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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经》

善待人生，珍惜一生，在古先哲看来便是保身有道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大雅·烝民》）的价值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延续几千年的人生信仰。

这一人生信仰的价值真谛在于：要想善待自己的人生，珍惜自我的一生，或者说保全自身而善始善终者，就非有明哲之智慧所不能。只有明智的人，方能不做辱身、伤身之事，而善于保全自身，真正善待人生、珍惜一生。

善待人生、珍惜一生或保身善生，必有其道，必有所由。人生最大的智慧，莫过于保身善生。善生保身者，非只在保全生命之珍贵，更在于保全性命之尊严，追求善始善终。“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孟子·尽心上》）和“德润身”（《大学》），便是保全性命的高贵和尊严。

坚定这一人生信仰，就要懂得什么是保身的价值内涵，明智对保身的人生意义，以及明哲保身意谓人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活法。在此基础上，方能探究人生的学问，做一个有明哲的人，真正做到善待人生、珍惜一生。

坚定这一人生信念，就要知止、知命、知足，在知以利仁中善于保全性命之尊严和尊贵，进而保全其身。知止，则正道而为，不自取其辱；知命，则正命而为，不自招其患；知足，则清心而为，不自酿其祸。

一、人生的善生保身之道，基于知止的明智

人生明哲保身的重要价值内涵，便是知止者不殆，知命者不忧，知足者恒足。非有明哲之智慧，则无以正道而为，也就不能明察祸福之机，趋利避害，远离患祸之招致。

（一）知止而不殆。知止之止，既是止于至善，又是止于中庸。在先哲的思想中，人身或生命最好的保全之策便是弘道为仁。仁者爱人，爱人者人爱之，岂有身不保之理？保身之道，贵在使人爱之而无欲害己。

善生保身的道术之妙，在于：使人勇刺不入、巧击不中，不若使人不敢刺击；使人不敢刺击，不若使人无有冲击之意；使人无意刺击自己，不若使人人爱己护己。“夫无其意者，未有爱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文子·道德》）天下皆爱利之，不欲伤害之，乃是善生保身的最大智慧和要妙之道。

早期儒家知者利仁的价值观念，就藉由爱人而使人爱己，无欲伤害自己。“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不知仁，何以择仁？不择仁，何以保身？在择仁为仁上，“恭近于礼”（《说苑·修文），故可以远离耻辱之招。恭敬待人，人敬重于己，岂有自身耻辱之患。

人生若是不能知止，而却成为“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中庸》）的昏聩，则必是“灾及其身”。自用自专，是自以为是的自作聪明，而聪明反被聪明误。“口惠而实不至”（《礼记·表记》），同样是“怨菑及其身”。身不得修，招摇撞骗，令人痛恨，岂可不自招其患？

圣人的善生保身之道，乃在于知“存亡祸福，其要在身”（《说苑·敬慎》）的理性清醒，藉由重诫而“敬慎所忽”。理性清醒的关键，在于认清身不保的根源往往是不能敬慎而怠忽所为所致，积小过而为大恶。

人生知止的智慧，乃在于“诚无垢，思无辱”的修为。心“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大学》）一样，诚于善则不欲为恶，则患害无由致；思作主，“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则必能远离侮辱之至。“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道出了诚明一体的善生保身道术智慧。

人生正是基于“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说苑·敬慎》）的明智和理性，方能坚持“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闇”的冷静谦逊，做到知止而不殆，规避骄奢自恃之患。

知止的人生修为，就在有“高上尊贤，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的心境修养。人生之所以能够“高而不危”，就在于知止，而反求其正。摒弃骄矜而复归谦逊敬慎，方能避免骄傲自满之弊患。

知止的人生坚守，就在有“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的克己修为和道术遵循。反其习情之弊，而理性加以节制，坚持中和之道，便可以不入危险之地。

知止的人生智慧，就在预知祸害而戒惧规避。晓知“多口多败”，故无多言；明知“多事多患”，故无多事。察知“强梁者不得其死”，故能处以柔弱之德；察知“好胜者必遇其敌”，则不以兵强天下。早知患害而规避，就能善生保身。

知止的人生理性，就在能够明察知晓：徼幸，为伐性之斧；嗜欲，为逐祸之马；谩谀，为穷辱之舍；取虐于人，为趋祸之路。清醒而理性，方能有“去徼幸，务忠信，节嗜欲，无取虐于人”的人生修为。基于此，方能全身而免祸。

知止的人生明哲，就在以恭敬忠信保其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为人所敬爱、助与，岂能不善生保身？以此操行于世，非但可以保其身，而且可以保其家。

（二）知命而不忧。知命者，不惑不迷，故能不忧。知命的人生修为价值意蕴，乃在于存心养性以事天，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人生的正命，就在于“尽其道而死”（《孟子·尽心上》），而非是因桎梏而死。桎梏而死，必不能善其生而保其身。

知命者，必是正命而行。“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则不入死地。远害也早，故能非桎梏死。“顺受其正”，方能保其身而善终。

