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西晋书法——孟云飞

孟云飞，199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01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师从欧阳中石先生攻读书法专业博士学位，2007年到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教学和研究。曾任《中华书画家》学术部主任、副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教授职称，现供职于国务院参事室，并兼任河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泰国格乐大学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文艺研究》《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书法》《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50余篇。

论东晋的墓志

我们说东晋立碑比较盛行，是相对于严厉禁碑的曹魏、西晋而言的，但这一时期远远不能与东汉立碑刻于朝野的盛况相提并论。其时，一般的官员、士族，因为朝廷的禁止，再囿于财力和地位，墓前未必立碑，但多有墓志埋入墓穴。因此，禁碑之后，墓志几乎成了墓碑的替代品，墓中埋设墓志流为葬俗。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东晋铭刻书迹，主要是墓志。据笔者统计，50余年来各地先后出土的东晋墓志有30余方。这些墓志所涉及的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文字、书法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墓志大致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这些墓志的出土地点相对集中，绝大部分出土于都城建康所在的今南京及其毗邻的镇江、马鞍山、吴县等地；二、从墓主的身份来看，他们大多数社会名望和地位都较高，不是出自南北名门望族，就是属于皇室宗亲，鲜有身份低劣者；三、墓志的用料一般为砖质、石质，也有一些是铅、锡等材料的。

从刊刻的情况看，东晋墓志明显可以分为三类：

一、刊刻精细工整者。这类墓志数量较多，一般都有界栏，字间划界格或竖线栏，镌刻工整，行距和字距排列整齐。笔划严谨，横画起笔方截，笔划成方棱状，笔力遒劲，骨气雄强。结体方正，字形端庄，缜密古雅。这类墓志包括《张镇墓志》、《王兴之墓志》、《李摹墓志》、《王建之及其妻刘氏墓志》、《王敏之墓志》、《温峤墓志》、《谢鲲墓志》、《李缉墓志》、《谢氏墓志》等等。

二、刊刻粗糙随意者。这类墓志数量较少，率真自然，任性而行，一般没有界格，笔划或长或短，字形或大或小，随意性强，似乎未经书丹和谋划布局，由工匠直接奏刀上石（砖），刻写随意草率，笔划常常出现错误。如《徐氏墓志》中的“县”字，右边的笔划就是明显的错误，再如《刘庚之墓志》中“刘”字的左边就多刻了一横画。此类墓志的文字大多还具有一定的行书意味，如《颜谦妇刘氏墓志》中那种比较圆转的折笔与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有诸多相通之处；《孟府君墓志》、《谢球墓志》中多有省笔和连笔的现象。大致可以归为这类风格的墓志还有《刘庚之墓志》、《徐氏墓志》、《李纂妻何氏墓志》、《卞氏王夫人墓志》、《王德光墓志》等等。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在同时期中，楷书对“铭石之书”影响日深，同期定型的行书亦当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三、书刻的精整程度介于前面两种之间。如《谢温墓志》、《高崧墓志》、《颜谦妻墓志》、《卞氏王夫人墓志》、《宋乞墓志》等等。这类墓志对界栏的要求并不严格，如《宋乞墓志》就是有行界而无字界；如《谢珫墓志》虽有界格，但字形却大小不一，时有笔划跃出界外；《高崧墓志》，尽管无界格，而字距却排列十分整齐。总之，这类墓志书风率真质朴，又不失一定的规矩，讲究书写法则，但又不为法则所囿，笔划坚实，媚中带骨，隽秀中蕴藏着一种端庄淳朴，字形欹正参差，时纵时敛，排列更为随和而显得行气自如，变化多端而不失和谐统一之美。通过对这三类墓志书刻情况的大致考察，我们可以推测，第一类墓志应为熟练的专业刻工造设，第二类墓志是普通匠人率尔操觚之作，第三类墓志或许是熟练刻工 “无意于佳而佳”的作品，因此这几类墓志的书法风格也自然不同。

东晋的墓志书体多样，既有平正谨严的隶书，亦见兼杂楷意或篆意的隶书，而且还有略具隶意或行意的楷书。东晋墓志的书体可谓千姿百态，只有风格相近者，而绝无书迹完全相同者。除了《谢鲲墓志》等为数不多的几块是比较严格的隶书以外，绝大多数书体都是介于楷隶之间的书体。另外还有一些行书和楷书墓志，不过数量极其有限。

第一类是基本延续曹魏、西晋隶法者。这类隶书，笔划瘦硬，笔锋尖露，特别强调横画和捺画收笔处的波挑，但字形已经由宽扁而趋于长方，个别笔划也带有明显的楷意，如撇画收笔的出锋等。这类墓志所见有《谢鲲墓志》、《温峤墓志》、《张镇墓志》、《晋恭帝玄宫志》等。如《谢鲲墓志》，此志为发现的东晋墓志中最早的一块，其时虽已通行楷书，而志作隶书，以显庄重。字体扁方而结构不太严谨，笔划舒展自然，波挑分明，撇与捺的收笔向上翻挑。此墓志的笔体与西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相似，较多地保留了汉隶质朴的气息，汉隶韵味尤浓。总之，此类墓志书刻非常认真，皆一丝不苟，结体规整有序，书法朴茂古拙，用笔遒劲，体态平扁，波挑明显，与早期汉隶一脉相承。

第二类数量很多，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按照同类相近的原则，我把它们分作隶楷和楷隶两种。

