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2月26日，在迎来新年的最后一星期里，南京那座人人提及就恐惧的中央军人监狱中，几个值班的狱警正在商讨过年打算怎么过。这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监狱大门外，之后两个穿着得体的男子从车上下来，直接走到了执勤哨岗那里，并展示了自己的证件，表示自己是南京法院的人，来到这里是奉命带走囚犯。

看见这俩人来头不小，哨岗也不敢托大，赶紧联系了正在值班的狱政官鲁一城，在确认这两位都是南京法院的人后，鲁一城又叫来了和他一起值班的书记员，准备按照这两人的要求释放罪犯。

1937年2月25日，整个南京城都沉浸在元宵佳节的团圆氛围中，但南京城南中华门外，和城中一片欢快祥和的氛围不同，四个死囚被五花大绑押送雨花台刑场，他们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处以死刑。

其中一位瘦高的死囚看起来地位最高，他仰着头用一幅难以置信的表情问行刑官：“委座要我们死，我们可以死，但是要死得清楚，死得明白！为什么就放走了一位犯人，却要我们四个人都处以死刑！”这难免让人好奇，被带走的那个犯人究竟什么来头，竟然惊动了蒋介石？他们四个死囚在这场越狱案里干了什么？其实这一切都要从一张国军战略防御图开始讲起。

当时日本对中国土地窥伺已久，为了给次年侵华战争做准备，日本往中国派遣了大量特务，他们游走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南京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自然是日本特务机构的重点照顾对象。在日本陆军有一个叫松本二郎的军官，他曾经担任过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郎的助手，对于特务这个工作有很丰富的经验，而在南京的特务机构成立后，他自然而然就担任了负责人。

松本二郎来到南京后就住在了新街口旁边的大茂洋行，因为这洋行的老板朴中民是一位日裔韩国人，可以对松本二郎的真实身份进行掩护。依托这一层关系，松本二郎也把自己伪造成一个普通的韩国商人。在经历一系列的操作后，他就开始频繁接触南京各界上层人士，其中不乏那些政府机关的高级官员，通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松本二郎很快发现了目标。

他认识了一个名叫熊子庄的国军军官，虽然他的军衔只是一个少校，但他的工作岗位对松本二郎而言很重要，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这一职位。在这个位置上，熊子庄对国军的军事部署自然了如指掌。松本二郎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经常讨好他，请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各种快活。这一来二往的，两人的关系也就慢慢变得好了起来，熊子庄心中的戒备逐渐瓦解。

到了1936年5月29日晚上，松本二郎和往常一样，约熊子庄下班后去当地有名的一家小酒馆里小酌两杯。由于松本二郎的酒量比熊子庄好，几轮下来，他便开始迷迷糊糊。松本二郎见时机已到，于是就开玩笑地问他旁边的公文包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怎么看起来神神秘秘的。熊子庄因为喝醉了，防备也不深，醉笑两声说道：“老弟，这里面装的可是国家机密，弄丢了它，我脑袋也没了”。

听到这里，松本二郎心里就开始盘旋一个周密的计划，与此同时嘴中还装模作样地说：“管他什么国家机密，此时此刻谁也不能耽误我们兄弟二人喝酒。”听完松本二郎的话，熊子庄更加来劲了，趁着酒劲说：“给老弟你说了也没啥事，你们商人不了解这一行，其实这包里面装的就是一份国军的战略防御图。”松本二郎一听很是激动，自己辛辛苦苦潜伏这么久，等待的就是这一份防御图。

但激动归激动，他还是压抑住了内心的兴奋，喝完酒后，他把熊子庄送回家，紧接着便安排手下一位身手比较好的特务潜入到熊子庄的家里，盗窃了公文包里面的国军防御图。此刻的熊子庄还在憨憨大睡，完全不知大难临头。到了第二天，熊子庄起床后隐隐感觉头疼，心中暗想以后可不能再喝这么多酒了，简单地洗漱一番后拿起公文包就准备上班。

当熊子庄拿起公文包后，习惯性地先打开包检查。可当他打开后，整个人就愣在原地，国军防御图不见了！这可是大事，熊子庄连忙在家里四处寻找。再三查找无果后，熊子庄内心开始涌出一个不好的念头——图纸被偷了！但是谁偷的，自己却无法确认。此刻他没闲心想这么多，他知道这份图纸的重要性，整个国军的防御图如果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便自己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二）

想到这里，熊子庄吓出一身冷汗，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后，他找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傅成望。傅成望现在担任南京警察厅刑警大队第二侦缉队队长，在听完熊子庄的事情后，傅成望也不敢怠慢，叫上自己几个手下当即来到熊子庄的家中。熊子庄的家位于南京市区一条安静的巷子里，根据对现场情况的一番调查，傅成望给出的初步结论是：昨天夜间曾有人到熊子庄的家中偷窃。

