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一书中的第四章，曾写道了自己中年时期，周恩来去世后，自己经常来到西花厅看望邓颖超。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正是五月的天气，周秉德下班后便去探望邓颖超，她亲切地喊邓颖超为“七妈”。傍晚的余晖落在二人脸上。

邓颖超手中拿着一只黑色的小皮夹子，眼神黯淡，情绪低落地思考了很久，沉默一段时间后，邓颖超才缓缓开口：“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你伯伯一直贴身放着，十几年如一日。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周秉德郑重地接过皮夹子，听邓颖超讲述着这背后的故事，轻轻打卡，却发现里面夹放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周秉德又惊又喜，脱口说道：“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这种老照片后面，还有周恩来亲自用钢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这便是周恩来父亲——周贻能的照片。

在那么危险横生的年代，周恩来总理为何日夜贴身携带一位过世之人的照片呢？这对父子是如何度过最后一段时光的呢？

今天博览历史就带大家透过这张老照片，一起回到那一段旧岁月中，一起倾听周恩来总理的父子故事。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既能回顾往期文章，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年幼时过继叔父，前往外地学习

周恩来的爷爷是海州直隶州知州周起魁，在清末时期看来，还是一个不算很小的官。但在周恩来出生时，周家已经算是没落了，大不如前。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了，他的生父便是周家的第二个儿子——周贻能，母亲是万青选的女儿万冬儿。周贻能一家对这个刚出生的第一个儿子，十分重视珍爱，就像许多人家的父母一样。

但之后，因为周贻能的四弟周贻淦体弱多病，病逝长辞，周起魁考虑到周贻淦家中无子嗣，便将周贻能刚刚出世的大儿子——周恩来，过继给了周贻淦为子嗣。周贻能与万冬儿面对自己父亲的这一决定，虽然十分不舍骨肉分离，也只能含泪同意。

没过多久，年迈的周起魁也猝然离世，此时，周贻能又新添了两个儿子，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压到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身上，他凭借自己曾经上过学的文字功底，在当地给别的人家当了一段时间的文职，后来发现这样的收入十分微薄，只得背井离乡，前往外地，辗转多方，谋求生计。

他尝试了许多工作，也去了很多地方，但收效甚微，收到的工资，他第一时间就寄回家中，缓解妻子万冬儿照顾孩子的重担。但这样的生活，养家糊口都十分困难，他们一家经常要依靠哥哥周贻赓的照拂。

1907年，万冬儿离世，周贻能愈发低落，现在在世上的，只有自己和三个儿子相依为命了。爱妻的与世长辞时常令他唏嘘不已，他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回家，与妻子一起面对生活的困难，他也十分后悔自己没有陪伴妻子度过最后的一段时光，再见面，已经阴阳两隔。此后，周贻能更加关注三个儿子的成长发展，他没日没夜地工作，薪水微薄，那他就多打三份工，钱多一点，孩子们的生活就能好一点。

此时，周恩来也因为父亲周贻能之托，随着自己的大伯周贻赓一直在东北读书，虽然与生父周贻能一直有书信上的往来，但二人见面机会十分少。后来在周恩来寄来的信中，这位父亲了解到他在日本、法国等地的学习生活，虽然自己不懂这些先进思想，但知道自己思念牵挂的儿子，身体无恙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周贻能明白，虽然周恩来谈到的政治、思想，自己不懂，但只要孩子愿意，能平平安安的，为人父母的，心里就踏实许多。他节省出不多的薪资，每日买最新的报纸，希望能从上面看到自己儿子的最新消息。周恩来此时逐渐在政坛上有了名声，身为父亲的周贻能，得知周恩来的作为后，内心既自豪骄傲又感到许多愧疚，自己年轻时一直奔波于生计，并未好好陪伴自己的孩子长大。

岁月不饶人，周贻能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也希望能和自己的孩子居住在一起，尽可能地弥补早些年的遗憾。

父子终重逢

生逢乱世，周恩来总理在这乱世中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一片黑暗中与众多志同道合之人共同燃起希望的火把。但周恩来总理时常难过，自己忙于政务，并无时间陪伴生养自己的父母。

在周恩来11岁时，他的生母和嗣母就都已经相继去世了，但这两位贤良淑德的女子，都给周恩来留下了珍贵的礼物。周恩来自己曾说过，自己的生母是一位性格开放、热情爽朗之人，自己的嗣母则是一位能耐得住寂寞，在房中一待一天的人，受这二人的影响，周恩来才既能静下心来，在处理大事情上也果断大胆。

