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刚入夏，县工业局政工组让我填一份工农兵大学生推荐表，据局政工组负责人孙泽顺说，工业局系统有一个推荐名额，我填了表但最后没去上，听说这个名额后来给了一个长春老高二的知青。机会虽然丢了，我的心思却活泛了。刚入冬，冬季征兵宣传铺天盖地，既然工农兵大学生当不上，我就去当兵，总而言之，我想出去闯一闯锻炼锻炼。我和老爹老妈商议了一下，说想要报名参军，原以为要费很多口舌，没想到他们爽快地同意了我的想法，老爹老妈的心思我明白，我家因为成份小资老爹在工厂老妈在街道遭受了多年的政治歧视，我如果能当上兵家门口挂上“光荣之家”的牌子，就没人再敢政治上歧视我们了。至于我自己当年是怎么想的，只有我自己知道了。

在木器厂当一辈子木匠，我师傅臧俊尧就是我发展的极限了，而且，凭心而论，就是再干上几十年，我在技术上也追不上师傅，即使追上，又能怎样呢？我师傅是5级工每月工资60多块，他家住小山下木器厂宿舍，那是几趟土平房，一开门三间房住了三家，我师傅算大级工住东屋一间半，西屋一间半分成两家，两个中年职工各住一半，听说这三家人处的不够好，女眷相互之间别别扭扭。在车间里，我们家具车间和农具车间在一个大通屋里干活儿，40多人每天叮叮咚咚，不是凿眼就是刮刨子声，车间里夏天还好，可以打开窗户通风，一到冬天不开窗户，车间里总是尘灰弥漫，好几个人都得了肺结核。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年累月日复一日生活一辈子，我的确心有不甘，所以想着必须走出去飞出去，当兵，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972年初冬，前郭县的征兵数额创历史新高，因为林彪事件导致1971年征兵工作暂停，所以1972年前郭县一下子就征兵1000人，1000名新兵中还有10名海军潜水员。

当年木器厂适龄青年中就我一个人报名参军，因为家庭成分略高我对百里挑一的海军潜水员连想都不敢想，目标是陆军，只要能当上兵就算是心满意足了。陆军接兵的那位八连连长带着几个战士还特地到木器厂来看我找我谈话，说欢迎我到他们部队并许诺说，以我的条件到部队后就让我尽快转为文书，我心里很高兴，可到了体检时，武装部又通知我参加海军潜水员体检，我有点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原来八连连长来到木器厂见到我后，立即去工业局同负责征兵的同志打招呼说这个兵是我的了，当时海军接兵的梁排长正好在工业局看我们的入伍申请表，八连连长的话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特意看了一下我的申请表并向工业局的同志了解情况，遂决定让我参加海军体检，八连连长不同意，但梁排长亮出了上级指示精神——海军潜水员可在征兵对象中任意挑选，陆军须给海军让路。就这样，我参加了海军潜水员体检。海军潜水员按照当年的说法是“双特兵”，即特等政治条件特等身体条件，我家成分小资，体检血压130/90，有些偏高，属于政治不特身体也不特的那一类人。那梁排长为什么最后在武装部征兵办据理力争一定要把我接走呢？据说是梁排长在体检后突然到我家家访，见我当时正在家里看书，给他留下了好印象，所以才一定要我。

我和梁排长

海军的入伍通知书送到我家的时候，在我爹的工厂及左邻右舍间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我爹在前郭县砖厂历来被认为是出身小资本家，我家在文化街历来也遭受些政治歧视，就这样家庭条件的老王家二小子怎么就当上兵了？不仅当兵而且还是海军！当年我家东屋邻居叫刘洪祥，他有个堂弟叫刘洪亮是砖厂木匠，他到刘洪祥家来串门时就做出了一个大胆判断—王喜和的二小子不仅当兵了而且还是海军，那么可以说这个海军肯定不是好海军！很多年以后，阶级斗争、家庭成分这一套不再流行，但每当我想起刘木匠的上述精彩评论和他的天才想象力时仍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1972年12月，在我离开木器厂之前，木器厂木工车间的师傅们分两次和我拍了两张纪念照，平时不苟言笑的车间主任李树森也充满感情地说“工具箱里你用过的工具都带走吧，留个纪念”。刘守善书记说，“家里有啥困难就说话，每月一箱子刨花子待遇给你保留。到部队好好干，争取入党。”这就是刘书记对我的期望值，他知道我家成分是小资，在部队提干就甭想了。我到部队也是按照刘守善书记的提醒。服役期满后，不顾船政委欧大强苦口婆心地谈了三个多小时的诚恳挽留，仍然执意复员回老家----吉林省前郭县。

