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发动了为期三天的猪湾入侵，但以失败告终。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美国灾难性的古巴政策了。在中情局半途而废的行动史上，这次溃败几乎排在中情局灾难名单的首位。尽管切·格瓦拉本人并没有卷入这场混乱，但他最终还是在南美外交事务上，感谢了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因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统一错误。

由于中情局内部产生的敌意，和卡斯特罗政权产生的偏执，猪湾事件传播了许多刺杀肯尼迪的阴谋论。它还鼓励了古巴，以随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把整个世界带到核灾难的边缘。难怪卡斯特罗会对一个将自己卷入以下疯狂的猪湾事件和失误的政府不屑一顾。接下来，就来看看中情局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灾难性事件之一。

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一名古巴流亡者在接受中情局训练时，死在危地马拉

猪湾事件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uez），他在危地马拉一处农民的土地上训练时，从6000英尺的悬崖上摔了下来。之后罗德里格斯所属的古巴流亡者小队，还取了一个可怕的名字，叫“阿斯托2506旅”（Brigada Asalto 2506），以纪念这名牺牲的成员，他的狗牌号码是2506。

中情局利用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腐败政权，进行入侵

路易斯·索摩扎（Luis Somoza）是尼加拉瓜1956年至1963年期间的总统，当美国中央情报局找到他，要求允许入侵猪湾的军队，从尼加拉瓜领土出发时，他感到了担忧。他担心自己会因为允许尼加拉瓜以外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入侵，而受到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惩罚。为了减轻索摩扎的不安，中央情报局安排了1000万美元的付款，随后同意了帮忙。

中情局对危地马拉的干预甚至更为明显。1960年，当一场针对亲美政府的未遂政变发生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空中支援，和已经在为入侵进行训练的古巴人，被用来镇压叛乱。最终，美国政府利用了西半球两个最专制政权的盛情款待，来推进“民主”事业。人们还认为，涉及到的这两个国家，会让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在入侵发生时推卸责任。

地面上的场景完全是一场闹剧

也许没有什么故事，比中情局特工格雷森·林奇的故事，更能显示实际入侵的完全混乱，他被同他一起被派往运输船上的古巴流亡者抛弃，随后收集了他能找到的任何机枪和步枪，在飞机飞过的时候向天空胡乱射击。由于参与入侵的美国飞机，都被伪装成古巴飞机，因此格雷森也不知道他在向谁开火。事实证明，他是在向美国人自己开火。

中央情报局特工在任务中，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任务

正如中央情报局历史学家杰克·法伊弗（Jack Pfeiffer），在《猪湾事件》的前绝密历史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次失败有点像《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中的一个插曲：中央情报局的每个人，都在试图比其他人更有办法，很少关注任务的最初目标。在这场荒唐的盛会中，一名中情局特工拨出资金，“贿赂黑手党”暗杀卡斯特罗。这次“行动中的行动”，对入侵行动的首席指挥官雅各布·埃斯特兰保密。

霍华德·亨特，水门事件的策划者，是猪湾事件的缔造者

霍华德·亨特1949年加入中央情报局，当时他30岁，是一位小说家。1950年，他被任命为墨西哥城的站长，并参与了1954年美国推翻危地马拉阿尔本斯政权的行动。到1960年，他的任务是招募愿意在卡斯特罗被击败后，在成立的临时政府中服务的古巴流亡者。

亨特参与了猪湾事件的策划，最终结束了他在中情局的职业生涯，尽管他直到1970年才辞职。随后，他被大学同学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招募加入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的水门行动，并成为水门事件及随后的丑闻的核心人物。

在水门事件后，亨特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时，面临着可能被判处35年的监禁（他被判了33个月），他说：“我无法逃避这样的感觉：我一生都在为之服务的国家，指导我进行水门事件的国家，正在惩罚我做它训练和指导我做的事情。”

