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王朔事件(风流才子王朔)
年纪越长,经历得越多,就会越来越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世间,物有千万,人有百种。
当然,这种承认,不仅仅是对一个常识的认可,更是基于认可之上的接纳。
茫茫人海,有大巧若拙的,也有头角峥嵘的;有静水流深的,也有浪潮汹涌的;有回望一生,乏善可陈的,也有活得汪洋恣肆,大开大合的……显然,作家王朔属于后者。
在他身上,有诸多个性鲜明的标签:“才子”、“顽主”、京圈“朔爷”,当然,还是徐静蕾的著名前任。
01
清朝文学家张岱有个说法:
“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
有癖,成其才情;有疵,见其真气,这对王朔来说,似乎是非常恰切的评价。
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更新,文艺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繁荣景象,以王朔为代表的北京大院子弟可以说撑起了半壁江山。
在最负盛名的京圈,王朔曾是一呼百应的核心人物。随着他的众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也顺势带动了姜文、冯小刚、葛优、赵宝刚、叶京、徐静蕾等人的风云崛起。
清朝诗人赵翼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但在更迭换代迅如流星的当代舆论场中,各领风骚十几年都已经是不小的奇迹。
这个传奇,属于王朔。
当年的王朔有多红?
马未都曾经在《圆桌派》上说:“王朔的文学地位或者文学粉丝是非常多的,他作品的顶峰期,我觉得今天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做到,影响了一代人。”
上个世纪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京圈导演,毫不夸张地说,基本都改编和拍摄过王朔的小说。
文学界也给予了王朔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继老舍之后,对北京语言发展贡献最大的作家。
但对于自己的作品,王朔处之淡然:
“你能看见更深的东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东西,起码也能让你乐一乐。”
因此,他写的作品从不故作高深,也不装腔作势,撕下笼罩在作家头上的貌似神秘而高贵的面纱,让文学走下神坛,成为与现实短兵相接,与热气腾腾的生活把酒言欢的“平民化”表达。
有一次在和高晓松喝酒的时候,王朔声称“打铁的叫铁匠,做木工的叫木匠,盖房的叫瓦匠,而我是码字儿的,所以我是个字匠”。
马未都还爆料过发生在王朔身上的一件奇事:
2005年,王朔在创作《我的千岁寒》的时候,家门口正好有一个修车摊儿,每天人来人往,这让需要一个清静创作环境的王朔忍无可忍,于是,他出去对修车师傅说:
“您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我给您三万块,您换个地方修车行吗?”
修车师傅听后难以置信。那个年代,3万块钱不是小数字,更何况王朔当时手头只有3万多。结果他果真进屋把钱拿给了对方。
修车师傅大喜过望,因怕“金主”反悔,立马携款逃之夭夭了。
王朔的这则轶事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李太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迈奔放。
文人并非都如此,这等旷达不羁之事若非至情至性之人,是断然做不出来的。
他的朋友孟京辉拍电影时曾遇到资金短缺,王朔遂慷慨解囊,出手就给了他五万。
作为王朔的前女友,徐静蕾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过对王朔大力提携的感激之情。
后来,王朔还帮助过王子文打赢了官司,得以解除限制了她事业发展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让她星途开始一路畅通。
王子文曾直接对媒体公开承认:“王朔是我的精神枕头。”
02
但无人能成为他的“精神枕头”,他的成长史就是一个“野孩子”的叛逆史。
小时候,王朔的父母忙于工作,没空管教他。于是,他整天领着一群大院里的小伙伴在胡同里疯跑乱窜,桀骜不驯的做派使其有种“混世魔王”的气质。
1977年,王朔被在军校任职的父亲扔进了部队去锻炼。
就这样,他开始了军旅生涯。
一年后,海军整编,王朔被派到一个部队仓库当卫生员。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曾无数次让他热血沸腾,他也无数次畅想广阔天地纵横驰骋,最后,却在部队仓库里虚度青春,浪掷时光。
就是在那段极其苦闷的时期,20岁的王朔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等待》,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
1980年,退伍后的王朔被分到北京医药公司当业务员。
由于无法完成医药公司每个月下派的任务,王朔跟好哥们叶京当上了“倒爷儿”,南下广州,进了一批墨镜、收录机、喇叭裤回来卖。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行为显然是不被允许的。组织发现后,要处罚他,于是,他干脆辞了职,与人合伙开起了烤鸭店。
但他并不是经商的料,下海扑腾了几下,只溅起零星浪花。做生意失败后,王朔开始全职写作。
1984年,王朔凭《空中小姐》进入文学圈,虽是小试牛刀,却初露锋芒,获得了《当代》文学新人奖。
1985年,王朔为了表达对沈旭佳的深情,与她合写了一部小说《浮出海面》。两人分别执笔,却写得严丝合缝,浑然天成。
但小说发表后,他们仍然非常拮据,穷到连个小馆子也不敢下。
一年后,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横空出世,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才让他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
也就是在那一年,王朔写出了《橡皮人》。这篇小说成为他创作的分水岭。
王朔把稿子交给了彼时还是文学编辑的马未都,马未都刚看到第一句,心头不由得凛然一震:“这写得也太惊世骇俗了!”读完赶紧推荐给主编。
主编也拍案叫好:“但第一句话太少女不宜了,得拿掉!”