此外，周恩来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也深受母亲的影响，小时候母亲经常抱着他阅读一些经典书籍，年幼的周恩来心中就埋下了一颗爱好阅读，从书本中品百味人生的习惯。

随着周恩来工作的稳定，他希望将自己还在世的老父亲接到自己身边来，陪伴他度过余生，以免落得和自己母亲过世那么终生遗憾。

1938年1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与邓颖超商量到，“我最近想把老爷子接来，让他来和咱们一起住。我从小到现在，与老爷子相处时间并不长，现在老爷子都六十多岁了，我希望能好好陪陪老爷子。”

善解人意的邓颖超听到周恩来的提议后，连忙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来到周恩来的书桌前，拉起他的手说：“这样再好不过了，老人年纪大了，万一有个什么病痛的，咱们照顾也方便。不用再像以前了，现在家里条件也差不多，你快给老爷子写信吧，什么都不用带，我给老爷子置办去。”

两人商量妥当后，周恩来便取出了一张米白色的信纸，写信给来正在天津生活的周贻能，在灯光下，他一笔一划地认真写着，这样的场景，让他想起来了，年幼时，在母亲怀中看书的日子，他越发想见见自己的父亲了。

收到信后的周贻能非常高兴，自己也早就想去和周恩来一起生活了，但一直怕自己的到来，会影响儿子的工作，便一直没有开口，这次的心有灵犀，让周贻能兴奋不已。两人此后又通过写信确定了具体到达的时间。

中间因为一些琐事耽搁了，周贻能最终在5月份到达了武汉。

五月份的武汉，天气中有些潮湿，又混杂着花香草香。周贻能到达汉口是一个晚上，当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先生也在场，也正是这样的机缘，老舍先生用他细腻动人的语言，记录下来了周恩来总理前往接自己老父亲的场景。

老舍先生是这样写到的：“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短短的几句话，就将一位许久不见自己父亲的儿子的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通过老舍先生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总理为人儿女，最原本的忠孝之心和因老父亲来到汉口的兴奋激动。

其实这并不是父子的第一次见面，早在1927年，报纸上报道了上海四一二事件后，此时正在打工谋生的周贻能看到了报纸，又听到许多身边的人说，“这次四一二事件啊，共产党以后怕是难咯，这要是被抓住了，可是咔嚓一下，要杀头的。”

“怎么可能只杀头的呀？那肯定要用各种刑具伺候的，那些都是折磨到死的。”

听到这些的周贻能担心极了，立马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往了上海。在与周恩来确定后，周贻能便陪伴在周恩来身边，替他打打下手，传递一些消息。这样的陪伴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周恩来因为工作需要，要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他与自己的老父亲周贻能说：“爹爹，我这次去武汉，那边还都没安顿好，您就不要随我舟车劳顿一番了，等我处理好了，我一定写信告诉您，到时候我再接您。”

周贻能明白儿子的担心，虽然心中充满了不舍，但自己也只好与儿子匆匆告别，此后，父子再次分居两地。

1931年，周贻能一天通过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得知现在党内情况十分危急，许多重要领导人都存在被抓捕、被迫害的风险。他还在《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等上海各大报纸上看到了自己儿子周恩来被重金悬赏的消息，这位老父亲了解到自己的儿子周恩来就在上海，这个情况最危急的城市，老父亲周贻能心里捏了一把汗，他什么都顾不得了，再次以最快的速度辞职，赶往了上海。

在他与周恩来在互相来信中，周恩来担心自己的身份会牵连到父亲的安全，多次提到等到情况稳定下来，再接周贻能过来，但周贻能当时考虑不了那么多了，他这次想做的，就只是护好自己儿子的周全，在周贻能的期盼和要求下，他来到了周恩来当时所在的上海的一个隐蔽住所——自己弟弟周恩寿的家中。

周贻能此时想做的只有帮助自己的儿子，来到上海后的周贻能，一直假借着自己的身份，因为自己年纪也大了，也并未在上海有过多牵连，他多次替周恩来完成与其他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接头工作。这种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暴露，随之而来的就可能是杀身之祸端，但周贻能不怕，自己这辈子都没有为儿子做过什么，这次他要担当起一个为人父亲的责任，他愿意替周恩来承担所有的风险，替他做最危险的事。周贻能不懂那些革命理论、思想路线，也不明白战略部署，也许也谈不上救亡图存，但他心里装着的都是自己的儿子，周恩来想做的事，他都会支持，他希望自己能多做一点，这样周恩来要做的就少一点，自己的孩子就有时间多休息一会。