罪犯是通过撬开门锁进入室内的，而且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由此可见，应该是单独作案，而且罪犯还是一个经过专门训练的老手。就当熊子庄和傅成望想赶在上级知道前把丢失的防御图找回来时。却没想到，一份加急的电报已经送到了蒋介石办公桌上，电报内容为：日特已经窃取我军的战略防御图，目前正在翻译图纸，情况十分危急，请校长尽快做好紧急备案。

这份公文其实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负责人徐恩曾从上海发送给蒋介石的，当蒋介石看到这份电报时无比震怒，他将这起案件全权交给徐恩曾负责，并要求他对相关人员进行严惩，很快熊子庄就被逮捕。按照蒋介石的意思，除了抓捕盗窃机密的日本特务之外，最好可以把日本在南京的特务机构一锅端了。为了找到日本特务机构在南京的大本营，徐恩曾犯难了。

他首先找到被关押的熊子庄，从他嘴里了解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职业带来的直觉，徐恩曾很快就把目光盯在了大茂洋行上面。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洋行的老板是一位日裔韩国人，对于这个拥有特殊的身份的韩国人，徐恩曾更加怀疑起来。于是他下令逮捕洋行的老板朴中民，但审讯中却发现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训练，根本受不住国军特务的严刑拷打，最后向国军妥协。

朴中民将松本二郎的真实身份供了出来，并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徐恩曾见他不像撒谎的样子，也不欲为难他，表示只要朴中民答应做两件事，就可以放他走。这两件事情一是让朴中民写一份罪状，这份罪状是一份关于松本二郎在南京城内进行非法活动的文书；第二件事则是利用自己的身份约松本二郎到一个酒店。只要完成这两个任务，立马可以获得自由，被吓破胆的朴中民听到这里连忙答应。于是他用徐恩曾提供的电话给松本二郎打了过去，邀请他晚上在一家饭店见面，并且饭局还有一个姑娘。

这松本二郎本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如果直接说吃饭有可能他不会来，但要是说饭局有漂亮的姑娘，那来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果不其然，松本二郎听到有姑娘，立马接受了朴中民的邀请，当天晚上也如期而至，来的时候还特意打扮了一番。其实这个姑娘是中调科里面一位女探员伪装的，松本二郎到达酒店没多久，女探员便借机将其骗到不远处的一个酒店中。

当松本二郎以为晚上可以好好放松的时候，埋伏在周围的警察立马将他拿下，这个时候松本二郎才发觉自己上当了。但为时已晚，自己莫名其妙背了一个“强奸未遂”的罪名，被国民党的特务合法逮捕了，就在他被抓捕的同时，警察也在洋行搜出了一些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但松本二郎仍然不甘心，他一直声称自己叫吴兴良，是个韩国人，是韩国政府派他做的。

对于这样耍无赖的做法，徐恩曾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听完以后越发恼怒，他也不再对这个日本人客气，直接对徐恩曾下指示：“他说他是韩国人，那就用韩国的法律来判刑，我看他还怎么狡辩！”就在这种情况下，松本二郎因“强奸罪”和“间谍罪”被判刑15年，关押在南京中央监狱。

而此时的日本方面，因为松本二郎被判刑，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窜。毕竟松本二郎是日本间谍机构的头号人物，知晓有太多的机密，日本方面也不确定松本二郎能不能撑住国民党的严刑拷打。而且，头号人物被抓，对以后日本间谍在华的工作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再三考虑后，日本方面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松本二郎。

1936年7月29日，日本陆军省情报局召开一场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营救松本二郎。会议上大家经过讨论，最终决定以陆军省情报一处“鹰机关”的机关长小野昭担任营救松本二郎这个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接到任务后，小野昭第一时间赶去了南京，他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从驻扎在天津的日军队伍里借调了一名军医，又从上海找到了一个日本医生以及四个护士。就这样，他带着几位医护人员在南京开了一家小诊所，把这里当作营救松本二郎行动的“大本营”。

其实小野昭一开始想让松本二郎以患病为由，让这个诊所里的医生可以趁机介入，不过后来他了解到根据监狱的规定，犯人就算患病，也只能由监狱里面的医生治疗，其他人员不得接触犯人，无奈之下只能放弃这个计划，转头继续了解监狱里面的具体情况。没过多久，关于这个监狱的详细情况报告就摆在了小野昭面前，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小野昭从这份报告里发现了监狱的漏洞。

（三）

他认为，完全可以伪造修改判决结果的法律文书，然后让日本特务假扮成南京法院的法官，混进监狱让松本二郎“无罪释放”，是一个最好的办法。看似完美的计划，中间需要做得太多，首先扮演法官到了监狱后，要接受狱政科官员的审查，在核实了法官身份信息后，还要向典狱长进行汇报。

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典狱长身上，因为他在接到汇报之后，不仅可能会再次审查改判的文书，倘若他再谨慎一点，可能还会打电话给南京法院了解情况，确保文书的真实性。在确定无误后，典狱长才会在最后的开释证上签字，然后留下改判的文书在监狱里备案。所以，要想使得这个营救计划成功，狱政官与典狱长是必须要收买的。除此之外，监狱里面的狱警也是很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官不大，但常年在监狱工作，使得他们经验十分丰富，稍微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有所察觉，并且做出反应，所以这些狱警也是他们要收买的对象。