（一）首先是隶楷，它是指以隶书为主，兼有一定楷书笔意的书体。此类墓志数量不少，比较典型的有《李缉墓志》、《李摹墓志》、《李纂妻武氏墓志》、《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妻刘氏墓志》、《刘庚之墓志》、《谢氏墓志》等等。在这些墓志中由于具有楷书笔意的多寡而又有一些差别，如《王建之墓志》（附图，见刘涛《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之243页），其书体介于隶楷之间，横画虽有波挑，但波挑收敛，体势明显具有一定楷书的特点。其中有的字隶意浓厚，与汉隶十分相近。又有个别字具有明显仿古的篆书遗意，极富有装饰性，实属罕见；《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和《王丹虎墓志》三块墓志，均以方笔为主，结体虽然也不乏扁方者，但横画大多已无明显的波挑，章法、结体都较大程度显现楷书特点，属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体；而《李缉墓志》、《李摹墓志》和《李纂妻武氏墓志》三块墓志，皆与汉隶相似，体态取横势，以扁平为主，横画多波挑，用笔方圆兼备，但字形较一般隶书略长，微具楷书笔意。

（二）其次是楷隶，它是指以楷书为主，兼有一定的隶书、甚至行书笔意的书体。此类墓志很多，所见比较重要的有《宋乞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康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温墓志》、《虞道育墓志》、《谢球墓志》、《蔡冰墓志》、《黄天墓志》、《王德光墓志》、《何氏墓志》等等。在这些墓志中，相比较而言，书刻工整者大都具有一定隶意，书刻随意者则明显带有一定的行书笔意。

隶意稍重者如《高崧墓志》、《谢温墓志》，这些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字体方整，结构谨严，运笔圆熟疏放。其字体间架结构虽属楷书，但在形态上仍然保留着隶书的一些特质。从这些墓志的绝大多数字来看，结构上已经是纯粹的楷书，用笔方面，如横画的起笔斜截入，收笔改上挑为下顿，竖画多作悬针或垂露状，竖钩处改隶书的弯弧为趯挑，以及撇画的出锋，捺画的一波三折等，也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楷书法度。《谢温墓志》中的“夫人会稽谢氏”六字，与传刻的锺繇小楷或王羲之临锺繇小楷书，几乎很难区别。而《高崧墓志》中的“年、廿、十、一”等字的长横画，起笔斜截而入，收笔向下顿按，中间轻提而过，已经俨然是唐代成熟的楷法。

行书笔意稍重者如《颜谦妇刘氏墓志》、《夏金虎墓志》、《王仚之墓志》、《刘媚子墓志》、《孟府君墓志》等。这类行书笔意较重的墓志都是砖刻，书刻都比较随意，大多是在砖烧前的软泥坯上书刻而成，笔划不加修饰，中间粗而首尾尖细，结构上隶楷杂陈，整体风格类似于王羲之《姨母帖》那样早期行书，如其中《孟府君墓志》共有五快，从书法风格上看，似乎是由不同达到两个人书刻而成的。字形大小参差，似信手镌刻，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但书法却率真质朴，别具一番风味。虽楷化程度较重，而一些笔划又略具行书笔意，同时某些笔划似仍具有一定隶意。还有一块《谢球墓志》，书刻极为粗糙，有点类似于后世印章上随意刀刻的行书边款。

由于一块墓志之中往往含有不同的书体，甚至一个字体竟存在不同笔意，因此对六朝墓志书体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尤其是第二类墓志，它们之间只存在隶意、楷意孰强孰弱的问题，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严格界限。综而言之，同一时期东晋墓志往往多种书体共存发展。如永初二年（421年）的《晋恭帝玄宫志》书体为森严峻整的隶书，而于此同年的《谢珫墓志》和晚此四年的《宋乞墓志》则已为略具隶意的楷书。显然，这种同一时期墓志书体和书风的差异，应与书体演进没有多大关系，而更有可能与书、刻者书技的优劣和对某一书体的偏爱有关。这种情况在东晋时期家族墓志书法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在吕家山出土的李氏家族的墓志就与在象山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在书法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与两个家族墓志书写者的审美意趣密切相关。此外，同一时期东晋墓志书体的差异可能还与书丹和刊刻情况有关。大体而言，凡未经过书丹或刊刻随意者，其书法多保留一定手写行书的笔意。反之，则书法刻板工整，少见行草笔意。

总而言之，从宏观上看，东晋墓志书法又是沿着大体一致的轨迹发展演进的。依据墓志书体风格特征的变化，大致可以将东晋墓志书体的演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东晋早期，主要流行第一类隶书墓志。这一时期墓志数量虽然不多，但书体却整齐划一，除《张镇墓志》的书体微具些许楷意韵之外，其余皆为波挑明显的隶书，如《谢鲲墓志》、《温峤墓志》、等。第二阶段从东晋中期到末期，主要流行楷隶相杂的墓志。这一时期墓志数量大大增加，书体复杂多样，既有《李缉墓志》、《王建之墓志》一类以隶为主略具楷书或篆书笔意的书法，又有《谢球墓志》、《谢温墓志》一类以楷为主略具隶书、行书笔意的书法。不过，这些只是对东晋墓志书体简单的、相对的划分，书体演进的实际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它不是一种除旧布新的过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新旧并存的状态。一种新书体产生后，旧书体并未消亡，而完全有可能因书者个人喜好长期使用。

论西晋的隶书

隶书是古代汉字书体之一，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的第二大书体，隶书之名最早见于东汉。但隶书究竟起源于何时，的确很难断言。班固《汉书．艺文志》云：“（秦）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云：“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相传隶书有程邈所创，汉代蔡邕在《圣皇篇》云：“程邈删古文隶书。”后人有以为隶书出于大篆者，亦有认为隶书来源于小篆者。诸说尽管不一，但早期隶书多有篆书笔意这是不可否认的。有篆书到隶书是汉字演变史上重要的变革，它是篆书的变体，又是楷书的前身，上继周秦，下开魏晋。隶书大致有如下风格特征：其一是在笔法上，在隶书中出现了折笔和出锋两大新法，解放了笔锋，运笔则强调了轻重缓急。在笔划形态上，点画亦有粗细变化，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整笔划断连、省减笔划结构等，各种点画错落有致，显得空前的丰富多彩；其二是在结构上，由于隶书的笔势明显地带有左掠右波的趋向，而笔势又与结体相互影响，所以左右开张的笔势则促成了隶书字形趋于扁平、结体偏于横势。这样，左右分驰的笔势，与扁平的结构，互为因果，相辅相成，造成了隶书特有的风貌。由于隶书笔法和结体上的特点，隶书在布局章法上也形成了与其他书体迥然异趣的特色，即每个字的中心分布虽然大致均匀，但因为笔势向两侧伸展，字形扁形，故字与字间的距离大于行与行间的距离。隶书突破了六书的造字原则，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标志着古文字时代的结束，开创了今文字的新阶段。

