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底，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和生活的周恩来，因为小肠疝气重度发炎，不得不住院治疗。

7月10日这天是周父的寿诞，因为自己住院错过了日子，病床上的周恩来正想着如何给父亲补办生日。

然而，这天下午，《新华日报》的一个报童照例来到周的病房送报纸，随口说了一句办事处的情况：

“看仓库的老爷爷，好像是打摆子死了。”

周恩来听罢心惊肉跳，惊惧不已的他，不顾医生劝阻执意要尽快出院。

那么，这个“看仓库的老爷爷”是何人？为何让病体尚未痊愈的周恩来这般牵挂？

原来，这个老爷子正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

周劭纲老先生

33岁痛失爱妻，周劭纲远走他乡28年

1898年，一名男婴在周家呱呱坠地。他的母亲在怀孕时，便梦见一只鸾鸟飞入腹中，因此男婴的乳名唤作“大鸾”。

周大鸾的祖父，是晚清海州直隶州知州周起魁，为官清廉耿直，人多尊呼“云门公”。他遵照家谱，给这个孙儿起名“周恩来”。谁也没有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这个男婴将成为亿万中国人敬爱的总理，当然这是后话了。

1949开国大典上的周恩来

云门公周起魁是浙江绍兴人，科场失意，在淮安府当刑名师爷。因为精明能干，打拼多年终于在淮安购置宅邸，从此举家落户江苏淮安。

云门公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周贻赓，是周恩来最敬重的伯父；次子周贻能（后改名周劭纲），便是周恩来的生父。三子周贻奎，可能患有小儿麻痹症，长期行动不便；四子周贻淦，则从小体弱多病。

周起魁对长子和次子寄予厚望，周劭纲成人以后，他更是将同僚的女儿万冬儿求来做儿媳。万氏为他诞下了周恩来、周恩溥和周恩寿三兄弟。

周恩溥和周恩寿

周劭纲自知肩上责任重大，从小便在父亲周起魁的教导下，勤勉苦读。然而事与愿违，即便是四书五经熟烂于心，多次科考依旧告败而归。无奈，周起魁只好给他捐了一个“国学生”，挂“主事衔”。

“国学生”算是晚清最高的学历了，而“主事衔”是正六品的官阶。不过周劭纲空有头衔，清廷却无官职空缺授予，最终不得不走父亲的老路子——学做师爷。

周恩来出生不满一年，周劭纲的四弟周贻淦卧病在床。当时周贻淦新婚不久，妻子陈氏尚无身孕。周劭纲不忍弟弟绝后，遂将爱子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自此，周恩来的童年便在养母陈氏和乳母蒋江氏的抚育下长大。

童年周恩来

1900年左右，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病故了。自此，家道中落，生活日益拮据。籍籍无名的周劭纲，只能四处谋生，不是做师爷，就是当塾师，更兼誊抄文书，售卖字画，足迹遍及江苏、安徽、河北......

就在周劭纲为了一家老小艰难谋生之时，爱妻万冬儿的病逝叫他措手不及。接到妻子病笃的消息，周劭纲匆匆赶回家乡，车马迢迢山高路远，竟未能赶上最后一面。

云门公周起魁还在的时候，周家和万家那是门当户对，可如今周家日益败落，周劭纲一人承受的不但是失去爱妻的痛，更有来自万家的刁难。岳母执意要求为周劭纲举办风光体面的葬礼，罗列了诸多严苛的要求。

周恩来生母万冬儿

周劭纲典卖了两间老屋，又找人借了钱，才凑了一副楠木棺材将妻子入殓。岳母要求周劭纲必须厚葬亡妻，这大大超出了周劭纲的能力范围。周劭纲尊重岳母家的意愿，决心出外工作攒够钱回来，再将妻子好生安葬。

这一年是1907年，这一年的周劭纲，只有33岁。他将妻子灵柩暂厝与寺庙之中，匆匆告别三个儿子，离开了家乡。或许，在周劭纲心中，这并非是来自妻子娘家人的刁难，而是他周劭纲亏欠亡妻太多太多了！妻子出身大户，自小锦衣玉食，可嫁过来没有多少年，便陷入生活的窘迫当中......