木匠手艺

从1970年12月到1972年12月，我在木器厂工作整整两年，这两年时间里，一开始近3个月在制材车间当力工，1971年9月在县委党校学马列1个月，被厂政工组借调工厂篮球队打球七七八八的大约加总有两个月，这样算下来，我真正在家具车间跟师父臧俊尧学木匠手艺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半左右。按照工厂的规定—木匠学徒期为三年，我只学了十八个月，所以在木匠手艺上充其量是个半拉子学徒。学木匠最关键的是制造木匠工具及使用这些工具的基本功，这两项基本功学差不多后，再学会画线看图，木匠手艺掌握得也就差不离了。实事求是地说，我当兵前在木器厂工作的两年中，什么私活儿也没干过，木匠手艺的真正运用则是在我当兵复员回地方工作的那段时间。

1977年3月8日我作为复员军人回到前郭县。当兵4年零3个月，回到家乡看到家乡街道的房子好像都变矮了；门前的柳树小时候觉得高大繁茂，我们常常在粗枝上拴绳子荡秋千的那棵柳树，树皮已斑斑驳驳，树枝也显得稀疏萧条；再看看老爹，刚刚65周岁却已须发全白牙齿几乎掉光，老妈虽然还能东走西走满街去买东西但精力也已大不如前；我当兵那一年妹妹才11岁如今长成16岁每年参加中学生运动会的大个子了，这是我唯一的一点安慰；整个家里里外外只能用一个”穷”字来形容，值钱的东西只有一辆我爹1962年买的沈阳生产的白山牌自行车，已破得快散架子了。我当兵四年一直住在船上，每到星期天常常和战友、老乡游览旅顺的风景名胜之地，旅顺的春天是满街槐树花香味儿，而前郭县一入3月，冬雪开始融化路上是满街泥泞；我在部队吃的潜灶，是和轰炸机飞行员一样的顶级伙食，回到前郭县又回到每天高粱米饭玉米面大饼子的时代，这个反差实在太大。头一两个月，各种不适应，心中充满痛苦惆怅，25周岁的我，只有一身力气和一颗准备改变命运的雄心。

雄心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先从我家的房子和家具改起吧。于是我从1977年6月工作分配确定后，就开始实施老屋改造和家具改造路线图。

我家的房子是一排六间的红砖房，建于1946年。建房时，我爹夏天烧砖窑冬天开杂货铺，是前郭县18家私家砖窑共同推选的带头大哥，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协会会长。我爹目不识丁盖房子时只求好看，六间红砖房外熟里生，即外墙用砖、隔壁墙用土坯，盖房时用的杨木檩子未挂椽子只在檩子上铺上苇子，30多年苇子已近腐烂，春天抹房时上人一踩都忽悠忽悠的；可能是当年老爹创业砖窑选址不当的缘故，我家盖房用砖质地偏松软，30多年来风风雨雨接触地面的几层砖已硝化腐蚀了有几公分深；屋子里的桌椅板凳柜子等等更是陈旧不堪……于是我决定从房子的维修加固做起。当年从哪里弄来了那么多的水泥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凑够了水泥和砂子后就从于家围子请来了6个瓦匠，干了整整一天供人家两顿饭和酒菜，房子的前后都抹上了水泥从外表看像新屋子一样。随后又对屋内的格局进行了改变。我们家住两间房，原来的格局一进门是锅台和一面带门的暖阁，暖阁里有一口不用的直接对北炕的锅台和对面的一口长条大箱子，大箱子是黑色的，里边装的东西乱七八糟；进里屋南北两个火炕，北炕一般不住人，炕梢有一口六抽屉的日式大柜，南炕与每日烧火做饭的锅灶相连，是我们家人睡觉的地方。这样的屋内格局差不多是东北人所居平房的标准配置。里屋一进门是一面挂满相框的墙，墙下放一张一头沉桌子和两把椅子，桌子上摆着老式座钟一台、两个很高的竹茶叶筒和一台老式的日产直流收音机；在我们睡觉的南炕炕沿上方有一根圆木横贯东西，嵌入东西两面间壁墙之间，那是个挂摇车的地方，我二姐、我和妹妹小杰都是在这个悬挂着的摇篮里长大的，它的好处是，我们三人长大后天生不晕车不晕船，这应归功于这个把我三人从小晃大的摇车。

