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怀疑探索者”

来源：报人刘亚东 （《科技日报》总编）

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杰出的爱国科学家，炎黄子孙的优秀代表。科学家也是人，不是神，难免会有名利心。但是，这些名利心并不损害社会公益，只是他们个人的恩怨。牛顿和莱布尼兹为了争夺微积分的发明权，还打的头破血流，但他们一样是历史上伟大的人物。

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研究科学史的人，基本上可以梳理出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的时间脉络。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正式分道扬镳，停止合作。至于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尚不得知。

推测1：李政道揽功

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杨李二人从合作到获奖的经历。因为记者是李政道的朋友，杨振宁担心记者歪曲事实，想阻止文章刊登，但杂志还是如期刊登。杂志出版后，二人关系正式决裂。李政道提出：“对宇宙不守恒理论的突破是我一人所为，与杨振宁无关。”杨振宁对李政道这一说法坚决不同意，认为是李政道忘恩负义，是李政道因为自己才能不够，害怕被外界认为要一辈子屈身于杨振宁之下，进而产生了嫉妒之情，所以要刻意贬低杨振宁。（杨振宁曾经在一封私人信件里面说道：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与数学能力略逊一筹，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越是这样，他的恐惧心病就越厉害，这是一个大悲剧。）

分析：杨振宁之后又有多项科学上的重要贡献，其中的“杨-米尔斯场”的重要性还要远远超过之前“宇称不守恒”，而李政道之后并没有在科学上有特别重要的贡献，可见杨振宁确实比李政道更加具有特别的创造力，而李政道嫉妒杨振宁一说并不是空穴来风。

推测2：与两人的夫人有关系

1971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杨振宁的时候，曾经询问过杨振宁，问他是不是因为夫人的原因，杨振宁沉默，不置可否，聪明的周立即停止询问。推测可能有此原因。据悉，杨振宁夫人杜致礼曾经说过，绝对不可信任李政道这个人。

杨振宁第一任妻子杜致礼女士

事实真相如何？

2018年初，《北京青年报》记者在清华大学拜访杨振宁先生，在采访的最后，记者请杨振宁打破多年不谈李政道的惯例，请他务必来说一说。杨振宁沉默不语，埋首斟酌了很久，只向记者说了几个字。他说：我相信我是正确的。

总之，在1962年二人停止合作的时候，杨振宁和李政道达成了君子协议，就是对外界不再讨论二者的关系，也不再提及“宇称不守恒”的功劳大小。

196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告诉杨振宁，说李政道又在到处讲，“宇称不守恒”的发明主导权归李政道。杨振宁听了，表示不相信李政道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1970年，李政道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弱相互作用的历史》演讲，后整理为演讲录。在这篇文章里面，李政道提出，他本人是“宇称不守恒”的最大功臣，却对杨振宁的作用几乎不提，而且多次暗示杨振宁在发明过程之中无关紧要。这篇演讲录是英文书写，被收藏于欧洲的图书馆。

当时，杨振宁并不知情。中国国内由于消息闭塞，也不知情。

1971年，杨振宁作为中美关系缓和后第一个归国的海外科学家，受到了礼遇。杨振宁回国事件，吸引了大批华人科学家回国访问。此后，杨振宁创建了中美友好协会，担任首任会长，积极为中美两国建交奔走。

1979年，杨振宁在欧洲访问，偶然在图书馆发现了这篇文章，看见了李政道把功劳全部缆在他自己身上，感觉非常的诧异。但是，杨振宁并没有多说什么。

1981年，杨振宁又在与来访研究所的友人座谈时，得悉李政道给这位友人通信，在信件里面极力贬低杨振宁。李政道说，杨振宁无足轻重。这位友人说，其中最重要的“圆光定律”是杨博士独立证明的，李却没有丝毫提及。

坐在中间的是吴大猷院士，“中国物理学之父”

1983年，为了澄清事实，反驳李政道的说法，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集》中的评注里，提到了李政道在1970年的那篇文章，指出李政道“回避”二人合作共同创造的事实，把功劳都揽到身上。由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矛盾被学术界知晓。但当时仅仅是学术界少部分人知晓，普通的民众并不知情。

杨振宁还就此给二人在联大的恩师，中研院院士吴大猷写信，指出，他绝对没有对李政道做出任何不道德的事情。结果吴大猷也支持杨振宁的说法，表示安慰。下面，是杨振宁给吴大猷院士写的那封信：