西晋隶书具备隶书的基本特点，但也不乏特点时代的独特个性。

西晋时期，虽然楷书和行书已经逐步兴起，但在庄重严肃、正式规范的场合仍然实用隶书，尤其是在碑碣上仍以隶书为正体。今天能见到的西晋隶书书迹大致有《张光砖志》（泰始元年，265年）、《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潘宗伯阁道题名》（泰始六年，270年）、《太上玄元道德经》（泰始六年，270年）、《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皇帝三临辟雍碑》（咸宁四年，278年）、《鲁诠墓表》（太康三年，282年）、《冯恭石椁题字》（太康三年，282年）、《杨绍买冢地券》（太康五年，284年）、《和国仁墓碑》（太康五年，284年）、《王君残墓志》（太康八年，287年）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一些墓砖和建筑用砖。西晋隶书书迹的数量远远多于同一时期的篆书，而且这些隶书书迹的品种非常丰富，包括碑刻、神道题字、墓志、墓门题记、石椁题记、石柱题字，它们大多见于当年丧葬的遗物上。综观这些隶书书迹，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隶书的整体风貌。它们不但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地域、民族风格，而且它们各自在字形、结构、章法上又不乏个性特点。

一、西晋的碑刻隶书

西晋历时仅仅半个世纪，隶书仍然是这一时期的正体文字，所以碑刻亦多为隶书，书法风格虽然上承曹魏传统，但程序化更为严重。因为西晋明令禁止立碑，所以流传今天的丰碑巨碣甚少。比较著名的碑刻有：《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此碑隶书具有风姿古朴，康有为认为此碑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此碑书迹，结体方整，挑法呈弧形，笔划方棱，其波挑的装饰性较曹魏碑刻更浓，与汉之《孔羡碑》（220年）相似；《皇帝三临辟雍碑》（咸宁四年，278年），此碑书法把当时最严谨的书法以理想化的字形表现出来。碑字隶书文字完好无损，字形方整，字形稍长，在笔法上除了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反入及波挑外，还能看到通行时代的笔划，带有明显的楷书意味；《齐太公吕望表》（太康十年，289年），此碑隶书结体中宫紧收，笔划开张，与晋碑常体稍异，汲取了汉隶正统派的风格，而有汉碑风韵，其书风与魏之《受禅表》绝似。清人刘熙载以为此碑与《孙夫人碑》皆“为晋隶之最”。杨守敬说：“是碑变汉人体格，而一种古茂峭健之致，扑人眉宇，以之肩随汉魏，良无愧也。自此以后，北魏失之俭，北齐失之丰，隋以下荡然矣。”总体而言，与汉魏相比，以上这些碑刻都是工整正规，装饰性很强的隶书。

这些隶书为当时所流行的“铭石之书”，大多书刻工整，波磔分明，横画起锋逆笔，平硬如折刀头，收笔处锋芒毕露，结体方整，风格雷同，比如《皇帝三临辟雍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等传世丰碑，完全承袭了曹魏庄重一路的隶书风格。这些书刻精细的西晋隶书，虽非出自一人之手，使用的地点也不相同，也尽管各个作品体有方扁，笔有肥瘦，技有粗精，但却有共同的特征。如横画起笔的“蚕头”变成了方整的“折刀头”，撇画在收笔处也出方棱角，左右对称的两竖不再垂直而是分张外拓；右钩不再是又长又重的弯钩而是短小平挑接近楷法。总之圭角呈露，装饰意味浓厚，是刻写结合的效果。

二、西晋的墓志隶书

西晋上承曹魏余续禁止立碑，晋武帝曾下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但是实际上，因为西晋皇室司马氏是儒家豪族，崇尚明教，提倡孝道，注重门阀。统治集团上层生活豪华奢侈的程度比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仍沿袭曹魏以来碑禁，然而皇室数世“居亲丧皆逾制”，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当时一些贵族官宦墓葬甚为豪侈，坑中往往设立墓志，其形制为碑之缩影，亦有简化成矩形的志石，皆精工细刻。

墓志源于东汉，西晋处于墓志发展的初级阶段，形式尚不固定。西晋墓志所用字体绝大部分是隶书，只有极少数是隶楷递变时期的楷书，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这些看作是带有楷书意味的隶书。晋碑传世极少，而西晋墓志已见者有二十余中，出土地点几乎均集中于京畿洛阳、偃师两地。由于墓志随墓主埋藏墓中，长期在地下未受风雨侵蚀，出土晋代墓志笔划犹如新刻，不似碑之斑驳破损，故更为金石家、书家所珍视。西晋墓志近年出土较多，其中书法艺术价值较高的有：《张朗墓志》、《贾充妻郭槐柩铭》、《荀岳墓志》、《华芳墓志》、《石墓志》、《左棻墓志》、《夫人天水赵氏墓碑》、《石定墓志》、《韩寿墓志》、《徐夫人管洛墓碑》、《张永昌神柩》、《乐生墓记》、《魏雏柩铭》、《杨骏墓志》、《冯恭石椁题字》等。西晋墓志隶书粗略来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风格：

