工作座谈会，并负责给本局到会的王科长做会议记录。当她上车还没坐稳当的时候，两名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亮出一张逮捕证，说：“你被逮捕了！”面对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幕，邵玉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意想不到的厄运真的就像天上的陨石那样，砸到了她的头上。

（电影《徐秋影案件》逮捕邵玉魁剧照）

在连夜进行的审讯中，邵玉魁得知：自己摊上了人命官司！

办案人员问：“你认识赵洁珊吗？”邵玉魁对赵洁珊岂止认识，两个人压根就是亲密的朋友。邵玉魁和赵洁珊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作为知识妇女，一起加入到国民党的“哈尔滨妇女协进会”，在协会里均为副主任委员。既是同事，更是朋友。1946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原“妇女协进会”的大多数职员均被留用并重新分配了工作。邵玉魁和赵洁珊同在一个单位的大楼里工作，并且在单位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中，一起登台唱歌、演戏，关系十分亲密。

“赵洁珊是怎么死的？你要老实交代！”在进一步的审讯中，办案人员对她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车轮大战，不给她喘息和睡觉的机会。邵玉魁被逮捕时已有身孕，她始终不承认自己参与杀害赵洁珊。然而，办案人员以“证据”确凿为由，讯问一次比一次严厉，追逼一次比一次紧。邵玉魁一再讲，自己和赵洁珊只是同事关系，也没见过刘精一，李子和是她的妹夫，给其介绍工作没有不善的企图等等。

（电影《徐秋影案件》剧照）

但是，预审员仍紧紧盯住赵洁珊是谁杀的不放，让邵玉魁承认。邵玉魁干脆地回答：“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认罪！”预审员让邵玉魁不断写交代材料。一个月里，邵玉魁被讯问了45次，后来，邵玉魁觉得如果坚持下去，肯定会把身体搞垮，孩子也保不住了。不如招认了杀人罪名，自己怀有身孕，不会被马上枪毙，这能让孩子保留下来。

抱着这样的打算，邵玉魁低头了。就这样，一宗折腾了多年的悬案，经过深挖彻查和四五十个回合的轮番审讯，终于有了“突破”。一个脆弱无助的女人，为了给胎中的孩子留下问世的机会，竟然认了杀头之罪。

办案人员拿到了口供，长长地松了一口气。1954年11月，公安局三处在预审结束后，将邵玉魁等7名案犯移交司法机构。当时市检察院建院不久，人力不足，没有好好审查，就将此案移交到市法院，市法院刑庭照样没有认真审理。

1955年3月24日，审委会确定对李子和、邵玉魁、邵连魁处以死刑。这实际上是市公安局内定的。1955年7月市法院将李子和、邵连魁、邵玉魁等人的判决书送到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审批。省高级法院还未批复时，市公安局即在《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上公开报道了“邵玉魁特务组织”被破获的消息。《哈尔滨日报》在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特务组织“罪证图片”。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她为什么被杀》，《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也先后发表长篇通讯。各地报纸也纷纷转载新华社消息。

根据“邵家姐弟杀害赵洁珊”的故事，剧作家写出了电影剧本《徐秋影案件》，于1956年搬上银幕。后来又有剧团根据《徐秋影案件》，改编出《她为什么被暗杀》等舞台剧。就这样，邵玉魁乙号案件通过新闻与艺术的传播扩散到全国。

《徐秋影案件》根据「乙号案件」改编，于彦夫执导，沈水凝主演。

复查一波三折

案件告破，邵玉魁等人被投进监狱。1954年7月14日，邵玉魁生了个男孩。接生的是李继庸大夫。她给孩子起名“铁生”。铁窗里生的，也期望孩子能象铁一样坚强、结实。铁生出生刚刚七天就被迫抱离了邵玉魁，交给了她的爱人王长春。

1955年2月，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铁窗内的邵玉魁怀着一线希望，开始向市法院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书。在长达万言的申诉书最后，她写下了“制造假案中有我一方责任——伪供。”

1956年6月中旬，经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复查后，对“邵玉魁乙号案件”以“不符合法律程序”的理由予以驳回。接着由哈尔滨市检察院、市法院和市公安局组成了联合检查组，对邵玉魁“乙号案件”进行调查。

为了对上级司法机关的意见和邵玉魁的申诉作出真实负责的回答，调查组去了被原专案组忽略的长春市。在那里详尽查阅了国民党保密局东北地区档案，查出了特务刘精一属下的特务成员名单。但是，名单上根本没有邵玉魁、邵连魁、邵亚魁和赵洁珊的名字。