不久，大哥周贻赓介绍周劭纲来东北谋生，周劭纲先在辽东一带的县衙当师爷。因为看不惯晚清县衙贪墨成风、黑白颠倒的乱象，周劭纲几经辗转，最终找到退隐的清末道台老爷彭广心处当了幕僚，这一次总算是遇见了性情相投之人。

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

周恩来笔尖下，倾泻着对父亲的无尽想念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给伯父周贻赓写信，告知家中拮据的窘迫情况和自己渴望求学的心境。周贻赓大为感动，主动帮弟弟周劭纲承担了周恩来求学的费用，就这样周恩来也去了北方。可是生活重压之下，周劭纲和周恩来父子聚少离多，常常大半年也见不上一面。

1916年旧岁除夕，身在天津的周恩来，在文章中怀念南方故乡过年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南俗晚间聚家人，父子团聚一案共食，名曰‘守岁饭’......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

春节是团圆的节日，而家庭的变故和生活的重担，压得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喘不过气来。孤身一人在外飘零，以至于除夕都无法和家人团圆。没有人知晓，这个没有父子团圆的年，18岁的周恩来是如何过得。

周恩来

1918年暑假，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放假回国。在北京（1928年改北平）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周劭纲。这时的周劭纲在京兆尹公署当收发员，因为处事不圆滑，有规矩和操守，竟被北洋政府辞退。周恩来见到的不是工作稳定的父亲，而是很快丢了饭碗被迫南下的父亲。

在8月27日的日记里，他记载了父亲“已四点钟行，往南京去。”悲从中来，笔下倾泻着胸中无尽的感伤“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

虽然生活清苦，但周恩来还是省吃俭用，用来购买进步书刊。建国后曾有南开校友回忆，即使是自己经济拮据，周恩来也对劳苦大众饱含深情。那时候学校里面有个姓吴的老头，干些杂活为生。有段时间这个老人家病得厉害，是周恩来多次去给他烧水做饭，还拿出了8个铜板给老人家渡过难关。

五四运动时期的周恩来

1922年，周贻赓再次介绍周劭纲去东北工作，这一次终于稳定了下来，周劭纲开始有了一点积蓄。九年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周劭纲旋即失业，暂住在吉林周贻赓家。

此时的周恩来，经过旅日、旅欧的经历，成长为了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正在上海进行着的秘密工作。在这期间，周劭纲来到上海，父子俩短暂相聚了一段时间，他也帮着儿子与儿子的战友们做些掩护工作。

其实，自从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事件”以后，周劭纲就经常在报纸上看见儿子周恩来的悬赏通缉令。虽然万分担忧儿子的性命安危，也不懂得什么主义，这个深爱着儿子的老父亲，一如既往地选择默默支持着他，既不干涉儿子的决定，也不多问儿子的工作。

黄埔军校任职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失陪了各位！

不久，周劭纲的大哥周贻赓在天津病逝。多年以来，大哥有情有义，如同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大树，而今树倒了，人去了。在大哥的葬礼上，周劭纲结识了一个朋友，后来在安徽找到了一份薪水可观的工作。

1935年，在外奔波了28年的周劭纲，终于回到家乡，将妻子的灵柩领回，为她操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这一年，距离他远走他乡已经过去了整整28年，青丝变白发，他终于兑现了一个男人的承诺。

在痛失爱妻的28年里，周劭纲一直独身，从未动过续弦的念头，以至终身不复娶。他对万氏的感情，就如他的性格一样，深沉而弥远。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我要失陪了，各位。今晚我的老父亲夜里10点到达汉口。暴虐的敌人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也迫使我的老父亲南来。生离死别，都出自于敌人的侵略，生离死别，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失陪了，各位！”

被老舍先生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这一幕，是周恩来1938年5月在武汉一次会议上的提前离席时的讲话。抗战之初，国府一路溃败，丧城失地于日寇。周恩来忧心父亲的安危，向组织申请将他接来武汉。战乱年代，父子二人再度相聚，更显难得珍贵。

周劭纲老先生到了武汉不到半年，日军又迫使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走。西迁的队伍走走停停辗转多地，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最终平安到达贵阳。