一类是书刻方整端庄者。如《贾充妻郭槐柩铭》（296年）、《徐美人墓志》两碑点画工整、方棱，结体疏朗、长方，风格接近曹魏《王基残碑》（238年），是典型魏晋隶书风格；《荀岳墓志》（304年），笔划挺拔遒劲，字形略呈长方，结体工整，书风与《皇帝临辟雍碑》相似；《华芳墓志》（312年），此志隶书在点画上变化多端而有姿致，结构上与晋隶常体稍有不同，生动又不失严整的体貌，是很有特色的作品；《石尠墓志》（308年），隶书风格严整端庄，在规整端庄的体貌中酝酿着新的风气，与魏隶《曹真残碑》有着极深的渊源；《左棻墓志》（300年），墓志隶书用笔出锋入锋起止明快富有节律性，字形稍小，书法风格工整庄严；《杨骏墓志》（约291年），该志笔法和形态接近汉隶，在《曹全》和《华山》之间，结字工稳似《曹全》，波磔翻飞如《华山》，而且波挑作圆笔；《刘涛墓志》，此志笔划遒劲健挺，字形方整，和《晋南阳堵阳韩府君神道碑》极为相似。似乎是受到标准化样板隶书《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的影响，西晋的墓志隶书点画拘谨刻板，蚕头燕尾和波磔挑法千篇一律，体态悬殊甚小，横平竖直，基本上都是沿着工整规矩之路发展的。具体来说，这类隶书的风格是：首先是结体趋向长方，体势纵横兼及；结体方整，笔划疏朗而匀称，往往填足方格四角，这种笔划结构在墓志隶书中表现的十分突出，书者似乎有以方整显示其庄重之意图。其时楷书已经产生，隶书与逐步兴起的楷书互为影响，这一时期的隶书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楷书的韵味。其次是晋代的墓志隶书其装饰性意味很强。晋代碑刻隶书点画起止多以方笔为主，点画形态呈方棱形，挑法弯曲如弓，收笔多圭角。晋人为了配合碑碣的庄重，所以笔划缺少变化，而且程序化很浓。由于过分强调方棱的挑法，因此时时显露出矫揉造作之态，缺乏生机和活力。由于晋代隶书的程序化太浓，变汉代隶书的潇洒自然、变化多端的挑脚为呆板整齐的挑法，波势过于方直，起笔尖棱方截，行笔平直，几乎千篇一律，使风格多姿多彩的汉隶走入穷途。这种程序化的隶书，在书写时极不方便，只能用于碑版刻铭之中，因此为新兴的楷书所代替，使楷书成为通行的字体，这是必然的趋势。

另一类是书刻比较草率的隶书。基本可以化为这一类的有《夫人天水赵氏墓碑》、《张永昌神柩》、《乐生墓记》、《魏雏柩铭》、《冯恭石椁题字》等。这类墓志隶书，尽管都属于草率一路，但笔法和结体悬殊较大。如《赵氏墓碑》（268年）和《张永昌神柩》二者多用圆笔，点画自然浑厚，天真率意；《魏雏柩铭》（298年），书刻比较粗率，字画有的单刀镌刻，但隶书天真稚拙，野气十足，别有一番自然不羁的意趣；《冯恭石椁题字》（282年），此题记隶书用笔遵循汉隶的规矩而不刻意翻挑。结体富于变化，大小不一，有长有扁，似随手题写，天然野逸而不粗俗，此题记在意韵上与汉隶相通；《杜谡墓门题记》，笔划浑厚，以方为主；《乐生墓志》（293年），有“折刀头“的形态，显然是深受洛阳官样隶书之影响；《杨绍买冢地券》（284年），是用单刀刻划而成的一种非常接近笔写的俗笔隶书，字迹草隶相兼，富有天趣。

三、西晋的砖文隶书

西晋可以说是砖文书法繁盛的时期之一。在当时的地面建筑用砖和地下墓室用砖上，皆烧制阳文铭文，内容抑或制砖年月、制砖者姓氏，抑或吉语、祝辞之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多为出土的墓室用砖。从陆心源所辑《千甓亭古砖图释》中考察可知，西晋砖文的书法风格上承汉魏砖文遗风而又有新的发展。其书法尚不失汉魏砖豪放浑朴的气度，并在结体和和笔法上较汉魏砖变化更为丰富。此外，西晋砖文中的别字、异体字日益增多，这也是民间俗书的一个特点，而在这一时期表现尤甚。但又因为民间书工文化不高，书法未经正规训练，而能“肆无忌惮”，随意出天趣，这是古砖文的最基本的特点。

西晋的砖文以隶书为最多，其砖文书法大多与东吴砖文的体势、风格和模式、格调相似。而且这一时期的砖文书法中鲜有令人惊异的、风格强烈的作品。西晋砖铭文书法中的隶书新风格大致有两种：其一是出现了分行多字数的小字隶书作品。如《元康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砖》，分两行，有行栏，字数多达三十字，横向笔划多短促，书法笔势顺畅，加强了下行势态，如江河直下，一泻千里。另如《元康六年太岁丙辰砖》，亦分两行格式与前者同，字数多达三十六字。书法则以横向取势为基本，与前者不同。再如《晋元康七年八月砖》，分两行，凡十六字，无行栏，书法笔势内敛，颇含有真书意味；其二主要表现在几块《建兴三年孙氏所造砖》上，这种风格的基本特点是，首先是字形横平；其次是点画瘦劲；再者是点画的起笔处常出现折笔以造成连贯势态。整体看去，在平匀中见悠扬的意趣。尤其是《八月壬戊朔日辛巳孙氏砖》，其上端文字“可久长”和下端文字“永未英（央）”隶书皆自由潇洒，笔划起笔处的折笔连贯趣味尤为强烈，“久”字的第一笔和第二笔连势为一笔，颇有行书意趣。点画以直折和圆转交互运用，并强调横画与捺画波磔的上翘形态，柔中带刚，可谓晋砖中不可多得的隶书佳作。