人生有三种死法，皆是非正命而亡的自寻死路。“饮食不节，简贱其身，病共杀之。乐得无已，好求不止，刑共杀之。以寡犯众，以弱凌强，兵共杀之。”（《文子·符言》）病、刑和兵的“共杀之”，无疑是自杀。非正命而亡，则身不保，不得善终。

知命的人生睿智，乃在于不怨天尤人，而求诸己以修身。“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自作孽而不可活，就在于不知命而妄为。己不自毁，则人不毁之。

知命的人生理性，就在于立正道而“慎五本”。“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诚以信，三曰富而贵毋敢以骄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宽以静。思此五者，则无凶命。”（《说苑·敬慎》）凶命不至，则身得以保。要无有凶命，必慎修其身。

对于国主而言，保身在于保国，国保则身保。“明主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荀子·王霸》）相反，若是急逐乐而缓治国，则忧患致以至于身死国亡。“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人生的愚蠢和悲哀，就在于纵欲无度的执迷不悟。

有道之明主，以其贵知化、慎所为，故能免于“身死国亡”（《吕氏春秋·知化》）之患。昏惑之主，轻于知化而妄作，国怎得不危？身岂有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於不先知化也。”知化则明哲，不知化则愚昏。

（三）知足而恒足。人身之不保者，往往在于不知足的私贪之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不知足，放任情欲，则欲壑难填，执迷不反，而身受其殃。

对于人生来说，多有不知足而致杀身者。“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病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说苑·杂言》）病、刑之杀，皆是不知足而使然。“兵共杀之”，也可说是因不知足的争夺侵犯而致然。

《老子》的“知足不辱”，岂虚言哉！“开其兑，济其事”，则是“终身不救”。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就在于不知足。“人生事，还自贼。夫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文子·符言》）不知足而贪争，必妄作而凶。

犹如“善游者溺，善骑者堕”一样，人往往以其不知足而贪婪，而反自为祸。知足而知止者，就能“无以所好害身，无以嗜欲妨生，无以奢侈为名，无以贵富骄盈”（《说苑·谈丛》），戒慎所为而善其生、保其身。

二、人生的善生保身之要，根于思义的理性

在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念中，善生保身之价值内涵，既是保全性命，又是保全生命。藉由保全道德之性命，方能真正保全其身，珍惜一生。“仁者寿”和“德润身”，就是基于养心养性以为善生保身的长寿之道。

（一）见利思义。人之身家性命，之所以不能保，就在于追名逐利，见利忘义。自毁者，则人毁之；害人者，则人害之。祸福自招，利害自致。君子者，以其能“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则人不怨。怨恨不构于身，则保身而一生不为人害。

一个人若是不知“利为害始，福为祸先”（《文子·符言》），就会逐利而忘返，求福而致祸。真知道者，知“身以全为常，富贵其寄也”，故能“不求利即无害，不求福即无祸”。不贪利必无害，不侥幸求福必然不自招其祸。

君子惧失义而小人惧失利，由其所惧则有祸福之异。君子是“非义无以生，失义则失其所以生”（《文子·微明》），而小人是“非利无以活，失利则失其所以活”。以义为生，贞其利而求公利，人不怨之则身得以全。以利为活，私其利而好争夺，人恶之则生命不可保。

对于国主之保身而言，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之所以如此说，就在于苟为于“后义而先利”，则必是“不夺不餍”。相互争夺，不满足欲望则战斗不止，何以善生保身？得道多助，则国存而身可保；失道寡助，则国亡而身灭。

存亡之道，在于能否得人心。“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文子·上义》）逆天道而贼民者，必招致义兵之伐，“身死族灭”。“众助之”，则身可保，生可全。

（二）见得思义。欲有所得，乃人之常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而可求”，是由义之得。“吾亦为之”，是维护自己获得的权利。反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可求”者，在于非义之得。“从吾所好”，是好仁义，坚守自己的人格。

人能修身而惟义是从，亦即是“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则不患其不得。心中没有道德坚守，就会患得患失。患得患失，而无忌惮，则将入于死地。宠辱若惊，而无敬畏，则大患及身。“见得思义”者，是“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上》）。非仁不得，非义不取，则远于祸患。

对于保国而保身的统治者而言，“诚使天下之民，皆怀仁爱之心，祸灾何由生乎？夫无道而无祸害者，仁未绝、义未灭也。”（《文子·道德》）无道而仁绝义灭，则天下背叛，灾害生而祸乱作，必是“其亡无日”，而何期无祸？有道以为治，取下有度，得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民拥戴之则身必可保。

一个国主和统治者，若能“言下之”（《老子》）和“身后之”，坚持“以百姓心为心”，施爱民之正，则是“天下乐推而不厌”。“天下乐推而不厌”，故能“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民不害之，则国存而己身得以保。

（三）求之有道。以道得之，不夺于人，则人不怨；以义取之，不夺于民，则民不犯。“求以其道则无不得，为以其时则无不成。”（《说苑·谈丛》）人无不欲得志，得志则“泽加於民”（《孟子·尽心上》），而“兼善天下”。不得志，以身殉道，“穷则独善其身”。求之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则可保身而无祸害。