在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山城重庆成为了战时的陪都。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在重庆红岩村挂牌成立，安稳下来之后，周恩来方才将两位老人接来。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的红岩村

1940年，周劭纲已经66岁，多年辛劳身体大不如前。在办事处内，周劭纲没有闲着，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收发邮件、看管仓库、打扫院落等等。

周老先生好酒，闲暇时候喜欢独饮——或许这并非他所愿，办事处的年轻人都有要忙的事情，平日也有工作纪律，鲜有闲心陪他小酌。周恩来向来海量，但能够抽出空闲陪着父亲开怀畅饮的时刻，却少之又少。

喝酒可能是乐趣，但更多的是一种宽慰。他是旧时代出身的人，在新旧碰撞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时局动荡，亲友离散，家国沦亡，诸多不幸的事情都叫他赶上了，60多载光阴往事，能与人言无二三。喝着，喝着，便醉了。

周恩来告诉他：办事处的人每天都有重要的工作，你年纪大了，喝醉了便叫人忧心，免不得要分神照看你。

从此，周老先生再没有过痛饮三大白，只有举杯小酌。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在红岩村

周恩来住院期间，老父亲突然病逝

1942年6月末，周恩来因为小肠疝气导致重度发炎，不得不住院进行手术。怕周老先生担心，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很默契地没有告诉真相，只推说是去外地有重要的事情办。

周恩来住院一个多星期后，周劭纲不知怎么的，染上风寒开始感冒发烧。办事处请来大夫为他抓了药，可是服用了几天却并无好转。7月9日，周劭纲病情有些加重，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10日夜幕再次降临，老人家撒手人寰。

这一切，周恩来并不知晓，甚至病中的周恩来就算是住院也在牵挂着父亲。12岁就出外求学，大半生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奔波劳苦，常年无法侍奉至亲，好不容易父子相聚，周恩来每逢闲暇总是无微不至，常常探问。

邓颖超和周恩来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心里一直记得一个重要的日子——二十八号。

早在7月6日，周恩来就在病房中给邓颖超写信，请她和爹爹周劭纲商量一下，“若他愿意在二十八号请人吃面，那便不必等我回来。若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便等我回来！”

这里周恩来所说的28号，是农历五月二十八号，即当年的7月11日。信中所说的“吃面”和“补做”，皆是因为这一天是老父亲周劭纲68周岁的生日。

按照老家的传统，周劭纲68周岁，即是虚岁69。“做九不做十”，周恩来应该要在7月11日为他准备69岁的生日，算作是“七十寿诞”。

可是因为刚做完手术不久，医生并不许他出院，周恩来不得不卧床静养，最多起来在房中简单锻炼或者写写字，父亲的寿诞必然是要错过了。

因此，周恩来才在7月6日寄出的这封信里，让妻子邓颖超帮忙询问爹爹的意见。倘若老父亲愿意在7月11日那天请人吃面算作过生日了，那便不必等他了；假如老父亲执意要等他一起过生日，那就等他出院了再为父亲补办。

然而周恩来并不知道，就在即将康复出院，躺在病床上为父亲设想生日计划的时候，他最爱的老父亲周劭纲先生，在无情病魔的摧残之下，溘然长逝。

小小的一方病房里，洋溢着病体渐愈的喜悦，而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内，却被哀痛的情绪所笼罩。

红岩办事处在小山上，原是饶国模女士的住所

董必武编织善意谎言，小报童无心说漏了嘴

彼时的周恩来手术后需要住院静养，这样重大的事情，究竟要不要告诉他？临时主持工作的董必武召集了邓颖超等工作人员，大家开会一致决定：周老先生病逝的消息，暂时不能告诉周恩来，必须等到他痊愈出院了才能说。

但，老父亲突然病故这样的噩耗，什么都不叫周恩来知道也不好，为了让周恩来有个心理准备，在周劭纲病重时，周恩来才被告知：老父亲染上了疟疾卧病在床，不过“情况尚稳定。”