论西晋的章草书风

正象规范化的字体都可以泛称为“楷”一样，民间草率急救化的字体都可以泛称为“草”。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草书，则始于汉代。现在所说的“草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章草、今草等。西晋时还没有今草，当时流行的是具有一定程序化的“章草”。

关于章草之名的由来有汉章帝创始说、汉章帝爱好说、用于奏章说、由于史游《急救章》说等。其中以奏章之说较为合理。据文献记载，在西晋称并无“章草”这一名称。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东晋，是王献之对他父亲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和穷伪略之理，急草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易改体”。大概章草这一名称从东晋开始，在当时是为了与“今草”区别而言的。

章草萌生于汉代，发展阶段的章草为“隶草”或“草隶”，这时的章草是隶书的粗率、急速、减省的书写，此正如王愔所说：“解散隶体，粗书之” ，也就是张怀瓘《书断》中所说的“存隶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救”。章草书产生、发展于隶书时代，堪与隶书相媲美，而独具特色。章草不仅具有象隶书那样的装饰美，波磔灵动，意趣古朴、典雅，而且章草书多使用俯仰相呼应的点和牵连的笔划，增加字形的流动活泼，这是隶书所不逮的。所以张怀瓘赞美章草书说：“史游制草，始务急救，婉若回鸾，攫如搏兽，迟回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并功惜日，学者为宜”。西晋可以说是章草的完美成熟期。其标志是结构逐渐规范化，笔划已经熔铸隶书的波磔，使章草书从结构到点画更为美化。波磔的完美可以说是隶书达到成熟的标志，而章草书的发展也随隶书的演变而演变的。因为任何字体都有减省、快速的写法，这是社会的需要，这正如宋代张栻所说：“草书不必晋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变成草书”。章草书到西晋，隶书的波磔完美地运用到草书，所以姜夔说：“章草点画波发，出于八分”。这种波磔的出现，是隶书草化的必然形式，同时也说明草书象艺术化发展，使草书更为美观。这样章草书已经发展成熟，达到完美的阶段。

西晋是章草盛行的时期，章草书家人材辈出，著名的有卫瓘、索靖、和陆机等，章草的著名作品有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和陆机的《平复帖》等。

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人（今山西夏县北），生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八年（公元220－291年），享年71岁。卫瓘曾任尚书令，后官至司空。他草书学张芝，并参之以其父卫觊法，“更为草稿”。他与索靖同在尚书台任职，皆享有书名。时人称“一台二妙”。《晋书》本传载：“汉末张芝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他自己也说：“我得伯英之筋，恒（卫恒乃卫瓘之子，亦为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得其骨，靖得其肉。”唐张怀瓘列其章草于神品之中，并评其书曰：“天资特秀，若鸿鹄奋翼，飘飘乎清风之上，率情运用，不以为艰。时议谓，伯玉放手流便过索，而法则不如之。”卫瓘的书迹现仅存有《顿首州民帖》，其首刻于宋《淳化阁帖》。卫瓘的这件草书，有以下特点：横笔皆取斜势左低右高，捺笔都不作波势，而是向下作内敛的纵引，许多字的末笔向下牵引映带，如“度、入、欣、里”等字。他的作品在笔势上把章草书笔势由横向变为纵向，这是他的草稿书最为显著的特点，这一改变同时也导致了草书形态的变化。他的草稿书，在笔法、笔意、结体等方面都已经与今草接近，但尚有章草遗意。但由于其功力深厚，故能流便而不轻浮，华美而有深度。非一般善草者所能企及。

索靖，字有幼安，敦煌人，三国蜀汉后主延熙二年生，晋惠帝太安二年卒（公元239－303年），享年64岁。他是草圣张芝之姊孙，少有逸群之量，博通经史，曾撰《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又作《草书状》。深受名士傅玄、张华器重。曾官尚书郎、酒泉太守，又因为做过征西司马，故人称“索征西”。索靖擅长章草，王僧虔称其：“传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晋书．索靖传》谓“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及靖”。梁武帝评索靖的字说：“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张怀瓘在《书断》中将他的字列为神品，又说：“靖善章草及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行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或云楷法则过于瓘，然穷兵极势，扬威耀武，观其雄勇欲陵于张，何但于卫。”宋黄庭坚说：“索征西笔短意长，诚不可及。”黄伯思说：“索将军章草下笔妙古今。”也有人认为他的书法在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草圣张芝，谓“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现在所能看到题为索靖的书迹有《出师颂》、《月仪帖》和收入《淳化阁帖》的《载妖帖》、《七月帖》。

《出师颂》的文字内容为汉史孝山所撰，书写者虽异议颇多，但似乎都本于索靖。传为索靖所书的章草《出师颂》，十四行，一百九十四字，是北宋宣和年间始见于著录的书迹。这件传为索靖所书的《出师颂》影响久远，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云：“幼安《出师颂》是退笔之尤者，结构奇伟可爱。昔人谓能书不择笔，殆非浪说耳。”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云：“索靖《出师颂》横平竖直，钩点挑剔，一丝不走。吾等学书以此为圭皋，则无失矣。右军《十七帖》亦此法。”又云：“索靖《出师颂》草书沉着峭劲，古厚谨严，欧书多脱胎于此。又当拖开处拖开当收紧处仍自收紧，不令松懈。”此帖笔划浑厚，笔致活脱，姿态奇崛，与章草名迹《急救篇》颇有不同，难怪文彭说：“平生所阅晋唐法书，不下数百卷，惟孙过庭《书谱》，怀素绢本《千文》、《梦游天姥吟》，颜鲁公《刘中使帖》，更无遗恨。然枉自许可，或积习专攻，庶几万一。此帖之不可摹，不可刻，不可学，不知其从何而起，从何而止，真可谓太古法书第一也”。又说此帖“有侧笔，有扁笔，有浑厚笔，有露锋笔。一点之内有三折。如茅土阶，而气象自别；如污樽杯，而意陶于太和之内。乍观不能，愈观愈可爱，仙哉！” 由此可见，后人对传为索靖所书之《出师颂》评价均极高。

