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指点点说津门（下）

文 /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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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表层看，三十年代的天津与上海何其相像！

洋房、洋车、教会学校、回力球和赛马、咖啡馆与黄油蛋卷、夜总会、溜冰场、无声与有声电影、圣诞夜、专卖舶来品的洋货店、钢琴教师、拜尔药厂的阿斯匹林，手摇电唱机、三明治，以及常常写错了字母的英文广告……然而半个世纪后，重新开放了的上海马上找回昔日那些洋洋得意的感觉，并在文化形态上一脉相通地衔接上。天津却空空如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自己的昨天丢失得一干二净。上面所说的那些小洋楼在半个世纪来革命大潮反复的涤荡下，几易其主。如今只剩下褪了色而黯淡的建筑躯壳。近代史上赫赫名人的故居，如今连楼中的住户也全然不知。八十年代以来，当年上海洋行的老职员回到外滩的合资公司里重新谋到旧日的差事时，天津中街上的那些洋行纯粹成了死去的遗物。我翻着上海年轻人写的《上海的风花雪夜》和《上海的金枝玉叶》，心想天津已经没人能有声有色地叙述出历史上那溢彩流光的一页了。难道天津的三十年代只是一种“一过性”的文化，就像重庆的陪都文化？但陪都不过八年，天津近代文化形态至少辉煌了半个多世纪！

内中的缘故，有一点应当肯定，天津租界舞台上的那些人物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地。单是来自京都与各地军阀要员寓公式人物就不可数。简要举例如：吉鸿昌、张学良、顾维钧、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孙传芳、溥仪、曹锟、张自忠等，开个名单至少数百座这种名宅与故居。他们并非将天津作为退隐后的安身之地，而是营造一个避风的小码头。他们本来与天津本土并无更深的血缘，倘若一去，两不相依。至于由工商起家的实业家，虽然名声显赫，但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相当脆弱。起步不久，便进入五十年代的彻底改造，失去了实在的性质。历史拦腰中断，生活翻然改观。六十年代“文革”一来，这一带就是轰击的重点。此间的历史人物藏龙卧虎，曾极其强烈地刺激着革命小将们的敌情想象。家家清洗，扫地出门。人一散，活态的人文不存，全然失去了元气。天津卫这点面积有限的“洋”的东西就净光光。

京剧大师马连良住过的“疙瘩楼”，图片选自《天津文化地图》“洋楼风情”部分

天津邮政博物馆所在的“大清邮政津局旧址”，图片选自《天津文化地图》“艺博场馆”部分

往深处说，天津的近代文化，只有生活文化形态，但无思想文化形态。尽管一度天津受西方文化和科技影响方面在中国占领先位置。无论海关、城建、邮政、电报、媒体，还是火车、电车、自来水、电力，乃至教会带进来的乒乓球、羽毛球、风琴，以及博物馆艺术馆，等等。但并不能因此说天津对外来文化持欢迎态度。因为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西方文化是强加给中国人的。而且这些文化形态基本上存在于租界中，对本土的天津人的影响有限。

近代天津曾出现过些许主张维新、思想活跃的刊物。甚至还有一些开明进步人士如严复、李叔同等人走到过社会的台前。我读过华承沄撰写的《维新人物考》，是一本西方哲学家、政治家和发明家的评介性的人物传记，其中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这是天津人向世界伸去的最长的触角了。然而，这些思想活跃的人物并不能形成气候。不少人建功立业还是进京或者南下之后才做到的。有人以为，这与天津历史重商轻文有关。我想，更深的缘故则是，旧日的天津与京都近在咫尺。皇城根下任何响动都能传入大内。历史上本地府县道台的做官要诀便是小心翼翼，不显山不露水，切勿惹事生非。这就决定了此一方天地中，思想上但求平庸无奇，算盘珠尽可去精打细算。正为此，天津在迅速发展为北方商业重镇的同时，外来的思想文化却未产生深刻影响，那么外来的生活形态也只能是一时的时髦而已。时过境迁，过往不存。这样，也就造成了地方文化的保守性。

这文化上保守性的更深远的背景，则由于天津是中外政治军事冲突的前沿。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一半以上与天津有关。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等等。列强的霸悍凌辱与强烈的民族自尊酿成一种排外情绪，曾经深深积淀在本地的文化心理中。故而，上海与天津虽然都是最早接受外来事物的大城市。但上海的文化心理是崇洋，而天津——只有在租界内与上海近似；本土的大众对于“洋”字，从不顶礼膜拜，最多也是好奇而已，此外还要加上挺强硬一条便是，不买洋人的账。

光绪年间出版的张焘《津门杂记》在描述洋人溜冰（俗称跑凌鞋）时，有一段话曰：

所谓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铁，游行冰上为戏，两足如飞，缓疾自然，纵横如意，不致倾跌，寓津洋人亦乐为之，籍以舒畅气血，甚妙。诗曰：

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钢条制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

这便是天津本地人对洋人的典型态度。好奇之中尚不失一种冷眼旁观者戏谑的意味。这戏谑中藏着一种隐隐的对抗。

清末民初的老西开教堂，图片选自《天津文化地图》“地方风物”部分

老照片里的“张园”（孙中山北上在津期间居住地），图片选自《天津文化地图》“名人居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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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天津的本地人，就要说说本土的天津。本土二字，顾名思义，便是本来的和土生的。这是天津的另一半——与租界本质全然不同的最根本的一半。

这里的天津人全说天津话。

一位友人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天津与北京距离不过二百里，为什么语言差别那么大？甚至它与自己周边的郊县的语言也绝不相同，完全孤立地存在几十平方公里之内。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并形成这样顽强又顽固的方言？