印刷那天,恰巧马未都就在印刷厂值班,他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又把那句话给偷偷加回去了。好在发行后没几天,《小说选刊》予以转载,也没删除“少女不宜”的那个猛句。
《小说选刊》在当时的文坛是享有盛名的刊物,王朔的小说被其转载,无疑代表了主流文坛对他的认可。
名声大噪之后,王朔趁热打铁,接连发表了《枉然不供》《人莫予毒》《顽主》等作品,开始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
1988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群星闪耀的一年,也是王朔逆天改命的一年。
这一年,“陕西文学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交相辉映。40岁的路遥为影响了几代人的巨著——《平凡的世界》划下了最后一个句号;47岁的陈忠实在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里,着手书写他史诗般的作品《白鹿原》;37岁的贾平凹也当仁不让,携长篇小说《浮躁》摘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
当时,号称“先锋派五虎将”的余华、苏童、马原、洪峰、格非,正在文坛风生水起。
王朔也在而立之年登上了人生的峰巅。他的小说《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浮出海面》皆被拍成了电影。
王朔的拥趸原本就很多,经过电影的广泛传播,王朔更是声名远扬。他写在小说里的一些口头禅和个性对话,也被很多年轻人奉为“金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
正因为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文学界、电影界、评论界,才不约而同地将1988年称为“王朔年”。
“不走寻常路”,让王朔在当时文坛流派纷呈的背景下卓然而立,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属于“边缘群体”,他们以无知无畏的姿态摒弃正统观念的束缚,呈现出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鲜活生动的众生相。
他不喜欢折中调和,那些貌似无比正确和神圣庄严的东西,在他戏谑、反讽的笔端之下,都试图被他轻松消解。没有刻板说教,没有冠冕堂皇,没有虚假与虚伪包裹下的道貌岸然和蝇营狗苟,他凭借自己的敏感和天赋,入木三分地揭露出那个时代更具普世意义的社会与人文风貌。
很多人都认为他独创了“痞子文学”,难登大雅之堂。但“大俗”和“大雅”的界定很多时候并非如“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那般泾渭分明,在嬉笑怒骂里,在看似玩世不恭之中,他完成了一代特殊群体的青年人的精神画像。
因此有人说,当代通俗小说的新格局,发轫于王朔。
英文版的《商业周刊》刊登过对王朔的介绍,并用毫不吝啬的措辞将其评价为“以最现实的姿态书写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杰出作家”。
03
1989年,王朔和莫言、朱晓平、刘恒等十二位作家成立中国第一家民间作家组织——“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开始正式进入电影产业。
第二年,由王朔和郑晓龙策划的《渴望》火遍全国,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收视率的最高纪录,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而由《渴望》衍生出来的“《渴望》热”及“好人一生平安”等社会文化现象,是1990年所有中国人文化生活中共同拥有的集体回忆。
1991年,由王朔作为主要策划与编剧、金炎和赵宝刚导演的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上映,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来该剧被视作中国情景喜剧的开山鼻祖。
《编辑部的故事》开播时,在编剧一栏挂上了冯小刚的名字。
其实最初大家都不同意让冯小刚参与编剧,因为在此之前,冯小刚仅仅是一个美工,直到王朔说了句:“不要冯小刚,他也不参与了”,这才给了冯小刚接触编导行业的机会。
后来成全了冯小刚的巅峰之作《甲方乙方》,就是根据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而来的。
1992年,风光无限的王朔出版了四卷本文集,首印8万册。那年头,也就文坛的头六把交椅“鲁郭茅巴老曹”能出文集,健在的作家里,尤其是年轻作家,还没谁敢出文集的。
一时间洛阳纸贵,“王朔现象”也随之成为文坛的一大盛景。
1994年,王朔与冯小刚成立了“好梦电影公司”。
同年,改编自其原著的8集电视连续剧《过把瘾》问世,王志文和江珊演绎的当代爱情故事瞬间风靡大江南北;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的小说《动物凶猛》被姜文相中,将其拍成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由此成为了姜文多年后仍骄傲不已的经典作品。