调查组在案卷复核中还发现：邵玉魁姐弟三人与李子和所作的罪行供述存有诸多的不同之处，在一些关键细节上相互矛盾。特别是在邵玉魁与李子和“枪杀”赵洁珊的详细时间、精确位置、开枪的动作和逃跑的路线上都不一样，相互之间不能形成定案所必备的证据链条。

最初，办案人员认定邵植华上交的手枪少了一粒子弹，就是用于枪杀赵洁珊的。可是调查组感到：如果事实是那样的话，邵植华在事后主动向上级交枪，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上门送死吗？

针对复查中发现的诸多重大纰漏，联合调查组感到这是一起非同小可的错案。在调查结束后，认真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认为：“乙号案件缺少证据。”

案件缺少确凿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条，以当今人们的法制常识来看，这是绝对不能认定犯罪事实的。如果在法庭上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当庭宣告证据不足，嫌疑人不能构成犯罪。所以，当时的法院一位副院长看完调查报告后，义愤地斥责道：“不能捕风捉影，好大喜功，让无辜的百姓蒙冤！”

但是想要推翻一件已有定论的案件难乎其难。当时一位市委常委兼公安局负责人就曾出面说：“这个案件的影响已波及全国，各大报纸上过，连环画画过，书也出过，还拍过电影，轻易地推翻好吗？”市公安局一位参与办案的副处长也大发雷霆地说：“邵家姐弟自己都承认杀死了赵洁珊，他们没杀是谁杀的？”

在随后开展的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在“乙号案件”上，因为“阶级立场问题”而遭到批判和株连的干部，竟然多达200余人。所以，对“乙号案件”的是是非非再也没有人敢吭声了。

春风驱浮云

1959年春季，哈尔滨市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邵玉魁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邵玉魁的大弟邵连魁和其妹夫李子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邵玉魁的小弟邵亚魁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后来服毒自杀了。随后，邵玉魁的丈夫王长春被迫和她离了婚，带着孩子走了。错案致使邵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剩下邵玉魁在铁窗中开始了不见天日的死囚生活。

（电影剧照）

但是她依然坚强地与命运抗争，她决心不停地上诉。她一年又一年地给市、省政法机关乃至国家高层的司法部门写申诉。在上诉的同时，邵玉魁遵守牢规，每天早上6点起床，出操。女犯每天9小时劳动，织毛衣，织收音机套，当瓦工……她说她始终管束着自己，不把自己混同于那些真正的罪犯。

1971年初，女监从富拉尔基调来一名女干部，专为女犯写呈报材料。这位女干部接到了给邵玉魁报死刑的任务——邵玉魁的死期就要来临了。庆幸的是，这位女干部颇有头脑，她看了邵玉魁的全部档案，认为没有理由报邵玉魁死刑。邵玉魁再一次枪下逃生。她仍然不“认罪”，继续申诉。从关押到平反，她共写了80余份申诉材料。

她的良好表现和争取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引起改造机关的注意和管教人员的同情。按照对重刑犯人视其良好表现，定期予以相应减刑的人道主义规定，邵玉魁由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先后几次被监管改造机关减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1981年12月，在高墙内度过了26年铁窗生活的邵玉魁，刑满释放走出牢狱的大门。当邵玉魁呼吸到大地上第一口自由而新鲜的空气时，她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冰雪消融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平反工作在全国各地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邵玉魁感到，自己虽然得到了自由，被释放出狱，但是“杀人罪”的冤案并没有得到平反，死去的亲人仍然含冤九泉。她决心为自己和亲人讨回公道与尊严，于是一封封申诉信像雪片一样飞向省委和相关的政府机关。

当时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王钊要求组成由政法委、公、检、法四家联合复查组，从1982年夏季开始复查，冲破重重阻力，年底提出了对该案的处理意见，终于把拖延几十年的冤案彻底澄清了。

1985年1月20日，黑龙江省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中，阐述了对邵玉魁应宣告无罪，对邵连魁判死刑不当的理由。李子和起义的部队，专门派人来哈尔滨，证明他从1949年回哈市就业后，再无任何潜伏活动，也没为邵家姐弟搞过情报。

1987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对“乙号案件”所作的改判：“对邵玉魁宣告无罪，撤销对邵连魁、李子和的死刑判决，对李子和按国民党投诚人员对待。”

至于赵洁珊到底是谁杀的，为什么杀死她，至今没搞清楚，也许永远是个谜了。

一宗迷雾缭绕的错案——“徐秋影案件”，终于以邵玉魁等人无罪的事实真相，告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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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文史精华，老年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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