在语言学中，这叫方言岛现象。方言岛的形成必定有一个极特殊的原因。

如果结论式地说明天津方言岛的来源，便是明代朱棣“燕王扫北”时，从安徽宿州市一带招募士兵而带来的安徽方言。仔细嚼味起来，安徽话与天津话确有几分同音同调。但方言决不只是一种腔调。当天津人把其独特的文化与地域性格置放其中，那外表的徽腔就隐形不见，分明是热辣率直、味儿浓厚的天津话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语言是活生生地域的人。

天津是几次黄河迁移改道大泛滥时创造出来的。它用千千万万吨泥沙把大海填成陆地；大海退去时反过来将千千万万吨盐碱留在泥土里。盐腌碱烧，便造就了天津人一副火热的肠子。此地人素来急公好义，守望相助，人情味十分浓重。尽管城市中大街小巷不讲正南正北，随意横斜，外地人却很少在天津迷路。天津人逢到外地人问道，必定是详尽指点。甚至还会做向导来送一程。

平原城市的前身大多是码头，码头脾气是天津人性格的骨架。码头上的生存原则是硬碰硬。其优胜劣汰，有点像大自然的规律。天津人钦佩有真本事的能人，对没能耐立刻喝倒彩。所以过去走江湖唱戏的都必须到天津码头闯一闯。闯不过天津过不了关。张君秋说天津的观众最有情也最无情。凡是想在天津露头露脸，必定得拿出真能耐。所以天津对本地出名的手工艺人的称呼极其特别——姓氏加上他拿手的绝活。如“刻砖刘”、“泥人张”、“风筝魏”，等等。市井能人是天津人文的一大特色。

泥人张第二代传人张玉亭作品《吹糖人》，图片选自《天津文化地图》“津门风情”部分

西码头百忍京秧歌老会的表演，图片选自《天津文化地图》“津门风情”部分

在码头立足，不能势单力薄。成帮成伙的小团体成了此地的市井社会的基本单元。民间的小团体常常以“会”的名义存在。各会都有严格的会规。有板有眼，“家法”极严。这便使天津社会生活的深幽之处，莫能见底。为了生存，从民间花会(皇会)组织到救火的水会，各会之间竞争极强。此地人偏偏逞强好胜，喜欢表现，益发显得生气勃勃，人气旺足，再加上商埠崇尚火爆，于是大城市中年俗最盛当属天津。除旧更新的鞭炮亦以天津放得最凶。年年子午交时，万炮轰天，夜空如火。天津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城市唯一不禁炮的特殊一例。

天津百姓生活，重市井有过于社会。讲穿不如讲吃，讲吃却不讲排场。讲究把白米白面做得有滋味。这样，天津便从没有自己的“菜系”。川菜、鲁菜、粤菜、满汉全席一律来者不拒，天天吃的是别人的“饮食文化”。顶出名的食品反倒是一口一个肉丸子的狗不理包子。再有便是各种小吃。小吃属于日常生活的内容。七六年天津闹地震，老百姓在大街小道上搭满简易的“临建”。居然有不少人家，在小围墙和房沿上，花花绿绿摆上一排排花盆，照旧把日子过得生意盈盈。天津最迷人的生活在市井。天津的艺术很少有凌驾于市井之上的沙龙艺术或什么纯艺术，而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以曲艺杂技、梆子落子为主的市井文化。

然而，天津人似乎对市井生活有种过分的依恋。虽然这里最早的原住民也都是移民，但天津人在我国大城市中是最恋家的。可能这地方有鱼有虾，有吃有喝，有戏听有杂耍看。商机又多，活着不难，何况还有美味的小吃娱悦口舌，这便消解和抑制了天津人的创造性。“混”字便是市井中最流行的活命哲学。大大咧咧，得过且过，温饱自足，知足长乐。天津人说话喜欢戏谑，有浓厚的自嘲成分，但并非黑色幽默。天津人的自嘲是语言的笑料和生活的调料。它使生活更加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任何地域的人都有劣根性，可是天津人这种的惰性和恋家，又与他们浓郁的生活情致热乎乎混在一起，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文化。对于外人讲，这是一种人文特征；对于自己讲，则是一种永远的魅力。

最好吃的煎饼馃子是自家楼下的，图片选自《天津文化地图》“多彩生活”部分

正月十五杨柳青灯会，图片选自《天津文化地图》“多彩生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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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天津一切，全都是与生俱来的，固有的，不可动摇的。近代的天津一度受到外部冲击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则缺少深厚的根基；而且这种冲击时间太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缺少契合，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了一种地域的文化心理，过后便飘然而去。它像传说中的幽灵岛那样，一度风情万种地冒出海面，随后又消逝得无影无踪。一种新的外来文化，只有进入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才算扎下根来。

现在看来，在近代天津城市的流变中，真正发生作用的还是本土的码头文化。这一历史空间造成的炽烈爽利、逞强好胜、充溢活力的地域性格，是本世纪以来运用外来商机，将天津发展为北方商埠的人文基础。如果天津再发展，一定还离不开它。问题是怎样克制自己地域的局限了。

任何地域文化，它都有优根，也有劣根。它们像一张纸的两面，孪生一对生出来的。无法选择。于是，文化思考的意义则是，怎样阐发它的优根，扼制劣根。更聪明的则是利用劣根。

写到这里，我停下手来，不再指指点点。指点多了，反被别人指点，这我深知。

1996.6.16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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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的天津 | 指指点点说津门（上）：过去曾经有“两个”天津

天津文化地图

副标题：热爱我求学的城市

作者：冯骥才 主编、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编制

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1-6

页数：260

装帧：平装

ISBN：978754478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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