《月仪帖》可以说是归在索靖名下的最为著名的作品。它不是尺牍，而是抄写一篇供认写信时参考的范文。《月仪帖》是索靖的代表作，章草，现存九章，可谓长篇巨制。此作简练流贯，刚劲爽利，与索靖的《七月帖》风格相近。只是《七月帖》已经具有今草迹象，而此作纯为章草。其字字独立，字法森严，字势险峻，波磔锐利而骨力坚劲。可以印证其书法度过瓘，有“银钩虿尾”之势的评述。如其中“发”字，每笔都出锋，锋芒尖锐，但都无纤弱之感，。可见其功力非凡。近人高二适先生称此帖为“索靖章草，真迹无双”。又云其“气体高妙，清俊婉媚，章草中之第一”。我们现在所见的《月仪帖》只有刻本，其底本并不是索靖的真迹。尽管学者、书论家、书家对《月仪帖》颇有怀疑，却没有从根本上否认此帖源自索靖，而且对此评价极高。后世书家大多根据此帖遥想索靖书法的风采。此帖尽管不一定是索靖所书，但仍为章草模板佳帖。

《七月帖》，此帖流传有序，北宋时墨本尚在人间，为宋《宣和书谱》所载御府收藏索靖四件之一。宋以后，墨本不见踪迹，只有刻本传世。最早的刻本是《淳化阁帖》本（附图，见《中国书法全集》魏晋南北朝名家之150页），后还刻入《绛帖》、《明宝贤堂集古法帖》等。此帖是尺牍，信笔而书，不像《月仪帖》抄书那样经意。从章草书法的体格看来，《七月帖》缺少了几分古厚的气息，不如《出师颂》古朴典雅。此帖略带纵引的笔势，但上挑或平出的笔势仍然明确，一些驻笔的“点”是顿而不引，字势横张而不内敛。与卫瓘的《顿首州民帖》合观，《七月帖》的体势明显横斜一些。

现在能见到的署名索靖的章草书迹除了以上三帖之外，在《淳化阁帖》中还有《载妖帖》有。此帖文辞古雅，颇类晋人，但书法风格与索靖其他书迹相去甚远，故后人对此存疑颇多。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书家，写出几种不同面貌的作品并不算难事，只要作品的艺术水平高，在没有十分确凿的明证情况下，我宁愿信其是真的，因为存在自有存在的理由。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人。三国吴景帝永安四年生，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卒（公元261－303年）。陆机“少有异材，文章冠世。”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吴亡后入晋，曾官太子洗马、著作郎、平原内使等。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有集四十七卷，现仅存十卷，补遗三卷传世。其中《文赋》是古代重要文学论著。陆机擅长行草书，唐韦续《墨薮》列其书为下之上品。王僧虔称：“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宣和书谱》卷十四云：“陆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

陆机的《平复帖》为现存文人书家最早的而且最为可靠的真迹墨迹。此帖九行，写在麻纸上。墨色微绿，好像是用松烟墨书写。此帖为章草书，点画简率，用笔劲健，似乎是用挺健的秃笔写成，时出贼毫，浑朴自然，不激不历；横向的笔划短促，有俯仰之势；纵向的笔划长，是向左背右的弧形；扁长的字形，上窄下宽，呈左高右低的欹斜状，但斜而能稳，颇有奇趣；虽然字字独立，但相互间多见锋势相应的连贯形态；点画很少用波势，而波势及挑画常常表现为欲纵还敛，已向今草过渡。陆机此帖，向为世人所宝。明董其昌跋曰：“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明张丑云：“云间陈仲醇谓其书极似索靖笔诗。” 又云：“《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出师颂》齐。惜剥蚀太甚，不入俗子眼。然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 ，其复在《真迹日录》中云：“为西晋明贤手迹，且章草奇伟，远胜索幼安、谢安石辈乎。……翩翩自姿，真有毕世临摹未能得其仿佛者。”杨守敬说《平复帖》“系秃颖劲毫所书，无一笔姿媚气，亦无一笔粗犷气，所以为高”。陆机的这副草书，写得比较随意，有不少是习惯写法，让后世书家难以释读，平添了几分神秘感。今人启功先生说：“《平复帖》字作章草点画奇古，校以西陲所出汉晋简牍，若合符契。可证其非六朝以后人所能为”。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西晋简牍和残纸文书，其书法风格多与此《平复帖》相仿佛。北宋《宣和书谱》称此帖为章草书，这与传为索靖、卫瓘的章草书相比，陆机的草书虽然草法伪略不甚规范，但却比较古朴，它的真实性则自然要远远胜过刻帖中其他西晋名家的草书。

西晋章草盛行，在上层社会中不仅章草名家辈出，在民间也十分流行，在艺术上达到尽善尽美的阶段。在晋代简牍、残纸和砖刻出土以前，后人对章草书的流传多凭辗转摹写和摹勒刻帖来认识。但要了解西晋章草书的真面目，了解这一时期的章草书的整体风格，就必须要依靠近代出土的晋代简牍书、残纸和一些砖刻章草。在近代不断出土的晋代简牍、残纸中，有许多是章草书。这些西晋人直接书写的墨迹，其价值远比传世辗转相摹的摹本和刻本要高，是我们研究西晋章草真貌的极为宝贵的资料。西晋的草书，仍以章草为正宗，是习草的规范，但是章草的俗写体更为常见。这些出土的晋代草书书迹大致可以分为尺牍草稿、书迹抄本、简牍簿记、习字残纸等四类。简牍草书大都逸笔草草，结构散漫，多与敦煌汉简上的草书相似。如《书不得等字简》、《从胡当等字简》、《计沃简》、《何将简》等。残纸文书上的草书字，笔体各异：《楼兰残纸》、《何必》，笔划浑厚凝重，不但有粗重的波磔，而且有尖锐的挑笔，行笔一丝不苟，结体取横势，横向的笔划平直，大体上是遵循章草的书写法则的；《济白守残纸》、《复意》，行笔流畅，笔划粗细变化丰富，结体已经有今草的意味；《五月二日》残纸，共四行，第一行字形较大，后三行字形较小，首行结体横向、用笔浑厚，是章草法式，后三行笔划婉转流便，结体已多有下引的映带，近似卫瓘的“草稿”之体；《急奇觚》残纸，是晋代儿童启蒙的字书，前四行为隶楷过渡时的字体，后四行为章草书。此残纸为民间学习所用，从这里可见章草书在民间的流行情况；《华玄残纸》，横画平直，笔势流转，纵引的笔势在末行的“莫使”处达到极致，二字是一笔连属而下，是西晋草书中极少见到的现象。

