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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读书法

毛泽东不但喜欢读书，而且很会读书，很讲究读书方法，所以学习效率特别高。他小时候，给小朋友介绍他的读书方法就是要“四到”。即眼到——眼睛要看着要读的字；口到——口里要读出要读的字，虽不大声也要默念；心到—心里要记下要读的字的字形；笔到——要做读书笔记。后来他又说,读书还要做到“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这种读书方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所谓多读，就是广泛涉猎，博览群书。他一辈子没有一天不读书，就是在他重病在床、去世的当天还读书、读文件11次，近3个小时。他一生读过多少书，无法计算。在他去世后，人们整理他的图书有近10万册，大部分都被圈点过。所谓多读，另一方面是讲对某些重要的书、对某些重要的文章多读几遍。青少年时代，他读《饮冰室文集》，读韩愈的古文和唐宋诗词，无不读到能背诵出来。他爱读诗，能背诵400多首古诗。他最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很早就找来阅读。他说至少读过5遍，而且看过《红楼梦》的十多个版本。他多次指出，读《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多写，就是课堂听讲写课堂笔记，课后自修写读书录，选抄全篇文章用选抄本，摘录文章精要用摘录本。

多想，就是要独立思考，辨析是非。毛泽东认为，迷信是真理的敌人。他常对同学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讲演，都要动脑筋，多想一想。不论古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都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反复思考，认为对的才接受，认为不对的就应该抛弃。比如，他读《韩昌黎文集》时，凡是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凡是他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从不因韩愈是著名的散文大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他的东西一概接受。

多问，也是毛泽东的重要学习方法。他从小就好问，还是在外婆家的时候,他就向大人们提出过许许多多的问题。他曾问教私塾的舅舅，什么是鬼，什么是神？舅舅对外婆说：“石三伢子是个爱动脑筋的伢子，喜欢提问，有的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稍大以后，毛泽东不论听课读书、看报刊，发现不大明确的地方，从名词、术语、史实、理论，都要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向同学和老师请教他常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能分离的，所以真正好学的人，一定也是虚心好问的人。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经常向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质难问疑。他还不畏路远，跑到板仓杨老师的家里，向他请教。省会长沙住着许多学者，他想方设法打听他们的住所，常趁星期天去访问他们请他们解决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获得一些新的知识。他常对人说，“学问”二字连起来成一个名词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

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徐特立教育大家：学习一定要注意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徐老师还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其中之一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就是说，阅读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篇文章，必须用笔墨把文章中重要的、精辟的、带关键性的地方加圈加点，必须常用笔墨在书眉上提出纲要，提出问题，还要摘录精辟的章节和词句，或随时写出读书札记。毛泽东认为徐老师的这个方法很好，的确是值得学习的好经验，于是马上照办。毛泽东通常用红色和黑色两种笔去圈点所读的书。凡是他自己的书，总是色彩纷呈。有时先用红笔圈点，后在红笔圈点上又加黑笔圈点，甚至加上多次的圈点。从这些不同的颜色，不同浓淡的圈点上，可以大概看出他对这本书这篇文章阅读的遍数和理解的深度。毛泽东还常在他反复阅读某章节或某篇文章之后，在书页上方空白处写出该章节或该篇文章的提纲和批语。对于他喜欢的书，反复攻读的书，这种批语尤其写得多。比如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读过的那本10万字的“修身课”教材《伦理学原理》上，竟写了12100余字的批注。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用红黑两色的毛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又等等符号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所做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很多，曾积有一大篮，存放于韶山冲家中。可惜在1927年5月的“马日事变”后，族人们为避免其落入反动派手中，将他的全部书籍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焚烧了。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得知，从灰烬中抢出一本读书笔记和两册课本，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以后，交给人民政府。其中的《讲堂录》为毛泽东1913年在师范读书时所录。这是一个直书九行纸本，共47页94面，前面11页是手抄屈原的《离骚》和《九章》全文，眉头还注出各书提要；后面36页冠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从这本仅存的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的毛泽东，是怎样认真读书的。

“不动笔墨不看书”，成为毛泽东的学习方法，也成了他读书的良好习惯。从童年、少年开始直到晚年，毛泽东一生读的书不计其数。他读过的书大多写有批注。这些批注有他某些思想观念的雏形，流露出他的情感和性格，可以看出他在各个不同时期对各种问题的见解；从这些批注中，人们可以寻觅出伟人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找到许多研究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的重要资料。

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这活的书本，这“无字之书”便是群众，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读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1914年，他说过：“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己。”所以，他在长沙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

他最看不起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认为他们只有一些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知识，靠这种知识来解决社会上的实际问题是不可能的。有一天，他在读书笔记上写道：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这就是说，一切有用的知识，必须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又必须结合实际去探求。

他又认为，游历是结合实际探求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几年中，毛泽东就做了几次走访农村的活动。

1917年7月，学校放了暑假，同学们纷纷回家，学校里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毛泽东邀约好友萧子升，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县农村。他们每到一处，就找那里的农民了解地主收租、农民交租的情况，了解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问题，了解土豪劣绅奴役、欺压和剥削农民的真相。晚上住在旅店里也找店家攀谈，询问当地风俗习惯和乡村中新发生的事情。开始时，农民不了解他们，不肯和他们多谈。但他们恳切谦和的态度和入情入理的谈话，很快吸引和感动了农民和店主，便很自然地和他们攀谈起来。许多人把藏在心里的愤怒和痛苦向他们倾吐出来。他们每天都要接触一些新问题，收集一些新材料，获得一些新知识，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回旅行，他们仅仅带了写字用的纸和笔。一路上遇到机关、学校、商店，就用红纸写一首临时作好的对联送去。接受对联的人家或单位，饭时留他们吃饭，天晚了就留他们住宿，有的还送给他们几个钱。一个多月里，他们用这种“游学先生”的办法解决了长途旅行的费用问题没花自己一个铜板。毛泽东还写了许多笔记和心得，有些发表在当时的《湖南通俗教育报》上。回到学校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传阅了他的笔记，纷纷赞扬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917年寒假，他又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学友陈赞周家里住了几天。他向那里的乡亲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处，并亲自种下一棵板栗树。接着，他又去了浏阳西乡陈章甫的家乡了解社会情况。

1918年春，他还同蔡和森到洞庭湖周边的湘阴、沅江、岳阳、汉寿等县农村做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这些“游学”活动，他更加了解了民间，了解了群众的疾苦，读了许多宝贵的“无字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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