对于统治者而言，国之所以废兴存亡，就在于以仁兴存，而不仁则废亡。“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四体不保，则身不保；社稷、四海不保，则身灭。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则身死而国亡。

桀、纣贵为天子而“身死国亡”的缘由，就在于违背民意，失去民心。“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毁坏辟法，裂绝世祀，荒淫于乐，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止。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支不同坛而居，此忘其身者也。”（《说苑·敬慎》）“忘其身”者，不知保其身而善其生，沉溺淫乐而灭亡，岂非是人生的可悲？

三、人生的善生保身之归，定于早察的知几

智者先见成形，故知祸福之门。欲利先免害，欲福先免祸。患祸之所由来，万万无方。善生保身者，知祸者自招，故能早察而知患祸萌生之几。利害之地，祸福之际，人的一生不可不察而知其萌芽之几。

（一）保身，贵在免罪。有罪而桎梏死，就非能善生保身。欲善生而保其身，先要“有罪以免”（《老子》）。只有“坐进此道”，方能“求以得有罪以免”。人生之罹患，就在于“罪莫大于可欲”。纵欲而妄为，必凶而身罹患。

人生的远害避辱之道，就在于以公义胜私欲。“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荀子·修身》）略于求利，不贪私利，故能早虑危患而远害；勇行道理，远离死地，故能明察祸患而避辱。

圣贤之智，主要体现于“常闻祸福所生而择其道，常见祸福成形而择其行”（《文子·道德》）之中。“祸福所生”，是究其缘由；“择其道”，是理性应对。“祸福成形”，是知其已然；“择其行”，是选择对策。知吉凶之道，故能免祸求福，而得以保身。

人之所以有罪而为大患者，就在于“由无常厌度量生”。躁而多欲，则有篡弑矫诈之为。要做到“有罪以免”，就在于能“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文子·下德》）。动、静上得以审择，则患不侵；受、与上保持适度，则罪不累；好、憎上有度合理，则忧不近；喜、怒上中和调适，则怨不犯。

罪患之生，往往来自骄奢淫逸。“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说苑·敬慎》）骄奢淫逸，则自入死地。在人生明察上，若能知晓“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蚤豫，存亡在于得人”的常情常理，就能戒慎谨为，慎终如始，达致“有罪以免”而保其身善其生。

（二）保身，要于免患。咎患之来，必伤其身。要善生而保其身，必远离于咎患。在《老子》看来，“咎莫惨于欲得”。“欲得”而无节于内，则必是“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人之所以常有大患者，就在于“吾有身”而执迷于贪得。若是无身无私，不妄作，吾有何患？

生不得全而身不得保，常在于积小患而为大患，以至于悔之晚矣。“凡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至于大患。”（《文子·微明》）大患至，则身不得以保。人能“敬小慎微”而重戒，则是“祸乃不滋”。祸患不自招，则身必可保。

人生的明哲之重要价值内涵，在于“为之于未有”（《老子》），防患于未然。“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施于救患难。”（《文子·微明》）圣人深居以避患，就在于“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防患未然，故能使“祸患无由至”。反之，若是不知祸害之门，一旦“动而陷于刑”，则虽是“曲为之备”而必“不足以全身”，后悔莫及。

探究祸患产生的原因，常在于妄为无理而生出怨咎祸乱。“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管子·版法解》）欲善生保身则先要闭祸，而先要闭祸就得除怨。“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除怨之道在于“常无怨”，而要如此则必行于道理，道德修而人无怨。

人的一生，若能动作适宜，知止而止，亦即是“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合情合理，则必有“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的效验。既能如此，则必然是“祸乱不生”。“祸乱不生”，自能善其生而保其身。

（三）保身，重在免祸。祸至，则身危。人生之祸，是“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不知足而争夺，为人所恶则成祸。言有招祸，行有招辱，不得不慎。“慢忘身，祸灾乃作。”（《荀子·劝学》）“慢忘身”，则斗。相互争斗，鲜能不伤及身。

人生的最大昏昧，就在于忘身而身罹患。“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荀子·荣辱》）刑杀至，“丧终身之躯”，则身不保，一生不得善终。

人生的理智，在于“见妖而为善”（《吕氏春秋·制乐》）。妖者，为祸之先。知其为祸根，而趋避之，则祸不至。明哲者，必是“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说苑·敬慎》）。善待人生者，为人做事必权衡利害，慎思成败，而能防患于未然。

为善积德者，自求多福，则身可以保，生可以善；为不善者，祸患自致，则身不保，生不终。“夫祸之至也，人自生之。”（《文子·微明》）行不慎则召寇，是自招其患；言不谨则致祸，是自招其祸。

要珍惜自己的一生，就要深刻掌握祸福自招的人生哲理，积极践行和反省“积爱成福，积憎成祸”的人生道理。在生活中，若是不禁于恶小而为之，则是“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说苑·谈丛》）。反之，若是自觉于善小而为之，则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祸福由己，则善生保身有道，自求福而免祸。

人生的自求于福而免祸之道，关键在于“適身行义，俭约恭敬”（《管子·禁藏》）。如此修行，走阳关大道，则必有“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的效验。反之，若是“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则必落得个“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的境地。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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