我当时的改造计划是，把外屋暖阁里的锅台拆掉东西搬走，砌一面火炕，里屋原来的北炕全都拆掉，原来的里屋北墙到冬天常结厚厚的一层霜，我请来了于家围子王松祥堂兄，让他贴原里屋北墙砌一面火墙，冬天生炉子，北墙就变成了暖墙，把外屋的隔扇门拆下连同门框挪进里屋，原来隔扇门的位置砌半截墙与原来的墙平行，墙上装一扇能掀开通风的窗户。在1970年代东北的冬天动不动就零下30多度，从我记事起就有印象，冬天时的酸菜缸，水缸与缸贴着的部分会结厚厚一层冰，所以我决定在外屋门外接一个宽2米长4米的门斗，平日里可以储物，冬天算是给寒风直接吹入的外门加了一个隔离层。这一类的土建差不多花费了我足足两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我做了一个类似于木器厂家具车间所用的木楞，以之作为木匠工作台开始家具改造，其间的辛苦繁琐自不必细述。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每天干到深夜乒乒乓乓地制造了大量的噪音，最后的成果是，一张两头沉桌子、两张带扶手的椅子、一个高2.3米宽1.6米的大立柜、小板凳小椅子若干、折叠式吃饭圆桌一张和四个标准方凳还有暖阁小屋里的一个小衣柜和储物柜。多年来，我们家和东北许多人家一样，炕上铺的都是苇子编的炕席，我把北炕拆掉后，妹妹帮我把北炕拆下来的砖土一篮子一篮子地提到房后，在全屋重新铺了地砖。而南炕的炕席丢掉换成两张纤维板，刷上白油漆。为了增加屋里的亮度，我又将新做的两头沉地桌桌面也刷成了白色。新粉刷的白墙、满屋新家具和这些白炕面、白桌面让我们家一扫从前的晦暗，瞬间变得明亮起来。当我全身心投入到房屋改造和家具制造活动中时，我乐在其中不知疲倦，但当所有这些家具都做完，屋里为之一亮并隔三差五就有邻居的老大妈来参观并啧啧称赞时，我突然又感到十分的空虚，我想起了宋词中“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之类的句子，猛然觉得，我因为穷买不起房子和地，恐怕比求田问舍这样的境界还低，是啊，我的前途在哪呢？

我忙忙活活做的这一屋子家具，技术上粗糙不堪，充分暴露了我的木匠半拉子学徒本质，不过在邻里和亲戚圈里却是名声鹊起。我大姐家住长春姐夫当年只是小科级干部，收入低微，于是开始收集木料准备让我在得闲时到长春帮他打一房家具。而我二姐，那个1964年自愿要求下乡学习邢燕子侯隽的知青在我进木材公司工作时已是彻底扎根农村，生养了4个孩子，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贫困农村妇女，她第一个向我求助----让我利用在木材公司工作的便利条件帮她买盖房子木头，买够盖三间房用的芦苇。我1977年6月入职前郭县木材公司，被分配到政工组，我到政工组后的第一个月就让木材公司大院内车间内充满了鲜活醒目的标语，这当然得益于我写美术字的特长。木材公司的书记叫王跃东，是从木器厂书记位置上调过来的，就是1972年12月我当兵走后接替刘守善到木器厂当书记的那个人。我在木器厂人缘好有口碑，当兵复员一到单位就撞到了王跃东手下，王跃东对我自然是熟悉且信任。当同期复员分到木材公司检尺组的好朋友周永顺告诉我公司新进了一列车薪材的时候，我自拟了购木材申请书请王跃东批了盖三间房富富有余的薪材木材。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的薪材就是烧火材，基本是有点烂心的落叶松，4米长粗细不等的落叶松农村用来盖房子比上好4米的硬杂木原木质量好很多，但价格只是同类正常原木价格的十分之一不到，拉木材那天，我二姐夫在生产队借了三辆马车，装了满满三大车浩浩荡荡回卡拉木公社的两家子村。一路上有无数相遇的大车老板子询问在哪买的多少钱买的，当然还有些蠢人问怎么买的，我二姐夫一路上得意洋洋，脸上透着从来没有过的幸福表情。入冬之后，我二姐又来信说，盖房子木头有了，还需要一车芦苇。那时，前郭县西北方向20多里有个苇场。我请木材公司的一位老同志帮忙打了个招呼，我二姐的两家子屯来了一辆4匹套马车，车子已绑好架杆子，我骑自行车冒零下30度的严寒领马车去了苇场，苇场属国营，负责同志说你交20元钱就可劲儿装吧，能拉走就行。我记得二姐夫请来的那个精明的叫吴德贵的小个子老板子，狠狠装了一车把车都压翻了。芦苇买到家了，我二姐说还需要三间房的门窗用料，她手里有县知青办特批的购木材指标，我又到县“五七材料场”，恰好该材料场的木工张廷祥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张帮我选了大半天，挑了一色的红松门窗料。外行人不太了解，门窗料红松与椴木、白松等其他材料比起来，几乎是天上地下的关系。