大猷师︰谢谢您寄下的《在台工作回忆》，是吾师三十年在台工作的总结，读后感慨甚多。一九六七年以来吾师在台不愉快的事，自书中多处可以看到。今日公诸于世也好。大公无私，直言不讳的精神是会受到有识者的敬仰的。关于马仕俊师的剪报我是第一次看到。多年来知道吾师极关怀政道与我一九六二年决裂的事，因为我严格遵守「君子交恶，不出恶声」的原则，始终没有向吾师与吴太太谈及详情。今日简要地谈一下︰I.一九六二年以前与以后我一直不同任何人谈李与我的关系，除了和我父母弟妹和两位家庭朋友以外。这是我的原则。政道则四处乱讲，说我与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带领的，等等。我虽多次听到关于他这种胡说的谣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原则，直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李一九七0年的文章（翻印在李《SelectedPapers》中），才了解到谣言并非全无根据，才了解到他背后怎样在歪曲我和他的关系。震惊之余我才决定写出真象，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Selected Papers》第30页足注的背景。II.一九八三年以后我仍然避免谈李和我的关系，可是政道却继续乱讲。近年来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1987）中；在《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中（Birkhauser 1988）。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讲的是︰（a）他和我的关系自一九四六年始即是平等合作的。（b）关于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头的。关于（a）点︰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当弟弟待。我指点他学场论，学群论，学统计力学，还直接影响了他处世作人的方法与态度。以后我尽力帮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与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绍他去Berkley；次年他在Berkley不快活，我介绍他来Institute，才开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一九六O年我力主请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关于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时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说这篇文章是我们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不论是粒子方面或统计力学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头，我作的主要突破，我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内。关于（b）点︰Parity一文（一九五六年）的起源我已于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页有详细的描述︰Parity文中的reference 7是Yang and Tiomno（1950年）的文章，是引入C与C'十个Couplings之idea的来源。该一九五O年的文章，与我一九四八年Ph.D.论文，与一九五四年Snow，Stermheimer and Yang的文章是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的起源观念的背景。即时大家都在讨论；heta—ao谜，可是只有我集此诸背景于一身，所以有了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的观念。（见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页。）政道今日说Budde et al.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仍一字末提Schwartz？Ⅲ。政道和我的关系在我的《Selected Papers》第53至54页有浓缩了的，感情丰富的描述，请吾师参考。大体讲来我们的关系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我是他的长兄，是他的老师。第二阶段（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我引导他进入统计力学与对称原理的研究。在这段时问内我们亲如兄弟，合作无间。我知道他不愿被别人认为是我的副手，所以「Keenly aware that he had to get out of my shadow.I bent over backward to attempt to help him in his career while maintaining strict public sile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我的选集，第54页。）第三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我们成了名以后，政道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下面一个例子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显示了我们的复杂心理︰一九五七年去瑞典领奖前我们每人写了一份短短的自传（附上复本），这是奖金委员会循例要我们写的。我们交换看了稿子。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政道的稿子中完全没有提到您和Fermi。我的直觉反应是我要告诉他这样十分不妥、可是继而一想，我了解到他没有写的原因︰他受到我的影响远比他受到您或Fermi的影响为多，而他不能（is incapable of）公开讲出来我对他的影响。我知道这是他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向他提了。第四阶段（一九六二年至今天）︰这阶段里，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蒙混世人（？），政道到处散布谣言，前面已经提到过了。Ⅳ。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Insight）与数学能力（Mathematical Power）略逊一筹，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越是这样，他的恐惧心病就越厉害，这是一个大悲剧。V。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们的决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我对政道有没有做过不道德的事呢？有没有做过错误的事呢？关于前者︰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决裂以前，我虽然同我父亲母亲在欧洲见过三次，可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提起政道和我的关系。决裂以后，于一九六二年秋我写信给我父亲向他交待政道和我决裂的情形时，只说政道和我的关系的发展很复杂，不是一时能讲清楚的，可是我可以向父亲报告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二年十六年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政道的事。今天我可以向吾师报告的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二十七年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纪录。关于后者︰我做过大错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 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这封信会给您带来不快甚至痛苦，请原谅。即问夏安生振宁上八九年七月七日

由此可见，是李政道首先打破沉默，主动挑起了事端。杨先生对此事缄口不言的时间长达21年，而李先生只有8年。

之后，李政道为了反击，和好友季承合作完成了一部《李政道传》。由于这部传记的影响力，国人对杨振宁颇有微词。季承是季羡林之子，季家和李政道的父辈就有深厚交往，可谓世交，而他们二人也关系匪浅，在完成传记之前，李政道与季承已经有超过30年的亲密交往，友谊如同兄弟。