而“好梦电影公司”拍摄的《永失我爱》《情殇》等,都成了冯小刚的练手之作。
公司挣到了一笔钱后,没有分账,“朔爷”发话:“这钱不分了,用做公司的前期投资,你和人出去交际吃饭也别小气,可劲儿花,这钱花出去也早晚能回来。”
1996年,王朔第一次当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在国内被禁演,他改编作家池莉的《一去永不回》也被认为宣扬“灰色人生观”,审查时被毙。
为了不拖累冯小刚,王朔解散了公司,将冯小刚推到了华谊兄弟的手里,自己远走美国。
临走前,他还把徐静蕾推荐给了赵宝刚。徐静蕾随后出演了赵宝刚导演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属于王朔的辉煌时代,于1997年戛然而止。
04
王朔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里,已经是2000年以后的事,尽管此前他只在国外待了半年。
千禧年过后,王朔陷入持续性的“崩盘”,但这次不是因为作品,而是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
“哭都哭了好几年”。朋友梁左、他的父亲和哥哥在那个时候相继去世,“哐哐哐连着来,感觉一星期就死一人儿一星期就死一人儿。”
虽然他长期以来跟一直奉行“高压政策”的父亲关系紧张,他也曾不断试图去反抗父亲的权威,但当父亲去世后,他还是感到“上面连着的那条根断了”。
曾经,他以为死亡离自己很远,只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但当他亲近的人,“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倒下就没了”这样的事真真切切发生在他的生活里时,他也由此产生了对生存意义的怀疑。
在“死亡”号角随时能吹响的生的虚妄和无常里,他仿佛是一个溺水者,希望能抓到一棵让他泅渡上岸的稻草。
但后来,他发现,这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
当人如果不能为生存找到可以附丽其上的理由时,那么,不如承认,活着,就是活着的意义。
2007年前后,王朔密集地出版了几本书,《我的千岁寒》《致女儿书》《新狂人日记》。
这时,距离他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10年。
对于新书题材和风格均与以往作品相异,王朔解释为:
“我把过去自己的东西全部砸碎,这才能绝处逢生。”
2010年,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2》上映,作为编剧之一的王朔的“京氏幽默”再次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他的名字仿佛已经不再闪闪发光。
彼时,冯氏风格的电影已成为中国喜剧片和贺岁档的扛鼎之作,冯小刚正意气风发地在娱乐圈开疆拓土。
中国老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盛衰兴替,是亘古之道,因此,没必要感慨万端,对于王朔来说,这不会成为令其心理困扰的关隘。
有一年,《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我看王朔》,把王朔批判得体无完肤,字字入理,句句诛心。
有读者看后表示大快人心,骂得过瘾,结果一打听,这篇文章作者,竟是王朔本人。
在大风大浪里穿行,他一度以为自己活通透了,后来却发现自己曾经做过的很多事情未必都是对的;他想穷尽人生之妙,结果,花了毕生的时间来推翻自己一心臆造的“天堂”。
在很多人眼里混不吝的家伙,是一个眼泪窝特别浅的人:“见不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受一点委屈,觉得全世界的苦难都与我有关,而且我不但见到了这些苦难,我还是所有苦难的作恶者。”
这与朋友们对他的评价如出一辙:“其实王朔很痛苦,他对这个世界过于敏感。他是个心地善良、假狠的人。他写得狠,但内心不是这样。”
但很少有人去探索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在浮光掠影里看尽人生百态,在浅尝辄止里自以为了解了人性幽微,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允许自己的耐心看到“冰面”上的八分之一。
那剩下的浩瀚与深度呢?也许只能成为每个人自身拥有的广袤与孤独。
05
这种广袤的孤独有时不仅仅来自于人与血缘之外的人的隔阂和疏离,很多时候,甚至来自于至亲。
王朔一岁半就被送进保育院,过两三个礼拜才回一次家,直到十岁才离开保育院。
“我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
在王朔的回忆中,每当自己犯了错,父亲都是下死手打他:“我父亲打我的时候,一直打我打到他打不动。”
与父亲的暴力相比,来自母亲的“冷漠”对王朔伤害更大。
他的母亲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军医,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王朔曾回忆,小时候因为阑尾炎发作要做手术,老师把痛到几乎晕厥的他送到医院,就赶忙联系父母。匆匆赶来的只有父亲,母亲则因为要照顾病人,没办法来看他一眼。