翌年（1972年）4月，我二姐来信说，东北暖和了可以盖房子了，让我请几天假帮她打门窗。我当时在木材公司做政工，平时活儿也不多跟领导请了几天假，带上木匠工具去帮我二姐家干了4天做了两间房子的全部门窗。据说，在当地如果请农村的土木匠，这些活儿他们一个人差不多要干20多天，所谓的“一壶酒两盘菜三块钱”，每天吃在雇主家，按日收钱，所以没有人像我那样起早贪黑地干。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生产小队部的一个空屋子里支起大板凳刮料划线裁口时，常常有本村的木匠来扒着窗户往里看，我因为动作快，被他们口口相传成了机器人，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干活快的奥秘一是木料全是红松，质地软省劲儿；二是我的二刨子和裁口刨子都是当年我在离开木器厂前自己制作的，工具好用得心应手。

二姐的活计本来是三间房的门窗活儿，为什么变成了两间房的？我买木材和芦苇时都是按三间房的用料买的，怎么回事？我问二姐。二姐说，你姐夫因家里缺钱将木料和芦苇卖掉了至少三分之一，钱呢？可能是买吃的换酒喝了，我由此对这个农民二姐夫的精明赞叹不已。

在当年那些困难的岁月里，我家住长春的大姐和农村的二姐保持了经常性往来。比如每到过年之前，我二姐就到长春给大姐送大鹅、鸡蛋、粘豆包之类，而大姐则回赠苹果旧衣服等等。二姐家房子盖好后到长春大姐家串门，把我的木匠手艺狠狠地夸了一通，说我干活又快又好，我大姐于是和大姐夫商量想请我“五一节”放假到长春去帮她打几件家具，让二姐带话给我。我的木匠手艺本来不咋地，现在居然有人请我去长春施展，自然高兴，满口答应，结果，就是这次长春之行成了我命运的转折点，就我个人而言它的历史意义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

现在，我们可以把1977年3月复员回地方，1977年6月入职木材公司到1978年4月底看作是一个人生阶段。这一阶段我都干了什么？现在想来只是一个井底之蛙把自己居住的那个狭小枯井井底收拾改造一下而已----虽然这种努力对我本人来说似乎毫无意义，但却给老爹老妈亲戚朋友创造了老鼻子幸福感。

大约到1977年12月，我通过在木材公司半年时间的努力工作认真交朋友已成功地将我们家的饮食结构彻底改变----尽管那是一个买粮依然用粮本细粮限量，肉蛋鱼等仍凭票供应的年代，我们家的主食基本换成了大米白面，想吃肉也不受肉票限制了。1958年之前，我们家有6间红砖房和一个红砖高墙围成的有两扇黑木大门的大院子，1958年我爹下令拆掉砖墙，说那个大院子太扎眼，结果我们家的南院子凭空增添了一列水利局家属房，我们家的院子也成了敞开道路的一部分。我到木材公司工作刚两个月就从单位买了粗木条，按照我家两间房的距离自北向南围起了一个小院子，我还做了两扇木门，刷上蓝油漆。在这个小院的最南端我砌了一间仓房。在圈起来的小院里，我在战友宋国海和妹妹的帮助下挖了一个大大的菜窑，夏天用来贮藏香瓜（到木材公司后，单位每到夏天会派解放车到扶余县善友公社去拉香瓜，我们每人一买都是一大麻袋），冬天用来贮藏土豆萝卜白菜等。我在木器厂时，每月花4毛钱能买一车刨花子，到了木材公司就更夸张，这是国营物资供应单位，木材公司的职工每月4毛钱可以用加长的推车拉一车木头柈子，生火做饭冬季取暖都可劲儿用。对于我复员之后给家里里里外外带来的巨大变化，老爹老妈自然心满意足，在他们看来，美好生活已然在眼前展开。谁料想，我大姐让我去长春帮她打家具会陡生风云。

