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家应当使理智和情感处于平衡之中, 才能冷静而又热忱地面对自然界。

提起杨振宁的名字，近些年来为人所熟知，尤其是很多人称赞于其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最为人所注意的是其放弃美国国籍又重新加入中国国籍，在暮年之时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杨振宁的声名鹊起由其获诺奖开始，但当年获诺奖之时是其与李政道共同获得，为何杨振宁越来越成为红人，而李政道反而很少被人提起了。当年两人共获诺奖之后，人们对他们充满了希冀，期盼他们能够在后续的合作中擦出更多的火花，但现实告诉我们，他们却背道相向，走向决裂。

关于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决裂原因，很多人也曾进行过各种推测，毕竟两位在20世纪极为优秀的科学家，如果能够携手合作，将一定会有更高的建树。

两位天才的相逢

20世纪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就读二年级，表现出了极为优秀的科研天赋。抗日胜利之后，蒋介石深觉原子弹的重要性，因为当时的美国两颗原子弹就直接让日本屈服，这对于蒋来说是极为震撼的，他深觉中国也需要这方面的技术。此时的蒋打算造原子弹，因此他找到了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等人，这些人在当时的国内已经极富盛名，但原子弹制造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毕竟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

蒋对他们说到，给你们10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制造原子弹，当时的蒋确实想得十分简单，这么点钱要造出原子弹这种大家伙，确实有点捉襟见肘。吴大猷他们认为，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因为当时的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已经在世界上有了极大的影响力，当时很多人都前去美国学习。而李政道便是在这种环境下被选去美国进行学习深造。

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当时的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也就是说这支小队的任务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原子弹技术学习不到，这个小组就只能解散。好在据有关人员的指示，他们可以利用给予他们的资金在美国进行深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技术。当时的李政道便选择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习理论物理，也在此有幸遇见了杨振宁。

当时的杨振宁就已经在芝加哥大学做了助教，而吴大猷也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恩师，因此吴大猷便委托杨振宁，为李政道他们预定好了公寓。这一次也是李杨的第一次谋面。因为同在一所学校，而且都来自于中国，师从同一名恩师，两人的关系自然开始走近，进而开始合作研究，共同发表论文。

合作共成佳话

1950年，博士毕业的李政道来到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担任了物理系助教。而当时的，正值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的反华气焰十分嚣张，而李政道本人所在的加州地区更为严重，因此此时的李政道在加州生活的十分不顺利。

在1949年时，杨振宁已经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访问成员，当他了解到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之后，两人经过一番商量，最终李政道也决定来到普林斯顿，既能有人扶持，并且两人还可以一起合作研究，大有裨益。

在决定好了之后，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这位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对此也十分乐意，毕竟当时的杨振宁也算是优秀的后生，有了一定的学术成绩。因此在1951年9月时，李政道便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来到普林斯顿的李政道，李政道和杨振宁做了邻居，两家人来往颇为密切，而当时的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因此他便希望李政道能够加入，帮助他的研究。而这也算是两人真正合作的开始，相较于之前的小打小闹，两人真正开始了问鼎学术之路。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

这对于当时的物理学界来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推动了统计力学的进一步研究。而这也让他们受到了已经成名许久的爱因斯坦的重视，毕竟能够突破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52年，他们受到了邀请与爱因斯坦见面，当时的谈话进行了很久，虽然之后的杨振宁回忆与爱因斯坦谈话并没有收获什么，但是能够与当时的爱因斯坦见面也见证了两颗新星的诞生。

好友终因现实而决裂

人类最现实的本质还是利益的追求。

在普林斯顿工作的李政道，生活也相较于之前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且和杨振宁的合作让他十分欣慰，毕竟能够和好友一起研究也算是一番美事。但是间隙却因为论文的署名问题而发生了。

在当时，两人已经开始合著了两篇论文，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合作者的署名一般是按照姓氏的首字母来排列，因此正常的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在第一篇文章发表之时，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他希望能够排在李政道的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年长四岁，这样做应该比较好，当时的李政道对此十分震惊，但也勉强同意了，毕竟他能够来到普林斯顿还是杨振宁的帮助。

但在第二篇论文署名之时，李政道也不再考虑杨振宁所说，按照国际惯例来进行。对于知识学界来说，论文署名永远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很多人极力争取第一作者，毕竟谁都是一扫而过，排在前面的自然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署名问题成了两人间隙的重要问题，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人再也没有合著过任何论文。

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来想将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当时的李政道在博士毕业之后过得并不顺利，需要一些学术成绩来提升名声，而他本人对此毫不介意，造成问题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当时的妻子杜致礼，她依靠自己所谓的“第六感”，劝告杨振宁不要这样做，因为她觉着李政道并不值得信任。所以有些时候耳边的风还是十分可怕的。

与杨振宁出现间隙之后，李政道深觉不快，尤其是不想再在普林斯顿再待下去，进而能够与杨振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他回到了自己的母亲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担任了物理系的助理教授。1929年，29岁的李政道就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本人是有着极高的天赋的。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李政道对于这篇文章却十分怀疑。虽然两人有了间隙，但名义上还是朋友，在杨政宁去哥伦比亚大学看望李政道之时，李政道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杨振宁，两人经过一番谈论之后，杨振宁最终同意了李政道的意见，因此两人再一次合作，发表了《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而这一次杨振宁主动将李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这一次之后，两人选择了重新合作，因为对于当时的物理学界来说，两人都是极为优秀的天才，合作才能有更多的成就。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这一段时间，是两人成果频出的阶段，也是奠定两人在物理学界地位的重要过程。

1956年，他们合作写了一篇名为《在弱相互作用之下宇称守恒的问题》的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造成了科学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他们因此在1957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两人在极为年轻的年纪里获得了许多人奋斗一生的成绩，确实让人羡慕。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甚至于他们获奖的那篇文章也多是由李政道来主笔的。但是对于杨振宁来说，对于这一切并不表示认可，他始终坚信自己在这一研究中的贡献，甚至于在诺奖颁发之时，还要坚决走在李政道的前面。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写道：

“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也就是说杨振宁坚信获得诺奖的成绩是在他的影响下完成的。

因此，两人在论文署名上的间隙以及这次诺贝尔奖理论的提出问题再次点燃，最终导致了两人的最终决裂。

据杨振宁本人回忆到：“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的关系、1956年造就那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点，对所有关键的事件我们都有着相同的记忆。正如家庭中的冲突与和解一样，这是一个感情获得宣泄的历程，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后，我们就永远地分手了。”

而李政道却提到是杨振宁本人提出两人暂不合作，并非是他所提出的那样。

最终，两位极为优秀的物理天才因为现实的原因分道扬镳，两人的科学合作也走向了终点。

结语

科学本身的价值在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往往会因为各种现实的原因所羁绊，人是复杂的社会生物，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无欲无求的人。杨、李决裂是科学史的一大损失，当然关于两者决裂的原因还可能有更多的因素，上述所说之时一些现实的原因，或许两人的不和早已体现在多个方面。

关于杨、李决裂之因，各位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