中情局指望古巴民众起义，却没有付诸努力

尽管当时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an Dulles）试图否认，猪湾入侵的成功，是建立在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民众起义的基础上的。随后中情局说服美国军方成员，这样的反抗很可能是入侵的结果——古巴人民所需要的，只是一场大众运动的催化剂。讽刺的是，切·格瓦拉几年后在阿根廷尝试了类似的做法。

根据猪湾的地理位置——一个人烟稀少的偏远沼泽地区，如果没有宣传运动，大多数古巴人都不会知道入侵，而宣传运动从未发生过。最重要的是，4月13日，也就是入侵的几天前，卡斯特罗政权下令逮捕了数千名潜在的异见人士。这不仅排除起义的可能性，也表明卡斯特罗知道这次袭击。

真正的计划是失败的，因为希望能迫使肯尼迪入侵古巴

入侵猪湾的计划，最初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由中央情报局提出，当时由艾伦·杜勒斯领导。肯尼迪总统很快就听取了入侵计划的简报，并原则上批准了这项计划，尽管在最终实施之前，攻击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

除了计划的不确定性，负责监督实际准军事行动的中央情报局特遣部队认为，如果没有适当的军事入侵的支持，他们的任务不会成功。该机构希望在自己失败后，操纵肯尼迪政府发动美国的全面入侵。

对猪湾事件灾难性后果的一种解释是，中央情报局得到了它想要的结果，但最终无法说服肯尼迪继续入侵，这意味着计划只成功了一半。

古巴和俄罗斯事先就知道这次入侵，中情局也知道他们知道

在入侵之后，肯尼迪总统命令麦克斯韦·泰勒将军审查这一事件，并提交一份数十年来一直保密的报告。泰勒得出结论，古巴事先就知道了入侵的消息。泰勒认为，在入侵者听取详细情况汇报之前，信息就泄露了。这意味着一个在计划中有足够地位的人对该计划了如指掌，并将信息传递给他们。

泰勒的报告还断言，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图中所示）知道俄罗斯人和古巴人知道，但还是命令行动继续进行，这突显了中央情报局希望一次难堪的失败，迫使美国干预的想法。

1986年，最后一个俘虏回到了美国

1962年12月底，大部分被抓获的猪湾入侵者被空运回美国，以换取美国各地私营公司捐赠给古巴的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医疗用品。卡斯特罗最初要求提供工业机械和数千万美元，后来让步，接受了食物和药品。

尽管这些谈判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但它们并没有正式参与，这保留了美国的外交借口，即入侵不是由美国发起的。这些反卡斯特罗囚犯在迈阿密受到了1万名热情祝福者的欢迎。在大规模释放之前，60名严重受伤的入侵者，在250万美元现金赎金的条件下被释放。

最后一名猪湾囚犯于1986年返回美国。Ramon Conte Hernandez一直被古巴拘留到那年10月，而古巴政府也从未解释过他25年的监禁。

中情局进行了初步的空袭，这些空袭被归咎于古巴叛逃者

1961年4月15日，几架涂成古巴政府飞机模样的B-26轰炸机，袭击了古巴机场，作为入侵的准备工作。其中两架飞机随后飞往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并声称自己是叛逃者，偷了古巴的飞机并进行了突袭。这有点像《原力觉醒》（The Force Awakens），芬恩和坡偷了一架领带战斗机逃跑。只是，这是中情局的计划。

这些攻击旨在摧毁卡斯特罗的空军，并给美国提供合理的推诿。然而，由于卡斯特罗事先知道了入侵的情况，他的飞机分散在全国各地，大部分没有受到伤害。

这一事态的发展，引起了肯尼迪政府的警觉，肯尼迪政府拒绝为入侵提供空中掩护。奥巴马政府可能也受到了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上图）的影响，后者不知道美国实施了此次袭击，并否认参与其中。被私下告知真相的史蒂文森强烈反对，并将此告知肯尼迪。他的反对意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政府撤回对中情局计划的支持。