上大学

1978年4月30日，我应大姐之邀，带着一袋木匠工具坐火车去长春，初步计划给大姐家做一个衣柜、做一台一头沉桌子和两把沙发。

我大姐1958年入职吉林省女子篮球队，打了7年省队，1965年转业到地方，因为除打球不名一技被分配到长春市城建局勘测设计处，具体工作好像是记账员。转业同年结婚，大姐夫1953年过江参加抗美援朝，停战后集体转业到四川石油管理局，从四川调回长春，被分配到市政府人事局工作当个小科长。1970年文革尾声时走“五七”道路下放到九台县，后又调回长春市人事局，因为科长职务低，只在建政路分配了一个小两居，大概40多平米。大姐家里只有一个大屋摆一张双人床，一个小屋两张单人床上下叠起来，没有客厅，一间很小的厨房，一个仅容1人的厕所和一道狭窄的走廊，走廊上还放了一架我大姐从九台县带回来的木条订制的鸡笼子，里边养了四只母鸡。每天早晨我大姐都要摸一下母鸡的屁股看有蛋没有，晚上下班时赶紧回家捡鸡蛋，然后给四只鸡放风，到时间后再让我外甥或外甥女把鸡赶回鸡笼。这个建政路的小两居、健康成长的外甥杨一剑和外甥女杨珂以及每天差不多能下三个蛋的四只母鸡在大姐年富力强生活蒸蒸日上时期构成了她最幸福的回忆，2019年82岁的大姐在弥留之际，尽管已不能正常谈话表达，但每天都能听到她清晰地唠叨一句话“剑啊，珂啊，到点了，快去把鸡找回来圈进笼子！”。

下乡那几年，大姐和大姐夫虽然遭了点儿罪，但享受“五七”干部政策，用计划指标买了些木材。这些木材都被我大姐夫创造性放进了这幢二层楼的天棚里。因为这幢二层小红楼是起脊瓦房，因此天棚上成了我大姐家的诺大的材料仓库。我随着大姐夫上到天棚上，里边空间很大，通风良好，木材买来放这里阴干几年再打家具算是天然的晾材仓库。

我大姐夫是部队文书出身，不懂木材，人家说什么木材好他就买什么，我上去看了一下，绝大多数是水曲柳方材，而水曲柳是我们木匠最不愿意用的材料，因为与东北家具常用材榆木、松木、椴木等比较起来，水曲柳木质又硬又艮，难下铇子也不吃锯，打一个一头沉的写字台如果全用水曲柳，能把人累个半死。不过，我既然来了，这个活儿我既然应承下来了，就得硬着头皮干。我大姐夫先是借了一个大凳子做木工平台，勉强放在二楼的开放走廊上，我先画图然后下料，等料下完刚干了两天，就遭到当年刚刚9岁的外甥女杨珂的抗议，她说，我整天在楼上砰砰乓乓干活，一是影响她写作业二是太脏，弄得到处是木屑刨花子。于是我大姐夫小心翼翼地和我商量能否到楼下去干，楼下去干的意思就是让我到马路边上一颗大杨树底下去做木匠活儿，我答应了，但稍有不快，心想：在前郭县请木匠到家干活都把木匠奉为上宾，一定要小心伺候才行，哪有你们这样的，把我往马路上撵？对了，1978年时，买主食要有粮票，肉蛋鱼也是凭票还限量供应，所以，尽管大姐家的伙食一般，我丝毫没有介意，每天晚饭，大姐夫都拿出一瓶50多度的玉米烧陪我喝个三四两，每天喝到微醺，心满意足，上床睡觉。干到第4天的时候，我的老班长长春战友鲁顺到大姐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楼下马路边刮料，鲁顺看着我突然来了一句：“松奇，你咋还干这个呢？”我说：“不干这个干啥？”他说“干啥？你考大学呀！”我说：“咱这样的能行吗？”他说：“咋不行，我去年考了，打了220多分，差点没考上。”我说：“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当然，我敢骗你吗”。