就这样，他们从法院到监狱，梳理了一系列需要打通的人员，但随后收到的情报让他们心头一凉，那就是法院的庭长和监狱的典狱长这两个人很难对付，可以说是油盐不进的那种，普通的收买恐怕没有任何用，甚至会适得其反。无奈之下，小野昭只能重新寻找机会，他随后想到可以找到能代替典狱长与庭长职责的人物，然后趁他们不在的时候，给营救计划提供便利。

在小野昭的指挥下，他手下的特务又开始对南京法院与中央军人监狱的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这两个工作部门在周日都是不上班的，只会留那么一两个人值班。这个情报对小野昭而言十分重要，他当即决定选择后日动手，并对他的手下吩咐道：“从值班人员里面，挑选出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然后对他们给予重赏，这么多人，总是有那么一两个人不会忠于职守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确定好计划后，小野昭命令手下特务去结识了一位中央军人监狱狱卒，并用40两黄金将他收买。接下来他就开始在监狱内部运转，巧合的是，当时监狱里面一个叫鲁一城的狱政官和这个狱卒有亲戚关系，借助这层关系，鲁一城被拉下水，他也获得了40两黄金的酬劳。然后再通过鲁一城狱政官职位关系，又拉下副典狱长徐胜，将他也介绍给小野昭。

由于他的官职大一点，小野昭很客气地给了他60两黄金的酬劳，监狱里的关系拉完了，剩下的就是法院那边。这时他们注意到了时任南京地方法院督察长的李柏龄，根据情报显示，这个人很好色。到这里，小野昭松了一口气，这个人有弱点，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于是他们雇佣了一位身姿婀娜的舞女去勾引李柏龄，这样一来抓住李柏龄的弱点后，后面的事情就好进行了。

李柏龄见到舞女后眼睛都不舍得离开，不一会就甩开一旁的日本特务，与这位红衣舞女一起热聊。没过多久，两人就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见情况一到，红衣舞女提出想和李柏龄一起东渡日本，到那里开始新的生活。对于她这个提议，已经上脑的李柏龄自然求之不得，不过他还是有担忧的地方，第一是去日本的工作问题，第二就是手里没钱，没钱怎么去日本？不说去日本，去广东都是个问题。

这位舞女也是一个人精，很快就猜到了李柏龄的担忧，她情意绵绵地对李柏龄表示，自己手里有一点积蓄，足够在日本开销一两年，至于工作也不用担心，她认识一位日本商人，可以请他帮忙解决工作问题。但是他现在手上有一个难题不好解决，只要你帮他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在日本高枕无忧了。李柏龄此时已经沉迷在红蔷薇的美色下，他毫不犹豫地点头，表示一定会解决日本商人的难题。

见鱼儿已经上钩，李柏龄就这样和小野昭见了面，商谈了细节。双方规定在行动之前，日本会先给李柏龄30两黄金和两本日本护照。待事成之后，日本会支付尾款20两黄金，然后再将他们两个安全送往日本，不仅在日本安排好李柏龄的工作问题，还会提供给他住宅一套。

一切准备就绪后，时间到了1936年12月26日上午九点半，营救松本二郎的行动正式开始。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到了监狱的大门外，从车上下来两个其貌不扬的男子，他们向哨岗出示了证件和公文后，表示自己是南京法院的法官，来到这里要执行上面的命令，释放监狱里面的一位犯人。值班的鲁一城出来查验了来人出示的一应证件、公文后，又打电话叫来和他一起值班的书记，看了名字后，发现释放的人员是吴兴良，这个人乃外籍囚犯，还是判了重刑的犯人。

由于事情重大，书记又去找了副典狱长徐胜。徐胜当然知晓是怎么回事，二话不说，提笔就批。接着书记拿着释放证去了松本二郎的牢房，通知狱警准备放人，打开牢房将人被带到大门口，岗哨再次查验文书后，就放行了。整个过程无比顺利，松本二郎很快也被送往日本。三天后，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秘书前往监狱准备审讯一位囚犯，却从囚犯的答话中，得知了松本二郎被释放的消息，他感觉事情比较蹊跷。

在和美国囚犯告别后，他连忙把这件事向何应钦报告了，何应钦听闻也表示不可思议，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司法部部长居正，居正听完连忙前往南京法院了解情况，但法院表示自己没有出示过改判的文书。法院发现连司法部都惊动了，转身前往监狱查询，很快就看到了那一份在监狱备份的改判文书，蒋介石知道后，痛骂这群吃里扒外的人，下令将涉事人员全部判处死刑，

于是，南京地方法院督查长李柏龄和典狱长徐胜被捕，在他们的招供下，狱政官鲁一城，还有那名狱卒全部落网。经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涉事的四人全部就地执行枪决，到这里，这一起震惊民国的第一越狱案件正式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