兄弟给兄弟写传记，还能不能秉持客观立场，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在这部流传广泛的传记里面，季承对杨振宁进行了巧妙的矮化。他对李政道率先挑起事端却只字不提，却提到论文署名前后的问题。可是，学术界通过研究发现，不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之中，李政道的说法并不成立，即使在二人所有的合作论文之中，也无法证明李政道的说法成立。

李政道在《李政道论文选集》中阐述：“在第一篇论文署名时，杨振宁问我是否介意把他名字放在我的前面。我考虑到他是兄长，出于尊重，我就同意了。”后来李政道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直接把自己名字署在了前面，认为这个荣誉原本就应该是这样。李政道还说，他问了杨振宁，能不能在第二篇论文恢复署名排序，把李政道的名字重回第一位，结果杨振宁没有反对。

李政道后来解释道：“物理文献的署名，按一般的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并且很神经质。因为杨振宁错误地相信排名在先表示贡献大、名誉大。”杨振宁后来偶尔看到李政道说的这番话，表示出了非常的惊讶。杨振宁提出，第二篇论文之所以让李政道署名在前，还是出于帮助提携小兄弟的目的。

杨振宁和李政道

研究者发现，李政道除了与杨振宁合作，自1954年开始，与国际上其他科学家也合作过多篇论文，如果按照李政道一再强调的说法，论文署名应该是按照姓名的字母排序，那么李政道原本就应该排在后面，但是每次李政道都主动把自己的姓名排在第一位。李政道这样做，反而推翻了他自己的说法。反观杨振宁，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把自己的姓名排在后面，如果按照李政道的说法，杨振宁应该排在前面才对，但是杨振宁根本没有这样做。

而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2~1962年之间，共同合作发表了23篇论文，观察其署名排序，

全部都是李政道排在第一位，杨振宁仅有一次排在李政道之前，那就是195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仅仅是这第一次合作，杨振宁唯一一次把自己排在前面（CN Yang, T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之后的22次合作，居然全部是李政道排在前面。

注意，当时的李政道初出茅庐，他的名气和地位更是远远不如杨振宁，论资排辈也应该排在杨振宁后面。但是，杨振宁每次都主动让李政道排在前面，可见杨振宁并没有在意所谓的署名排序。

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史研究者北野泽一认为，杨振宁成名之时，李政道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晚辈，为了对学弟兼晚辈多加提携，杨振宁一直在主动吃亏，并没有和李政道争署名排序。

在他们合作的漫长的11年里，无论是在获奖前，还是获奖后的岁月里，杨振宁已经无数次主动把“好处”都让给李政道，仅仅在这一天突然就“精明”起来了？这岂不是违背常理？而李政道之前说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这完全是严重违背事实，纯粹属于捏造。

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真正执迷于排名顺序的，恰恰就是李政道本人，而不可能是杨振宁。之前，李政道还说他在发表第二篇论文之前请求了杨振宁，要求把李政道的名字重回第一位，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这也恰好证明李政道对署名排序的耿耿于怀。

而之后，李政道又几次写文章，阐述了“宇称不守恒”的发明过程。学术界经过研究，认为李政道的说法前后矛盾，经不起推敲。

二人在爱国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往事如烟。恩怨情仇不过一场梦。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学术公案，对民众来说意义不大，只能算科学史上的八卦趣味，我们不必深究。杨振宁和李政道对中国科教事业都贡献颇大。杨振宁自1971年起，积极为祖国建言献策，义务为中国创建了高等学术中心4个，物理实验室60多座，培养和引荐了多位一流人才，并且他几十年来不拿一分钱工资，还陆陆续续向祖国捐献了740万美金以上。而李政道为中国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二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李政道的学生对杨振宁也很尊敬。我们不必去斤斤计较科学家之间的八卦琐事，把他们的矛盾到处扩散和宣扬，八卦这些私人恩怨对我们国家发展有何益处？我们要多宣传他们的贡献，这些才是主流，是正能量的事业。

以上所述，只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之间的私人矛盾，与他人利益无涉。科学家争名也是人之常情，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在大是大非上的一贯立场，二人在爱国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对于二人的人品，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

华人科学家莫伟曾经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写信，他在信里面说，海外华人有很多，这些人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都有自己的私心。莫伟说，据我了解，这些华人科学家里面只有两个人是完全没有私心的，只有这两个人一心一意希望中国好，他们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

莫伟还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海外总是关心中国的发展，到处为中国说好话，在一些国际会议上，遇见对中国的贬低，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气愤的当即退场，以示抗议。

【陈思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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