我和鲁顺

几个来回的对话虽然平淡如水，我却像是被雷击中了一般。是啊，我这是在干什么？想起自己多年都一直有怀才不遇的想法，既然对眼前的一切不甘心，我为什么不重新选择一条道路？鲁顺在部队时和我住一间舱室，上下铺，他比我小1岁，却比我早当三年兵，我是老初一，鲁顺则是文革前的小学6年级底子。在部队我在船上当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管青年团工作的副政委）、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副组长（组长是船政委）、单位文化夜校校长，鲁顺是我主持的夜校里最积极的一个学员，他的一些文化知识还是我教的，他去年参考了、差点没考上，我要是参考，岂不手拿把掐？鲁顺啊鲁顺，你真是伟大，几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拨正了我的人生航向！于是，我决定收拾工具，晚上吃饭时我向大姐大姐夫宣布了我的郑重决定：你家的家具活儿我暂时不干了，我要回前郭县复习考大学。我大姐略带讽刺地说，“不干就不干，你就回家复习吧，看行不行。”

回到前郭县木材公司我立刻报了名，因为考大学报名事宜是政工组负责，我本来就在政工组工作，等于悄悄地自己把自己报上去，担心可能考不上，我和周边的同事叮嘱见到我老妈千万别告诉她我报名考大学了。怕她老人家一旦知道了会阻挠我，那就坏菜了。回到家里，我妹妹当年正值高二期末准备上高三，前郭县蒙中当年从高二学生中选拔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参加高考试考，我妹妹有幸被选中，她每天都拿回一摞厚厚的油印的高考复习资料在家里准备，这些资料既有文科也有理工科；我不敢说自己已报名，假装不经意地拿一些历史地理政治类资料看看，一次两次三四次后我妹妹就警惕起来了，说：“二哥老跟我抢啥呀，你还想考大学咋的？”我连连否认说，“不考不考，随便看看。”就这样有一个来月时间，下班后看看我妹妹学校的油印复习资料，在是年7月进了大学考场，最后的结果是我侥幸考中，我妹妹却差一分不及录取分数线而落榜。

我当年考中的学校是吉林财贸学院，那是1940年代创办文革中停办1978年才恢复本科教育的一般普通财经院校，上这所大学在现今90后、00后动不动就到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上学的学子眼里简直不足一哂，但对我这个只有初一教育背景的老三届来说，那简直是一场人生革命。我在1968年下乡，回城当工人、当兵、复员回地方总共干了十年之后才重新获得了一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个机会是战友鲁顺提醒我抓住的，而改变命运机会的信息是因为我有木匠手艺因为想用木匠手艺帮大姐省钱打家具期间偶然捕捉到的，捕捉到信息抓住打命运翻身仗的机会又靠的是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12年不间断的顽强自学及自学形成的较雄厚文史哲知识的积累，1978年上了本科后我又在大学校园里连读10年，连拿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最后，由一个小木匠变成了一个教书匠，虽然也没出息到哪里去，但至少干的是自己喜欢干的事。

1978年10月，在即将去吉林财贸学院入学报到前，前郭县木材公司的领导说，“去年，我们公司财务室考上一个郑凡影，今年政工组的松奇又考上了大学，看来我们木材公司风水不错呀！”他的话让我反思，1977年首次招考大学生时我干啥去了？怎么好像一无所知，后来我在自己的影集里还看到了木材公司全体同志欢送郑凡影上大学时的集体合影，我自己明晃晃地就在那个欢送的人群里，我怎么就没对上大学走过一点儿脑子？而1977年6月至1978年10月这16个月木材公司的工作怎么像梦游一样，整天就想着家庭建设、想着改善家庭生活、想着怎样和木材公司那些中层的朋友们吃饭喝酒，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干的想的都是些没出息的事，差不多是荒废了16个月的大好时光。要不是1978年“五一”节去长春打家具，要不是老班长鲁顺的刺激性提醒，我也许就浑浑噩噩一辈子了，而我当年工作过的木器厂和木材公司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关停倒闭。回望过去，庆幸自己在人生的各个关口都有贵人相助，甚至在2000年年底突发重疾，自主呼吸已无，心跳一分钟不到一次，生命体征已消失的情形下仍能起死回生。

很多年前，我在云南腾冲买了个农家院，从北京买了些木匠工具，连同我在木匠厂时留作纪念的斧锯等都带去了腾冲，试图在休息时干点木匠活儿当作锻炼身体的手段，可是我绞尽脑汁居然连怎样做四脚八炸的小板凳的方法都忘了。

现在我已退休6年，我特别想找个时间回老家前郭县看看木器厂当年一起进家具农具车间的学徒还有几人健在，让他们再给我讲讲怎样做四脚八炸板凳、怎样抠铇子等基本技能，因为我打心底里还是再想当回木匠。如果我的木匠手艺能恢复六七成，我就自己动手在腾冲院子里盖个木屋，证明我是个合格的半拉子木匠。

（完稿于2021年2月27日）