现在能见到的出土西晋砖刻章草书迹，著名的有《晋咸宁四年吕省砖》、《独良良砖》、《宋鸭子砖》、《周伯孙砖》、《嘉峪关晋墓砖刻》以及《郭永思书简残磁盘》等。如《咸宁四年吕省砖》和《周伯孙砖》同时同地出土，上面的文字是在湿软的砖坯上刻写后烧制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古代的硬笔书法作品。“咸宁四年七月”几个字，笔划变化虽然不大，但笔法熟练，结字法度比较严谨。“咸”，“四”、“月”等字的笔划出入，字势的倾斜，掌握得都恰到好处。“是为”二字之“是”字末笔上挑，“为”字左撇露锋，显示出笔法上亦有变化。这些刻上去的草书带有今草的笔势，点画飞动，风格古朴，但从其体势来看仍然属于章草的范畴。

通过以上对存世的西晋草书书迹的考察，对西晋的章草书的风格可以作以下概括。第一，西晋章草书，字字区别，即字与字之间不像今草或狂草那样上下牵连引带；第二，笔断意连，即笔划之间互相照应，不必实连。虽然在一字之中也有连笔，但不像隶书那样笔笔相断而不连；第三，注重用点，常常变画为点。点的灵活运用，化静为动，增加了流动之美；第四，每字或强调波磔，或突出分势，或延长横画偃波，或张扬上钩之态势。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由母体——隶书带来的分别向背之势、翩翩向上翻飞之意；第五，具有古拙之趣与流美之风。西晋章草既有隶书的古朴浑厚，又有今草的婉转流动，可以说是章草书的完美成熟期。

论西晋楷书书迹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古代也曾一度称之为“隶书”或“今隶”、“楷隶”。张绅《法书通释．辩体篇》说：“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 “楷”本是法式的意思，张怀瓘《书断》云：“（八分）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所以八分、今草都曾经称为楷书，后世习惯将真书、正书成为楷书。为了行文方便，现在通称为楷书。

楷书的形成同时受到隶书和行书的影响，因为它产生在隶书、行书通行的时期。在隶书强调波挑的时候，民间为了书写方便，在书写隶书时往往不十分强调波挑的形式，这种比较随意的隶书书写方式是形成楷书的因素之一。当然，早期行书也可以是楷书的成因之一。

西晋是楷书的成长发展期，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晋楷书，都是20世纪以来发现的书迹。这些发现的晋人楷书书迹，尽管不是著名书家之手，还很难说代表当时楷书的上乘水平，而且许多并无明确的纪年，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书迹来考察西晋楷书的一般状况，了解西晋这一时期的楷书进程。

（一）晋人写经

写经体是书法与佛教直接关系的产物，因为僧尼、经生或信士女把抄经当作一种功德行为，表达对佛的虔诚。出于礼佛的虔敬心态，抄写时必恭必敬，字迹不但要求清晰工整，而且要美观大方。职业抄写经书的人称为经生，其字成为经生书，字体则成为写经体。经生一般都来自民间，书风不得不受佛教精神和委托人的制约。因此，写经体的书法风格一般为清楚、整齐、自然、安详。由于书写人的书写数量都很大，故又有书写熟练等特点。佛教之外，魏晋时期道教也很流行。陈寅恪曾撰文指出：“东西晋南北朝，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 时人多有抄写道家经籍的癖好，尤其是名家所写之道经更是时人争相收藏的对象。现存晋人写经楷书书迹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种。

《晋人写经》，点画粗细均匀，横平竖直，右边点画的收笔多作波磔挑出，隶书的痕迹比较明显，结体方整。

《诸佛要集经》，字形大小基本一律，结体娴熟，匀称而不死板。横画皆入笔用尖锋，收笔滞重无波势，捺笔有波，左细右粗，左轻右重。如“十”字横画重按后略上挑，颇具隶书燕尾之遗意。竖画则现重按后轻收，形成垂针。另外有些字，如“闲”、“欢”等字，结构险峭，呈自然跌宕之势。总而言之，该书迹，字的重心略向左上偏斜，大致具备了成熟期楷书左紧右松、上重下轻的特征。如果把一个字遮去一半来看，左边已纯粹楷书，右边还略有隶书的痕迹。

《大涅槃经》，点画左细右粗，左边的竖笔多作长撇，右边的竖笔多加粗线条并向内弯曲取势，钩挑处隐忍不发，左右两边一收一放、一阴一阳，楷书的特征比较明显。

《法华经残卷》，顺锋起笔，顿按收笔，横画左尖右粗；竖画短促，按锋起笔，嘎然而止；撇画方头锐尾，长撇多具翻飞之势，短撇厚重；捺画作肥笔而不出锋，是侧笔向下顿按写成；竖钩之笔，往往长垂无钩。结体方正。