每每看到周恩来熬夜批改信件的时候，周贻能都要背过身去，他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样辛劳，但他也无能去分担，只好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但这样共处的时光也没有持续多久，周恩来、邓颖超此次在上海，更多的是处理一些党内同志的安置问题和做一些情况的指示，这些事情处理妥当后，就到了父子分别的时候。那时候到了12月份，周恩来要前往瑞金与毛主席会和，周贻能明白自己跟着，将会是一个累赘，便也离开了上海回到北方谋生。

在这次之后，父子再次相见便是1938年的5月份了。虽然此后，还是有几次小的告别，但父子二人还是一起生活的时间占到了大多数。

慈父逝世，周总理悲痛不已

周贻能与周恩来在武汉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辗转到了重庆的红岩村，红岩村也成了周贻能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红岩村生活的日子里，虽然周恩来、邓颖超就在周贻能的身边，但二人时常因为工作的原因，夜以继日，与周贻能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多。

虽然周贻能心里非常难受，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是最需要亲人陪伴的时候，但他也明白，自己的儿子现在是为国家、为人民奔波劳累，他每日看到带着重重的黑眼圈的儿子，就心痛不已，他恨自己不能替他分担一些。

周贻能内心不好过，但并未对自己的儿子、儿媳说，而是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打发苦闷的时光。他经常帮助红岩村的干事们，打扫打扫卫生，坐在村口聊聊天，天气好的时候晒晒太阳，等到儿子、儿媳回来了，他们就一起吃饭。

周恩来虽然忙于工作，但对于无法陪伴自己老父亲这件事，还是十分愧疚的，他看着慈祥的老人，自己孤单单地坐在阳光下，心中就隐隐作痛。因此，他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在工作闲暇时候，多陪陪自己家老爷子散散步、晒晒太阳，替他转达自己的歉意。

周贻能知道了这一切，心里也都明白，并未责怪自己的儿子。

但天有不测风雨，一片祥和的生活，却被突然打破了。

1942年7月，周贻能老爷子在重庆红岩村办事处突然晕倒。这可吓坏了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都非常慌乱，昨天还一起聊天的老爷子，怎么今天就突然病倒了呢？

他们连忙将周贻能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在医院期间，周贻能发起了高烧，接连数日没有退烧，这下大家更着急了。此时的周恩来也正在住院，处于手术后的恢复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她知道以周恩来的性格，得知父亲高烧不退的消息，必然会不顾自己的身体赶来医院的，但她也担心父亲周贻能这次病的十分严重，可能再也没有相见机会了。

权衡之下，邓颖超还是选择了对周恩来隐瞒了周贻能生病的事。几天之后，7月10日，周贻能去世了。三天之后，这则消息还是令周恩来知道了。

一向温润如玉的周恩来，这一次却对邓颖超大发雷霆，他非常悲痛，又十分愤怒地对邓颖超说：“老爷子重病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吗？”

这样悲痛的消息一下子击垮了大病初愈的周恩来，他怀着歉意和思念，自己一个人跪坐在周贻能的灵堂里，这一跪坐，就到了凌晨。

周恩来对于自己没有赶来看老父亲最后一面这件事非常伤心，他一想到老爷子躺在病床上，充满期待地等着自己儿子赶来看他的神情，就悲痛不已。周贻能死前最后一眼，都是在朝着病房门口张望，他虽然知道自己一辈子平庸无能，没有给儿子过多的支持帮助，但他还是想最后看看周恩来，告诉他平时多睡一会，少喝酒，以后，要自己好好生活，但一切都没有可能了，他将这些话永远地藏在了心里。

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此后一直随身携带周贻能照片的原因了，他希望能带着父亲最后的叮嘱和关怀好好走完余生，希望能不负父亲的盼望，带领新中国走向富强。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就是这样，他虽然有着至忠至孝的心，但还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他知道只有这样，更多的家庭才能够团聚，才能有更好的生活。

感谢周恩来总理一生的付出，从他的身上，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他的拼命工作，还有尽忠孝要趁时光，不要等到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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