周劭纲逝世以后，董必武、邓颖超将老先生入殓，灵柩暂厝于防空洞内。同时派出工作人员童小鹏和吴克坚去医院探视周恩来。临行前，董必武正色交代他们俩，假如周恩来问起父亲的情况，一定要告诉他：“病有好转，请放心。”

董必武（中）

没有撒过谎的两个忠诚的干部，面对上级周恩来还是撒了谎。他们神色镇定，语调平和，一起编织了这个善意的谎言，直到离开医院才发觉汗水早已浸透背后的衣衫。

得知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周恩来心情更加舒畅，医生也告诉他，再过至多不过一星期即可出院。7月12日，周劭纲老先生逝世两天后，周恩来依旧被蒙在鼓里。

这天上午，病房里一个花瓶不知怎么地砸在地上，将他惊醒。醒来的他，欣然提笔写下这样两句诗：

“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

寥寥几字，溢满了很快就可以出院见到父亲的喜悦。随即，周恩来又提笔给妻子邓颖超去信，感谢她这几日因为老父亲患病的操劳：

“闻爹爹病体渐愈，甚是放心，并谢谢你的偏劳！”

周恩来有看报习惯

7月12日下午，《新华日报》的一个报童，按照惯例来给周恩来送报。周恩来住院期间也看报掌握时局要闻，因此报纸送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后，也送一份到医院来。

周恩来接过报纸，招呼小报童喝口水歇歇。在休息的间隙，这个送报纸的少年随口说了一句：

“看仓库的老爷爷好像是打摆子死了，办事处上下都在忙。”

这句话对周恩来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办事处干活的老人家本就不多，看仓库的老爷爷不就是自己的老父亲么？

没有人知道周恩来当时心中是何等滋味，更无人知晓这一晚他是否肝肠寸断，彻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便不顾医生的反对，匆匆换好了衣服出院回红岩村。

邓颖超默默挨骂，童小鹏不敢下楼

7月13日清晨，周恩来步履匆匆赶回办事处。在屋外感受到沉寂哀恸的气氛，进屋赫然看见老父亲的灵堂。眼看无法再隐瞒，邓颖超只好坦诚：“爹爹已经去世三日，我没有告诉你。”

周恩来当即痛哭，严厉地叱骂邓颖超：“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你也瞒着我？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

邓颖超和童小鹏合影

童小鹏从没有见过愤怒又悲痛的周恩来，在他的印象里，这位领导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极少情绪失控。严厉的责骂和悲痛的哭声响彻办事处，因为前两日才去撒过谎，童小鹏害怕得躲在阁楼上，没敢下来。

邓颖超流着泪没有过多解释，还是董必武出面，告诉周恩来这是他不在的时候，党组织开会大家一致作出的决定。

周恩来默然无言，静静走到父亲灵前，不顾病体虚弱，含泪为老父亲守灵达旦。当天，毛主席从延安发来唁电：

“尊翁逝世，政治局全体同仁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多多休息。”

7月14日，周劭纲老先生被安葬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墓里。15日，《新华日报》刊发了周恩来、邓颖超联合署名的讣告。

《新华日报》上的讣告

1942年，这个飘零半生的男人终于走完了艰难的68个年头，终究没有等到儿子为他准备的寿诞，倒在了生日的前夜。

为葬亡妻，他离乡出走28载；

痴念旧情，他鳏居35度春秋。

而今，他在重庆红岩村，爱妻万氏在淮安老家，远隔千里。

后记

1974年，弟弟周恩寿的儿子周秉钧前来探望罹患重病的周总理。在总理之位上，他又为人民殚精竭虑20多年，而今也走到了蜡炬成灰的时刻。他对侄儿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父亲，说：

“我对你爷爷是同情的，他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元。人又很老实，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坏事。我在上海的时候，他还掩护过我。”

殚精竭虑的周总理

1976年隆冬时节，亿万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在整理周总理遗物时，人们在他生前使用的一个小皮夹当中，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背面写着四个字“爹爹遗像”。

周劭纲和周总理父子两位君子，一生重情重义、坦坦荡荡，正如北宋时周敦颐《爱莲说》说的那样：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笔者有感，写下此文，致敬伟人父子。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他们的故事常说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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