通过以上几件书迹，可以看出这类楷书书迹它们书法风格的共性是：在笔法上，横画起笔露锋，不作直下的侧锋或逆向的回锋，顺运动趋势按下，干脆利落。由于行笔的速度极快，所以到笔毫铺开时，笔划已经运行过半了，线条显得非常劲健锐利。横画的收笔不像成熟期的楷书那样往下按顿，然后回笔作收，而是取隶书的横势，重按之后往右上挑处，作飘举飞扬之状。撇画重按起笔，往左下方顺势出锋，线条作圆弧状，尖细遒媚，末端略带回转的牵丝，与下面笔划意连。捺的收笔特别粗重，一般不作明显的上挑之势。写点时迅速猛收，兔起鹞落，捷速异常。竖画上粗下细，尾多悬针。钩趯向右的重而粗，十分夸张，向左的小而尖，极力淡化。竖折之笔向内作弧势，使得方围字形，四角挺出，骨架硬朗。总之在笔法上隶书的痕迹在逐渐减弱，楷书的成分在逐渐增加，左细右粗，撇细捺粗，点画线条的变化愈来愈大，形式日趋丰富。在结体上，基本上还是隶书横平竖直、以横向取势的方法。由于作为主笔，引长的笔划是横、撇、捺、竖钩。并且横画取平势且长，竖画短而直，因而字势方广平正。但往往左疏右密、左轻右重、左高右低、左弱右强，显得有点不协调，这种失去平衡关系的结体正是西晋楷书向成熟楷书进化的内在根据。

（二）简牍纸书

在出土的西晋简牍和残纸中（尤其以楼兰文书为主），有不少楷书字迹，通过这些楷书书迹我们可以考察西晋的楷书，尽管这些楷书书迹中有许多都没有确切的纪年。这批早期楷书，出自不同的书手，面貌多样，楷法也各有渊源，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风格类型。

第一种是隶意浓而古质的楷书。这类楷书还带有比较多的隶书笔意，字形多变，有长有扁，但基本上还是平结式。在笔法上横向笔划左低右高，竖钩多是平挑，竖、撇时有翻挑，捺画多作肥笔状。这类楷书估计是直接由“新隶体”演化而来。这类楷书书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清用》、《正月廿八残纸》、《追惟》、《八月十日》、《马厉封检》、《悼痛残纸》、《日孤残纸》等。

第二种是部分楷法趋于新妍的楷书。特点是笔划直劲，趋于平正，笔划形态逼进成熟的楷书。这类楷书的共同特征有：横画起笔按锋，收笔顿按；竖画在收笔处驻笔；竖撇，方头尖尾，收笔不在发笔翻挑；捺画，在收笔处驻笔顿按，然后折笔平出；竖钩，竖笔顿按后向左上方挑出。这类楷书在笔法上，最醒目的之处就是笔划的“端部”和“折点”，这是由书写者采用“提按”的用笔方法所致。由于提按写法的大量运用和强调，特别是横画收笔的按锋和撇笔的方头锐尾，使得早期楷书带有隶意的挑笔隐没。笔法的改变必然影响点画形态，从而确立了楷书的笔划形态，笔划的改变势必影响结字的体态，所以这类楷书的体态已经“进化”，与内敛的“王（羲之）书”几乎是一步之遥，只是笔划的丰满程度、结体的精整水平和欹侧的姿态不及“王书”而已。这类楷书比较有代表性的书迹有《《超济白残纸》、《三月一日》、《济言》、《感情》、《大人》等。

（三）《三国志》写本残卷

出土的晋人楷书写本《三国志》写本残卷有四件。其中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一九二四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的（甲本），此卷内容起自《吴书．虞翻传》中“权于是大怒”之“怒”字，止于《张温传》中“臣自入远境”之“境”字。共八十行，计一千零九十余字，中间略有残损。另一件是一九六五年在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的（乙本）（附图，见王靖宪《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之86页）。此卷内容起自《吴书．吴主传》中“至巫山、秭归”中的“巫”字，终于“赦诸军但深沟高垒”的“垒”字，共四十行，计五百七十余字，中间亦有残损。郭沫若先生认为：“就字迹来看，乙种写本当比甲种写本较早，可能乙种是西晋抄本，甲种是东晋抄本，但相距的年代，毕竟不会太长。”

《三国志》残卷乙本，字体颇类写经体。曲笔较多，横画多作俯势，横画入笔多尖细，行笔时逐渐加粗，重按后收笔，形成两个方角，同入笔时的尖锋成为尖锐的对比。有的短画竟近三角形。竖画相反，下笔粗重，收笔变细，或成垂针。撇画不但弯曲，而且出锋。捺画入笔尖细，重按后收笔，故收笔特宽而粗，在整个字中特别突出，以致成为整卷中最有特色的笔划。整个看来，此残卷结字严谨，字形方整，由于粗重笔划较多，故比一般写经显得质拙厚重。

《三国志》残卷甲种本，书写精整，用笔沉稳有力，一丝不苟。横画顺锋起笔，是尖头，但起笔也时有顿按，如“甚、所”等字的长横、“老、也”等字的短横；横折之笔的肩部，不是一转而下，而是发力顿按，出现明显的方折；捺画横卧，作肥厚的波磔；长横、点画收笔时时见挑笔、撇笔的翻挑；竖画、撇画顿锋起笔，是方头；竖钩之笔，明确地向上方挑处。如“蜀、对”等字；此残卷结字以平结为主，平整严密，疏密匀称。一些偏旁部件和单字结构，如“月、欠、直、必”等，与成熟的楷书写法虽然尚有显著的差异，但有许多字，如“大、川、中、第”等，其结体已经进化到欹侧姿致的程度。

综观甲、乙两个残卷，可以看到二者的确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也许与书写者的个性有关。但是两本之间确实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如偏旁部件的写法、结字方式以及残存的隶式，基本一致。如果以后世的成熟楷书作参照的话，甲种本的楷化程度要胜于乙本。难怪后世考证者大都认为乙种本早于甲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