由于亲情的扭曲和缺席,让王朔的前半生都滞留在心理上“无父无母”的状态。所以王朔早期作品塑造的主人公,大都是敌视父母和挑战秩序的“坏小孩”。
2007年,50岁的王朔和79岁的母亲,登上某心理访谈节目,希望能通过专家的调解,打开多年以来横亘在母子之间的心结。
在心理专家眼里,王朔很多时候都属于“外强中干”:“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也非常有压力,他渴望被接纳,但是又总是在拒绝。”
他心中那个自幼年时起就存在的黑洞,在其后几十年的人生中,从未被填满过。
这种巨大的匮乏,一方面可能造成一个人的冷漠、孤僻和极度自私,另一方面也可能物极必反,他会极尽所有的热情将未曾获得的爱,输送到自己爱着的人身上,尤其是下一代身上。
在女儿咪咪身上,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父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年纪尚小的王咪在一家古董店里相中了一块老式手表时,王朔二话没说就掏出了800块钱,为女儿买下了手表。
那时的800元钱快顶得上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工资了。
当妻子责怪他将女儿惯坏了时,他回答:“我起码让他知道,你拿八百块钱甭想骗我女儿。”
2013年,王咪出嫁。
但他没有参加女儿的婚礼。
结果,是冯小刚赵宝刚刘震云等代表娘家人上台致辞。与王朔有二十多年交情的陈丹青能理解王朔的隐衷:
“看着咪咪穿婚纱出来,我立刻明白王朔为什么不来,他会扛不住!我知道他没有勇气站在这儿。”
王朔的爱女箴言曾广为流传:
“我将来不要你养,说实在的,你给我的快乐,早就超出我养你花的这点钱了。”
“我希望你快快乐乐过完一生,我不要你成功,我最恨这词儿了。”
在另一面,他对母亲曾经的深怨也在慢慢冰消瓦解。
他问过母亲这样一个问题:
“你的一生为了什么?”
母亲愣了一下,回答说:
“为别人,为那些病人。”
“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他的父辈那一代,都是将奉献和牺牲当做自己的信仰,对自己及其家人,疏于关照和体恤,但他们浑然不觉,他们把“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看得比什么都重,因此,这种悲剧正如王朔的母亲所讲: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王朔的母亲后来在回忆录《一家人》的最后一个章节中写道:在这里,我想对儿子说:“妈妈永远爱你。”
这场母子之间的漫长和解,跨越了数十年的岁月风烟,姗姗来迟,但从那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成为了母亲的孩子。
06
如今,身为一名作家,他仍在“码字”,这成为他余生的“道场”。
“出版不出版,在哪里出版,都无所谓,在我死前端出来就行。”
在家里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的手写体:“不受福德”。这4个字,是他的自省真经。
不执于福报和功德,才能戒除贪嗔之念,收获人生的大自在。
他已经宅了很多年,深居简出,和一只猫相伴。日光有时透过窗子照进来,他看到蜷缩在身边的猫咪,脸上会现出难得的笑容。
偶尔会有邀约,但他总是还没出门就开始后悔。时间长了,他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感觉,因此,他会下意识地拒绝让他觉得不舒服的邀请。
尽管他的作品至今毁誉参半,但多年后,仍被很多人视作是当代通俗文学的一座顶峰,堪称 “当代文坛跨越不过的存在与永在”。
如今,他也过了“六十耳顺”的年纪:听得进逆耳之言,面对詈骂也无所谓,无所违碍于心。
孔夫子主张“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他仍有话要讲。
他从没有自诩为“君子”,世上的伪君子够多了,他希望到死,也是那个能活出一口真气的人。
他一直认为,“所谓活得明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绝不把评判的标准交给别人。”
把评判的标准一旦交给了别人,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的喜怒哀乐皆拱手相让,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允许被一再掣肘。
因此,能独立思考,不趋之若鹜,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在我们这个社会难能可贵。
半生轻狂,一世清醒,他曾感叹“我庆幸我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
而那些赞美过和毁谤过他的人,爱过他和恨过他的人,也都在时代的裹挟下渐渐老去。
盛筵终散,大梦一场。
所幸,仍有一些传奇,氤氲难绝,余音绕梁……文/荠麦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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