几十年来，特工批准了无意义的空中任务，否认飞行员死亡

根据官方说法，没有美国人参与猪湾事件，当然也没有平民参与，都是心怀不满的古巴流亡者和叛逃者干的。当然，这不是真的。中央情报局不仅让平民和军事人员参与了行动，而且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它试图掩盖一些这样的人的死亡。

托马斯·“皮特”·雷是阿拉巴马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员，这是美国唯一一个驾驶老式b -26轰炸机的部队。因为中央情报局正在策划一场涉及B-26轰炸机的行动，雷和其他几名阿拉巴马空军，被招募并被派往尼加拉瓜为入侵做准备。1961年4月19日，入侵显然失败了，雷和其他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飞行员，想帮助受困的入侵者。中情局特工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袭击猪湾附近的古巴据点，但如果他们被击毙或抓获，就会被认定为雇佣兵。

这群人在猪湾滩头阵地附近进行了扫射。而雷的飞机被防空炮击落，另一架被古巴战斗机击落。雷和飞行工程师里奥·贝克在坠机中幸免于难，但两人都被古巴民兵杀害。第二架飞机上的人在坠机中丧生。贝克最后被埋葬在哈瓦那科隆公墓的一个普通坟墓里。因为雷是白人，因此可以证明美国人参与了入侵，死后被古巴政府防腐保存在冰室里，直到他的女儿于1979年正式要求并收到了他的遗体。

死者的直系亲属，被中央情报局告知了他们的命运，但被告知要保密。官方的说法是，雷的飞机在古巴上空坠毁的时候，他神秘地死亡了（飞机被伪装成古巴飞机，为中央情报局辩护）。直到1998年，中央情报局才承认他们与四名被击落的飞行员有联系，并以匿名的身份，正式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最高奖项——杰出情报十字勋章。

肯尼迪政府让海军陆战队撤离，也许能拯救他们

猪湾事件发生数年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几个单位被确定在滩头阵地附近。动机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杜勒斯让肯尼迪政府参与全面入侵古巴计划的一部分。

奥巴马政府拒绝接受美国官方的空中掩护和轰炸支持，是最后一刻的决定。不为人知的是，其他登陆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也被告知撤离。鲍勃·海明威是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他回忆道：

如果海军陆战队登陆海滩，那么他们可能会被杀死或被俘，而且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击退6万名古巴军队和民兵，并扭转局势。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古巴旅成员一起在哈瓦那的街道上游行，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政策灾难。

肯尼迪因为这次任务，解雇了中央情报局的头头

约翰·肯尼迪公开并亲自承担了猪湾事件的责任。一句不为人知的名言，让他带着典型的讽刺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让（他四岁的女儿）卡罗琳计划入侵。”私下里，肯尼迪对中央情报局感到失望，因为中央情报局在他们的准备工作上误导了他，并试图随后避免承担一场重大外交政策灾难的责任。

在入侵后的几个月里，肯尼迪解雇了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和另外两名对这次溃败负有责任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图为杜勒斯于1961年11月28日从肯尼迪总统手中接过国家安全勋章，第二天提交了正式辞职信。

也许最有趣的是，根据半岛电视台的一篇报道，杜勒斯第一次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把组织入侵的任务，交给了下属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并退出了所有的讨论。比塞尔让白宫随时了解事态发展，杜勒斯则甚至懒得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简报。大家都说，杜勒斯有点疯了。他的古怪行为包括在下属试图向他展示一架间谍飞机拍摄的照片时，拒绝关闭棒球比赛的广播。

这种说法与杜勒斯完全了解情况，及其无数离奇发展的报道相矛盾。

尽管彻底失败，但死亡的古巴军队，比侵略者多得多

官方数据显示，118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入侵部队成员，在猪湾袭击中丧生，176名古巴军人丧生，据信还有更多的古巴自卫队成员被杀。根据来源的不同，估计有500至4000名平民。这些伤亡中有许多是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空军执行的空袭和扫射任务造成的。除反卡斯特罗的人员伤亡外，还有近1200人被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直被关押在古巴监狱，直到1962年12月，美国与卡斯特罗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